一、导 言
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底层社会的问题逐渐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而中国学界对底层问题的关注是在两种不同的路向上展开的:一种路向是以社会学家为代表，从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层的视角提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规模的底层社会的浮现以及底层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孙立平、李强、沈原，1998；孙立平，2002；李强，2000)，但这种关照的落脚点主要还在于"分层"而非"底层"；另一种路向则是，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知识界开始引入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和印度底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理论和概念分析工具，并运用这些理论概念分析解释中国的底层现象。然而，底层研究的这两种学术路向之间并没有必然关联，前一种路向从社会分层、社会不平等的意义上关照"底层"，主要关注点在于宏观的分层结构，而后者则从抗争性政治和反抗性策略出发更关注微观的行动逻辑。但底层研究的这两种学术路向及其观看底层社会的不同视角为我们理解中国底层社会的问题提供了重要基础。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底层研究的后一种学术路向内部，印度底层研究和斯科特的研究都自成体系，几乎没有实质上的对话和交流[1]。而且，虽然斯科特和印度底层学派的理论几乎被同时引入中国知识界，但二者却有着不同的知识境遇。一方面，对于斯科特的"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 、"道义经济"(moral economy ) "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隐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Scott，1976，1985，1990）等概念工具的理解和运用，在中国知识界已经形成相对统一的认识（郭于华，2002、2007；于建嵘，2004、2008a；折晓叶，2008等），并且这种"共识"随着斯科特本人与中国学界的直接而深入的对话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参见王晓毅、渠敬东，2009）。另一方面，中国知识界内，不同学科对南亚底层研究学派的关注和运用则明显不同。文学主要关注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历史书写（writing）和话语（discourse)表述 (刘旭，2006；陈义华，2009)，历史学对印度底层研究秉持的方法论、历史观以及女性主义主题更为强调（张旭鹏，2006、2009），而政治学和社会学更倾向于将底层研究的概念理论化为分析工具以及将底层史观拓展为经由微观底层个体切入宏观社会结构的"底层视角"（应星，2007；郭于华，2008a；张海东、王庆明，2009）。印度底层研究者试图从民族主义精英和殖民主义精英合谋的历史编纂中拯救底层历史的努力，在知识进路上表现为他们一开始就试图对西方学术话语进行本土化的改造，在西方为主位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印度底层研究构成了一个显眼的"异类"，对嵌生于西方中心主义思维中的社会科学构成了重要冲击。而对于"共享"移植性品格之知识背景的中国社会科学而言，本土化和自主性同样是中国知识界的使命与担当。但与印度知识界以殖民主义的知识宰制为预设的知识情景不同的是，中国的底层问题不是"历史问题"而是关涉到社会公正与社会稳定的"现实难题"。而与印度底层在历史叙述中的话语缺失相似的是，在中国的现实当中，社会底层同样无法挣脱"被表述"的命运。由此印度底层研究者逆历史纹理来发现并重写底层历史的努力和中国学者试图"倾听底层的声音"（郭于华，2008b）的诉求在理论关怀上是共通的。
由此，我们不得不直面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将处理印度底层的"历史问题"的理论框架运用到处理中国底层的"现实问题"中来？抑或说如何将中国学术界底层研究的两种学术路向统合起来？这不仅关涉到如何从"底层史观"到"底层视角"过渡和转换的问题（王庆明、陆遥，2008），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有效实现将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作为学术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性资源，以达至底层研究的两种路向的融合。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得不反思：既然中国现实中底层群体的话语缺失和印度历史中底层缺席的命运何其相似，那么作为研究者我们应该如何对此保持一种必要的反思性？印度底层研究在此方面到底对中国底层研究有何启发和借鉴？中国当下的底层研究的误区究竟在什么地方，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又该如何超越？
在这样的问题指向下，我们有必要对印度底层研究的基本进路进行知识社会学的检讨。鉴此，我们这里主要追问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印度底层概念的涵义以及界定底层概念的知识依凭与社会基础为何？其二，印度底层研究关注的基本问题是什么？其三，印度底层研究学派主要采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分析问题，这种分析又面临哪些批评？尔后，我们试图思考，中国知识界除了对印度底层研究的理论和知识的借鉴外，是否更应该反思我们提出问题的方式？知识的借鉴外，是否更应该反思我们提出问题的方式？
二、 "底层"概念的厘定：社会基础与知识依凭
印度底层研究兴起于1970年代末，它源于一些南亚印度知识分子对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形塑下的精英主义史观的反思与批判，对此贡献最大的当属印度加尔各答社会研究中心。该中心在20世纪80年代初是当时少数几个在大学体系之外设置的专门研究机构。此机构最初由来自印度、英国和澳大利亚的8位研究者组成，除了首创者印裔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古哈（Ranajit Guha）年近花甲外，其余几位研究者皆为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这种独特的人员结构是"底层研究小组"（Subaltern Studies Collective）[2]的特征之一。1982年底层研究小组的一组研究南亚农民社会的著作以总题《底层研究》发表，到2005年已陆续出版了十二卷本的《底层研究》。底层研究团体在学术场域的影响也由历史学逐渐渗透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空间上的影响也由南亚扩展到欧美、拉丁美洲和东亚等地，并且对西方为主位的社会科学的话语结构和理论定式形成了重要冲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该研究小组被称为"底层研究学派"。
底层研究学派对中国知识界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随着底层研究学派著作的译介以及该学派成员对中国的访问而日增。虽然国内已有针对印度底层研究的综述（陈燕谷，2005；秘舒，2006；王庆明、陆遥，2008；陈义华，2006；张旭鹏，2009）亦有从底层抗争视角进行的述评（陈鹏，2009；徐小涵，2010），然而既往这些学者的努力多从文本出发，尽量翔实地梳理底层研究的文献，本文试图从问题出发来勾勒底层研究的基本进路，并在此基础上追问底层研究的问题指向和理论抱负。而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首先需要对"底层"这个概念作一清晰的厘定和系统性的分析。
底层研究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武器就是"Subaltern"，对"Subaltern"的中文译法有"底层"、"下层"、"底下"、"属下"、"从属"、"庶民"、"贱民"等等[3]。此概念是印度底层研究者从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那里借来的，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使用"底层阶级"（Subaltern class），并指出资本主义对底层的支配需要在文化上得到底层的认可。然而葛兰西并没有对底层的概念给出一个清晰的理论界定，只是在《意大利历史笔记》一节里提出六点纲领性的规划："1.在经济生产领域的发展和变化的作用下，底层（庶民）社会集团的客观形成；它们在数量上的扩散及其与早已存在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渊源关系，它们在一段时期内保存着这些集团的心态、意识形态和目标；2.它们积极或消极地加入统治政治阶层，为了坚持自己的要求而试图影响这些阶层的纲领，它们所作的这些努力在分化、改造和新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3.旨在保住底层（庶民）集团的首肯并维持对它们的控制的统治集团的新政党的诞生；4.为了坚持对部分有限地位的要求，底层（庶民）集团自身所造就的阶层；5.那些维护底层（庶民）集团自治权（在旧体系内部）的新阶层；6.那些维护整体自治等等的阶层"（葛兰西，2000：34）。印度底层研究学者试图以葛兰西的理论及其设想作为推进底层研究的指引，古哈在《底层研究》第一卷的序言中就指出："我们无法期望本系列的文稿哪怕只是在些微的意义上能够与安东尼·葛兰西在其《意大利历史笔记》中设想的六点规划相比拟"（古哈，2005a: 1）。但他们确实是力图贯彻葛兰西的思想理路。
对于葛兰西的底层概念，底层研究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查特杰（Partha Chatterjee）[4]认为，他是在两个层面上使用"底层"这个概念的。其一，用做产业无产者的代名词。葛氏强调的是资产阶级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不单通过国家机器强行获得支配地位，而是把市民社会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制度转化为对整个社会的领导权，这种领导权甚至是在底层阶级认可的过程中得到的。其二，葛兰西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讨论底层阶级问题的。他指的是在以阶级分等级的社会里，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和从属阶级之间更一般的关系。葛兰西对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对农民的文化、信仰、实践活动以及政治潜力的否定和不予重视的态度持严厉的批评立场。与这种态度相反，他在札记中谈到农民的宗教信仰和实践的独特性质、它们的语言和文化产品、它们的日常生活和斗争，并谈到革命的知识分子研究和理解农民的必要性；他也着重指出了与统治阶级的整体性的、独创性的和具有活力的历史动力机制相比，破碎的、被动的和依赖性的农民意识的局限。正是基于对葛兰西"底层阶级"概念的这两点判断，印度底层研究学者在因应印度历史状况的前提下对葛氏的底层概念提出了修正。
古哈在《底层研究》第一卷的序言中指出，用底层这个词"指南亚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下层的总称，不论是以阶级、种姓、年龄、性别和职位的意义表现的，还是以任何其他方式来表现的"(Guha, 1982:ⅶ)。古哈在《论殖民地印度史编纂的若干问题》一文中又对"底层"、"精英"和"人民"的概念作了进一步的说明。"精英是指外来的和本土的有权势的集团。外来的势力集团包括所有的非印度人，主要指英国殖民政府的官员和外国企业家、商人、金融家、庄园主、地主和传教士。本土势力集团包括在两个层次上发挥作用的阶级和利益集团。从代表印度层次的意义上来讲，他们包括那些最大的封建权贵、工业及商业资产阶级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以及那些进入官僚政治最上层的新的本土成员。从地区和地方层次的意义上来讲，他们代表的阶级和其他的构成，有属于前述的代表印度层次的势力集团，或是虽然属于社会等级次于那些代表印度层次的势力集团的成分，但却是按照后者的利益行事，而并不体现他们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真实自我利益"（古哈，2005a：10）。古哈也意识到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后一种精英的构成是多种多样的，并由于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他们在不同的地方构成也不一样。同一种阶级或社会成分，按照上述定义他们在某一地方属于掌权势者，而在另一地方可能属于被统治者。这可能并且也的确造成了在社会立场和联合问题上的一些模糊性和矛盾"（古哈，2005a：10）。
在对精英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古哈直接对底层的概念范畴进行了厘定："包括在这（底层）范畴内的各种社会群体和成份，体现着全体印度人与所有那些被我们称为'精英'的人之间的统计学上的人口差别。"那些在特定的环境下为"精英"办事而被划分在地方或地区层次的势力集团内的较小的乡绅、破落的地主、富农和上中农也被古哈列入底层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古哈指出其使用的"人民"与"底层"在词义是相同的（古哈，2005a：10）。在笔者看来，如此定义的"底层"与其说是具有分析工具意义的理论概念，毋宁说仅仅是描述性的人口范畴。
古哈对底层概念的界定以及对这个概念的补充说明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也是根本的一点，古哈是根据"精英"来界定"底层"--和精英之间的统计学上的人口差别，换言之，不具有精英特质的人就可以称为底层，即除了精英都是"底层"。这种以精英为参照的简单二分的界定，逻辑上忽视了底层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质和自主意识，虽然这是底层研究者自己"宣称"并信守且力图证明的，可以说古哈无意中又跌入了精英主义话语预设之中，单就概念的界定而言，范畴上既不周延，逻辑上亦不严整。其二，这种对概念界定的模糊性--当然这一点被古哈自己所承认，尤其是将那些与精英关系暧昧的地方势力集团也囊括到底层概念的范畴之中，即使底层研究者证明了其所谓的"底层"在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运动中具有政治性、自主性，这同样也可以被视为民族主义精英的动员--在一定条件下这些地方势力集团为精英工作，这为民族主义精英将底层的自主性转述成其自身的"能动性"留下了口实（王庆明、陆遥，2008）。
其实在底层研究学派内部，也有学者对底层概念的界定提出了异议。查特吉（2001）指出，"底层这个概念作为一种活跃的历史动因。对底层历史的深人研究表明，底层既在殖民统治和民主主义政治的领域之外，又在它们之内。就'之外'而言，它保持了自主。但它也进人了那些领域，参与到它们的进程和制度之中，并因此改变了自身。"有论者也指出以往底层研究者尤其是古哈对底层的界定是从"权力"关系即"统治-被统治"或"治理-被治理"的维度展开的。这恰恰是底层概念的范畴模糊不清的根由，底层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若以掌控权力与否来界定，那其范畴自然会既可能包含剥削者亦可能包含被剥削者，而取舍的标准就是从社会、文化和政治角度看个人是否处于"统治地位"。由此他们提出在权力维度的基础上,应该加入阶级分析的视角以避免将剥削者归入底层范畴这种错漏（萨夫里，2007）。
对于最初的底层研究而言，底层概念范畴的模糊似乎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这并不代表他们研究主题和理论指向的模糊性。以历史学家为主导的底层研究小组在1980年代关注底层历史记述和话语的缺席，而这种缺席在精英主义的历史编纂学那里并不构成问题，因为无论是殖民主义精英还是民族主义精英都认为底层并不具独立的意识更奢谈政治的独特性了。由此印度的近现代史就构成了殖民者治理的历史和民族精英在殖民主义框架下动员民众抗争的历史。偶有关于底层的记述也是作为历史的"污点"而非"正史"（good history）存在的。这与福柯关注的"历史的无名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当福柯某一天坐在国家图书馆阅读18世纪的拘留纪录时发现，只寥寥几句就展现了一个完全微不足道的悲惨生活，而其他普通的千千万万的存在者往往在历史上根本没有留下一丝痕迹。而在历史上偶有踪迹的普通人也多是与当时权力反抗后的负面记述。对于这些普通的身份复杂，无所不包，以至难以命名的，在历史上曾真实存在而又没有痕迹的人，福柯只好称他们为"无名者"。福柯认为自己应该担当起一个"历史的重任"，就是收集无名者稀少的残迹，并努力将这些残迹聚合在一起，创造一部描述这些面目不清的人的"传奇"（福柯，1999）。
与福柯试图创建无名者的传奇相似，南亚这些底层研究者则试图摆脱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形塑下的精英主义框架，并重建自己民族的历史，而这种历史的重建是以努力"发现"和重新"书写"殖民统治时期底层民众反抗历史的政治性为突破口的。同样的，底层研究者采用了福柯对微观权力系统的分析理路并"以掌控权力与否"来划定底层概念范畴的边界，尔后又将之运用到对底层抗争行动逻辑的分析上。
综上所述，印度底层研究学派对底层概念界定的社会基础和知识依凭都表现出鲜明的立场和特征。首先，从社会基础来看，1980年代的底层研究者对底层概念界定的社会基础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共谋的精英主义的历史记述，所以古哈等学者将底层的范畴界定为"与精英的人口统计上的差别"，在这个意义上普通民众或"人民"就是底层的同义词；另一方面，1980年代印度底层民众的社会运动开始呈现出独立议程的特征，但这种现象仍然被精英主义的话语方式所遮蔽。所以如何重新理解"底层"的历史地位就成为重构印度殖民统治时期民族历史以及重识当下底层行动的一个基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底层被界定成了除了精英之外的人。当然一如精英界定的模糊性一样，底层的界定也随之模糊起来。
再则，从底层界定的知识依凭来看。关于《底层研究》的知识谱系很多评论都习惯地将底层研究置于三种"后学"（post-ism)--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框架之下来理解。底层研究确实受到法国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对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印度底层研究小组对赛义德（Edward W. Said）的东方主义理论图示的发挥和拓展。而单就"底层"概念的界定而言，印度底层研究以掌控权力与否为标准，采用"支配--被支配"、"治理--被治理"的权力分析模式来划定底层概念的范畴，这里我们更多地看到了福柯的知识谱系。然而，从底层研究的脉络之中我们也能看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痕迹。除了被冠之以"西马"或"新马"之名的葛兰西对底层概念以及底层研究理路的直接影响外，马克思、毛泽东的思想，以及克里斯托夫·希尔（Cdristophef Hill）、汤普森（E．P．Thompson）、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对南亚底层小组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5]
对于《底层研究》为何没有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模式贯穿期间，其原因除了底层研究内部的"自由松散"以及仅仅发表大家共享的知识观念外[6]，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古哈等底层研究者试图与印度左翼尤其是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划清界限。因为印度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民族主义精英的立场十分近切。所以《底层研究》最初的使命之一就是质疑和批判印度主流马克思主义中强势的民族主义观（查特吉、陈光兴，2000：22-23）。虽然南亚底层研究小组与印度学院派马克思主者有清晰的界限，但并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底层研究的影响。
在厘清了底层的概念以及界定底层概念的社会基础和知识依凭之后，我们需要思考，印度底层研究学者因应当时的社会基础并以权力分析的知识谱系来界定底层的概念，其背后到底要关注什么样的问题呢？
三、底层的政治性及其来源：方法论与认识论的双重困境
面对殖民主义精英和民族主义精英系统的、完整的历史记述，南亚底层研究学者只能从历史的缝隙中来捕捉或窥见底层的痕迹。底层研究者试图站在底层的立场对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批评，这需要将底层确立为历史主体，并必须证明底层民众在历史进程中的自主性。所以查特杰在回顾底层研究的发展历程时指出：最初底层研究都把焦点集中在两个主要的问题上。第一个问题是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精英的政治目的和手段与底层阶级的目的和手段有何不同。第二个问题是底层意识的自主性（查特吉，2001）。
南亚底层研究小组一再强调，其所关注的底层问题并非是他们建构出来的而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底层研究小组的领军人物古哈指出："印度民主主义的史学研究长期被精英主义主宰着，这种精英主义包括殖民主义者的精英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精英主义。它们都是英国在印度统治的思想产物，可它们却在政权的更迭中存在下来，并分别被吸收到英国和印度的新殖民主义者和新民族主义者的言论中......这两种形式的精英主义者都带有这样一种偏见，即把印度民族形成以及在此过程中渗透着的意识--即民族主义--发展完全或者主要归结为精英者的成就"(古哈，2005a：3)。殖民主义精英以"刺激-回应"模式来诠释印度的历史，而民族主义精英在凸现所谓"民族性"的历史书写中着力强调民族精英对殖民者对抗的一面，而尽力淡化二者的"合谋"，与此同时在处理与底层的关系时则又强调自身作为"现代化"的推动者而底层成了无意识的命令执行者，由此轻描淡写对底层的剥削和压迫并试图忽略底层的自主性（王庆明、陆遥，2008）。这种精英主义历史观在印度获得民族解放之后仍然存续。1970年代英国剑桥的史学家和印度德里的史学家展开了一场关于南亚史研究的重要讨论，"前者认为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试图通过少数印度精英来获取权力，这些精英使用传统的种姓和种族的力量动员大众反对英国的统治。后者则谈及殖民开发的物质条件如何为印度社会不同阶级结成联盟创造了基础，以及民族主义的领导是如何激发和组织了大众参与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古哈指出，双方的观点都是精英主义的，前者代表了殖民主义精英主义，后者代表了民族主义精英主义。双方都假定民族主义完全是精英行动的产物。在任何一个叙事中都没有底层阶级独立政治行动的地位"（查特吉，2001）。这场争论本身仍然囿于精英主义的窠臼之中。此种争论背后双方共享的一个基本预设是底层民众的行动逻辑本身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政治议程，由此，如何证明底层政治性的存在就构成底层研究者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以有论者指出底层研究遵循着一条并不十分清晰但又的确存在的线索展开："通过（有着殖民地经历的）民族国家内部历史研究中的'底层史观'对精英主义的反抗，折射出殖民地本土学者对殖民者世界学术霸权的抗拒，将资本主义世界（包括经济、政治和学术）体系中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转而用民族国家内部历史的形式表达出来"(李里峰，2002)。
在殖民地时期最为广泛的底层民众抗争形式就是农民暴动或曰农民起义（insurgency），在南亚底层研究者看来城镇地区工人和小资产阶级参与的大规模的历史抗争也是从农民暴动的范例中发展而来的（古哈，2005a：7）。所以，《底层研究》的早期文章在理解底层作为他们自己的历史主体中，确立了反抗在历史运动中所占的核心位置。（达斯，2005：257）然而对于近现代印度底层民众的反殖民主义抗争行为，殖民主义者视之为一种愚昧无知的暴民的"骚乱"，民族主义者认为此种行为是在民族精英的政治动员的框架下发生的，底层民众自身并不存在独立的政治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殖民主义精英和民族主义精英都将底层民众的抗争视为一种"前政治性"和"非政治性"的行为。为了证明底层民众的政治性的存在，他们往往将底层民众的抗争史作为研究对象。所以，最初底层研究学者都将"农民参与民族运动"作为共同的研究领域，并且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试图表现底层政治的自主性上（查特吉、陈光兴，2000：20-21）。
从一般意义上强调底层的历史主体性似乎并无新意，因为官方正式的历史记述从来都是和权力紧密相联的，在这个意义上的官方历史就是中国史家所说的"王侯将相"的大历史。美国著名政治学、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也指出，在绝对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历史纪录和档案中，几乎从不提及作为低下阶层的普通农民，除非他们的行为对国家构成威胁。底层农民往往只作为征召、粮食生产税收等方面的匿名贡献者出现在统计数字中。作为历史的无名者的底层农民他们确实很少能够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活动。（斯科特，2007：前言1-2）
但在1970年代末的南亚，以底层研究为志业的印度史家的特殊使命在于，他们试图从底层，从农民起义的角度来重建殖民地时期的历史。通过证明殖民地时期底层民众抗争行动的政治性和独立性来冲破殖民主义精英与民族主义精英共谋的历史写书规范。虽然精英主义的历史记述和当代的话语表达都无视底层政治的存在性与独特性，但与此同时，印度社会政治上已经出现了底层阶级的运动，整个1980年代印度的政治格局客观上确立了底层阶级政治团体的独立地位。与早期这些团体与民族团体结盟不同的是，现在他们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团体（查特吉、陈光兴，2000：22）。然而，要证明底层的政治性及其特殊性必须首先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在殖民统治时期，底层群体的政治目标和手段与殖民主义或民族主义精英有何不同？
在斯皮瓦克（G.C.Spivak）看来这是一项悖理的历史课题，因为在汗牛充栋的历史记载中根本找不到关于底层抗争的正面的（positive）或实证性（positivist）的记载，既没有底层的证词、回忆录、日记，也没有官方的记录（斯皮瓦克、怀南特，2005：140）。此种现实和历史状况意味着，底层研究在证明底层政治性及其独特性的过程中，不仅要否思"底层无政治"这一认识论难题，同时还不得不面对如何从碎片化的历史痕迹中重构底层历史地位的方法论困境。底层研究者认为，虽然关于底层民众抗争运动的历史文档和证据都是按照殖民者的意志来记录的，但同时这种记录也是以另一方即造反者的意志为依据的，而从精英主义的历史记述中寻找造反者的意志的痕迹就是突破这种方法论困境的前提。
1983年古哈在《底层研究》第二卷《漫谈反起义》（The Prose of Counter-Insurgency）一文中提出了阅读精英主义历史档案的一种方法，即"底层史观"的方略。古哈将精英主义书写的历史文档称为"反-起义"（Counter-Insurgency），并且将这些历史叙述和话语按时间先后顺序和与官方观点的亲密程度分为三种形式的话语：主话语，次话语和亚次级话语。官方对农民起义的直接的解释则被视为"官方话语"，官方的调查报告、回忆录等形式的历史叙述则被古哈称为"次话语"，而跟官方话语没有直接关联的，在事件发生后由历史学家整理记述的原始样态的数据等历史书写则被视为亚次级话语（Guha ,1983a:3-4）。古哈这种逐层拆解精英主义历史叙事重读历史的方法确定了底层研究的方略和基调。他们试图在官方话语的叙事背后读到不同的"故事"，进而把被精英话语遮蔽的底层历史还原出来。
这种底层史观的研究方略得到了底层小组内部成员的贯彻和发扬。作为底层研究团队的早期成员之一的迪皮斯·查克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在研究1890至1940年加尔各答黄麻工人的行动逻辑时，面对底层缺失的历史，他主张："首先，对于那些常常被用来重组工人阶级状况历史的统治阶级文献，既可以从它们所说的方面，也可以从它们'不言的'方面来理解；在理解它们不言的方面时，不能止于纯粹的经济因素解释--尽管经济因素无疑重要--还必须置其于工人阶级的文化领域"（查克拉巴提，2005a：12）。从统治阶级文献记载的"不言的"方面来捕捉底层痕迹与古哈对精英主义历史分层级的阅读可谓异曲同工。也只有用这种方法来重新阅读历史才能"聆听"到底层的"历史的细语"（古哈，2005b:338-351）
在解决了底层研究的方法论困境之后，底层研究小组不得不面对一个重要问题，即若欲证明底层群体政治性和自主性的存在必须首先要回答，底层群体的政治自主性的来源是什么？"《底层研究》的历史学家们提供的答案是：底层意识的独特结构塑造了底层政治。底层意识由从属阶级的经验发展而来，从抵抗日常的奴役、剥削和剥夺的斗争中发展而来，用以维持底层群体的集体身份认同"（查特吉，2001）。
虽然，南亚底层研究小组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底层历史记述匮乏的方法论难题，但是面对当下正在发生的底层的日常行动，他们并没有提供一套可行性的研究方案。如何面对当下的底层？如何倾听底层的声音？以及如何开放底层发声的空间？是否要等到底层的行动成为历史--等到民族精英的历史书写对之描述定格以后，我们再回到底层缺席的精英主义的历史缝隙中去窥见或重塑底层的历史形象呢？这种被动的、无奈的逻辑的再生产本身就是对底层历史的一种漠视和歪曲，而基于此种逻辑的对底层历史的描述或重构，是否真的是在表述底层还是底层学者在无意中诠释底层之难逃"被表述"的命运（王庆明、陆遥，2008）？这种疑问实则再次切中了底层研究小组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难题：即底层自身到底能否发声？以及如何从精英主义的历史书写和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下拯救历史？
四、如何拯救历史：从底层史观到复线历史观
从1982年《底层研究》第一辑出版到现在的近30的过程中，《底层研究》一直面临着重多的批评，也正是这些批评使《底层研究》及其成员声名鹤立并继而以这一刊物为阵地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学派。底层研究者如何拯救历史与如何回应针对其拯救历史方略的批评实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这些批评质疑中最关键的几个问题是：首先，底层人能否发声？其次，如何从底层的碎片化的历史痕迹中构建整体性形象？最后，以民族国家的框架来重构底层的历史是否可行？
（一）底层人能发声吗？
1985年斯皮瓦克发表《底层能否发声？》（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一文"标志着她自己的、不同于'底层研究小组'的底层人研究的开始"（陈永国，2005）。换言之，斯皮瓦克是以对底层研究小组批评的方式加入到底层研究的行列之中的。斯皮瓦克的"底层能否发声"这个问题关涉到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作为整体性或曰总体性的"底层"能否表达自身的立场？第二个层次是，作为性别化的底层人或曰底层中的女性是否在底层"独立性"的言说范畴之内？
就前一个层次的问题而言，斯皮瓦克遵循马克思强调"小农不能自己代表自己"的逻辑，认为底层不能言说或不可言说，是因为底层被深嵌于两种结构之中:一是社会化资本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结构，再则是帝国主义法律和教育的知识暴力所划分出来的封闭地区的边缘结构。如果不突破帝国主义在知识、社会和学科中深嵌的知识暴力的型塑，那么文盲的农民、部落人、城市亚无产阶级等最底层的男男女女们就无法真正表达自己的声音。面对这种结构，虽然很多印度知识分子都宣称为底层立言，但在斯皮瓦克看来，"有些印度精英充其量是为对他者的声音感兴趣的第一世界知识分子提供情报的本土告密者"（斯皮瓦克，2007a/1985:102-103）。她之所以说"底层不能发声"是因为，政治主体性的问题不能通过将底层浪漫化而得到解决。在已然定型的权力结构中，"主体的生产"是异常复杂的，将那些缺乏组织性的底层的抵抗归于底层性（subalternity）的范畴是忽略了组织性边界（margin of organizability）的建构意义。在斯皮瓦克看来，古哈等人坚持底层自主性和政治性的浪漫主义主张是对后帝国主义时期的权力结构的漠视。斯皮瓦克遵循福柯的--"权力是人们必须加诸于复杂的关系结构之上的名称"--理路，认为在这个意义上底层就是某个位置的命名，它与产生有组织的抵抗者的世界如此疏离，以致让他说话就像是果陀乘坐公共汽车而来一般（斯皮瓦克、怀南特，2005：243-245）。
就后一个层次的问题而言，斯皮瓦克指出，"在底层阶级主体被抹去的行动路线内，性别差异的踪迹被加倍地抹去了......在殖民生产的语境中，如果底层阶级没有历史、不能说话，那么作为女性的底层阶级就被置于更深的阴影之中了"（斯皮瓦克，2007a:107）。除了斯皮瓦克的批评之外，卡马拉·维斯威斯瓦兰（Kamala Visweswaran）也指出，"如果底层（庶民）和精英是作为一对反义概念出现的话，那么这种对立本身就会由第三个概念"女性"的介入而被打破。就底层（庶民）和精英是取象于男性形象而言，它们之间的对立就不仅是基于对方而产生的，而且是相对于'女性'而形成的......底层状况中的这种性别化了的关系意味着，对于民族主义思想意识中名义上的男性主体来说，女性就是底层（庶民）"（维斯威斯瓦兰，2005：356）。由此可见，即便底层人能够表达自身的立场，而作为被性别化区隔的底层女性也不在这种独立性的言说范畴之内。斯皮瓦克这里并不是要求底层研究小组实现能将妇女提升为历史中可见的能发出声音的人物的艰难使命，而是认为有必要或曰必须将妇女作为结构性的问题提出来（斯皮瓦克，2007b:155）。
虽然很多评论者对斯皮瓦克的《底层能否发声？》一文带有明显的误读，但斯皮瓦克在1999年出版的《后殖民理性的批判》（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一书中还是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并认为底层人不能说话是一种激动的情绪性表达和失策性的评语（Spivak,1999：308）。然而，必须肯定的是，对底层研究的这种发问和责难 "逼迫"着以古哈为核心的底层研究小组对自身研究理路的省思和推进。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底层人能否发声"这一质疑还是在更宽泛和更一般的意义上对底层研究小组强调底层之政治性和独立性的质疑，而"如何从底层的碎片化的历史痕迹中构建底层的整体性形象"的发问则是更直接地指向了底层研究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的问题。
（二）如何从碎片化的历史痕迹中构建底层的整体性形象？
底层研究小组要实现从精英主义的框架下拯救底层历史的抱负，首先要面对的是如何解构精英主义的历史编纂，而后才是如何从底层的碎片化的历史痕迹中构建底层的整体性形象。在这里"建构"底层的历史是以"解构"精英主义的历史记述和书写为前提的，与"解构"历史的抱负和激情不同的是，"建构"历史则面临更多的困难--底层研究者始终要面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双重难题。南亚底层研究的"精神导师"葛兰西也曾特别指出，底层集团的历史必然是支离破碎的，而关于底层历史的资料也必然是难以捕捉和收集的，但底层历史的独特性对于抱持整体性历史观的历史学家而言其价值和意义也是不可估量的。（葛兰西，2000：36-37）。葛兰西的这种关切和忧虑也被南亚底层研究者承袭下来。
对于碎片化的底层历史，迪皮斯·查克拉巴提在追溯"底层的往昔"（subaltern pasts）时将其归入"少数族群的历史"（minority history）范畴 ，所谓少数族群一般是被排除在国家历史之外的族群，他们的历史并不被纳入到主流的历史叙述之中，这样的历史在发展初期往往具有反抗的性质，并以对立的方式出现，且最终作为对正史的补充而得以延续。然而查克拉巴提此处使用的囊括底层在内的"少数族群"的概念，其意指"少数"的"minority"和与之相对应的意指"多数"的" majority"之间并不是基于人口数量之上的自然差别。它们分别指在历史书写和权力结构中的"次要"和"主要"地位。在以往精英主义的历史编纂中，把少数族群的历史收编到历史叙述中，就是把它们变成较次要的历史（查克拉巴提，2005b:409-413）。
从居于次要地位的，甚或作为主流历史补充的底层的往昔中发现底层独立性的痕迹，并经由这些痕迹建构出底层整体性的形象，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认识论难题是:何为历史之真实?在查克拉巴提看来，之所以要面对这一问题是因为，在殖民者的档案记录中对于一件底层民众反抗的历史事件可能会产生三种不同的"事实"及其解释：首先是底层人对于反抗的自我解释，这种解释被殖民者以叛乱供词的形式记录下来。其次是殖民者对底层叛乱的定性以及对底层人自我解释的"批判"和"揭露"。最后是底层研究者对以上两种言说的再解释。查克拉巴提以古哈在《反暴乱文本》中对山塔尔人的研究为例进行了说明。居住在今天称为孟加拉(Bengal)和比哈尔（Bihar）的广大地区的"部落"群体山塔尔人在1855年对殖民者发起了反抗运动。这场农民运动的首领对反抗事件的解释是：他们是按照山塔尔人的神Thakur的指示行事的，并且解释说他们的神还向他们保证英国人的子弹不会伤害虔诚的反叛者。当然殖民统治者不会接受这番说辞，他们认为山塔尔人的关于叛乱的供词是"欺骗性"的和愚昧的，山塔尔人就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叛乱。然而对古哈等底层研究者而言，他们一直试图证明的是底层必定是自己的行动主体且有独立的政治议程，按照这一逻辑推演他们自然会认定山塔尔人的反抗是有独立政治目标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底层研究者似乎和殖民者在理解底层的行动上达成了"共识"。由此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就出现了三种解释，那到底何种解释为历史之真呢？在这里底层研究者又将自己卷进了无法挣脱的悖论之中：一方面底层农民否认自己是行动的发动者或主体，而另一方面底层研究者努力想把历史的原动力或主体性赋予底层人自己，但这又被历史记述中底层人自己的话语所否定（查克拉巴提，2005b：414-415）。在这个意义上，何为历史之真的问题就转化为，底层研究者所建构的历史是底层的真实历史还是底层研究者的臆断呢？
底层研究者之所以会面对这样的逼问，是因为底层反抗所留下的历史痕迹都是统治者依照其治理需要以及当时法律的合法性进行记录的，这些记录中关于底层民众的言论只要为研究者所获知，都早已被统治者的治理逻辑筛选和编辑过了（达斯，2005：260）。基于此，底层研究者就必须要"逆其纹理"来阅读那些殖民统治的和民族主义的档案资料，并把重点放在他们的盲点、沉默和焦虑上。但这种通过以异于其原有形式的视角来阅读该历史档案资料，重新刻铭并置换历史记录的方式，其目的不在于揭露统治者的话语的真面目，而是想揭示话语中的断层线（帕拉卡殊，2005:322-324）。这种经由知识考古发现的历史的断层线恰恰是勾连底层形象的逻辑主线。而这种逻辑主线是贯穿在印度民族运动和民族主义之中的。查克拉巴提指出，《底层研究》的努力就是试图将底层阶级的历史纳入到民族主义历史和国家历史中去，并抗衡历史学中的一切精英主义偏见（查克拉巴提，2005b：413）。这种从精英主义的历史中拯救底层历史的努力实则是肯定底层政治和底层意识的"自主"存在是编纂底层历史的基础与前提（郭于华，2008a）。然而，底层研究小组的这种努力实则是以民族国家的框架对殖民主义历史档案的再次过滤和筛选。由此则关乎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能否拯救底层的历史？
（三）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能否拯救底层历史？
前文已经指出，底层研究小组的核心人物古哈将底层的概念界定为除了精英之外的人口范畴，他将占统治地位的外国群体和占统治地位的本土群体之外的所有人都归入了底层。斯皮瓦克对此的批评是：古哈对底层的异中有同的定义是冒着被谴责为本质主义的风险（斯皮瓦克，2007a/1985:103）。但这种对底层范畴的界定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了一种团结的策略--将精英之外的所有民众团结起来抗争后殖民主义的文化心理和精英主义的历史书写规范。而团结的基础就是"民族主义"。 在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看来，所谓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原则，这一原则认为国家与民族是合一的，政治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经由这一原则可以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情绪或一种运动。民族主义情绪是这一原则被违反时引起的愤怒感，或实现这一原则后带来的满足感。而民族主义运动则是这种情绪推动的运动（盖尔纳，2002：1）。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则将民族定义为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而且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想象形式（安德森，2005）。
底层研究小组试图将底层的历史纳入到民族主义的历史中去，是因为精英主义的历史书写"不能为我们解释印度的民族主义。因为它不承认，人民自己在建立和发展民族主义方面，独立于精英的贡献，更不用说去解释此贡献"（古哈，2005a:5）。以民族国家的分析框架来捕捉底层的历史痕迹并进而建构底层的历史，这在印裔美籍的著名学者杜赞奇看来似乎是一种奢望。恰恰是基于对古哈、查特杰等人为代表的印度底层研究者的民族国家和后殖民主义思维路径的反思，对于感同身受的杜赞奇而言，他需要从底层视角重新认识和理解历史。杜赞奇曾指出：现代社会的历史意识确实为民族国家所支配。民族历史制造出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进化的民族共同体。虽然民族主义宣称是统一的或具有统一功能的身份认同，但实际上是一种包容差异的现象。其历史也并非线性的进化过程，而是扩散于时间和空间之中，而且历史叙述往往根据现在的需要来搜集业已扩散的历史。新的历史叙述和话语表达一旦形成，又会对现实形成制约，由此揭示出现实和历史的互动关联。在此基础上，杜赞奇提出以"复线历史"（bifurcated history, 一译"分叉历史"）的概念代替线性历史（linear history)的观念，并由此完成"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重任（杜赞奇，2008：1-14）。
历史叙事中占优势身份的霸权表述往往会压抑或掩盖其他身份，而试图既把握过去的散失（dispersal），又把握历史传播（transmission）的复线历史观认为，被压抑的身份认同的声音则可以寻求建构一种相反的表述乃至叙述结构（杜赞奇，2008：50-81）。而问题的关键是：那些被压制着的底层民众如何建构一种相反的表述呢？或者说那些被压抑和被历史遮蔽的普通民众真有一种杜赞奇所谓的"反表述"（counter-representation）或"反叙事" （counter-narrative）吗？在这里，杜赞奇试图以"分叉历史"来充当那些被压制者声音的喉咙，然而和线性历史相对的，并不是分叉的历史叙事，而是分层的历史生活。分层的历史是没有办法粘合的历史。我们和经历历史的人们一样，只能面对一些历史的碎片，而没有一块拼合了所有故事的大历史。那些沉淀在历史最底层，记忆中分不清过往军队类型的农民，过着似乎甚至难以称得上是"历史化"的日常生活，他们并没有能力提出与线性的历史不同的另一种相反的表述，或曰反叙事。即使有什么和 "线性历史"相对的，也只是一种拒绝叙事的"反记忆"（counter-memory），一种身体记忆（embodied history）（李猛，1998：128-133）。
杜赞奇受到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历史哲学的影响，他关注的是"被压迫的历史"(repressed history) 而非"底层历史"(subaltern history)。他一再强调，"拯救历史"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当线性历史和民族-国家捆绑在一起的时候,民族-国家就成了历史的主体,其他的历史就没有了。所以对杜赞奇而言从民族-国家中拯救的不是某种东西,而是一种方法。除了民族国家的线性历史之外，我们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历史,它们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杜赞奇，李里峰，2000）。
由此可见，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真意则是复原那些被遮蔽的被压迫的历史，这与古哈等人"从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拯救底层的历史"在逻辑上是契合的。然而根本的不同则在于，古哈等底层研究小组的成员最重要的使命则是试图证明底层的历史同样构成民族的历史和国家的历史的重要范畴。而杜赞奇则试图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去发现人们的生活等更多的内容，虽然杜赞奇发现的普通人的"被表述"的历史仍然只是破碎的历史（broken history）。
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印裔美籍的两位重要学者斯皮瓦克和杜赞奇对南亚底层研究小组的批评作为来自"西方的声音"本身就构成一种重要的知识支援。底层研究先期的主将古哈、后期的查特杰、帕沙·查特吉或迪皮什·查克拉巴蒂以及与之观点不尽相同的赛义德[7]、斯皮瓦克和杜赞奇等人他们共享着一种价值理念和身份认同，即他们都是"进入第一世界学术界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张旭鹏，2009）。由于在西方为主位的社会科学话语中，精英主义往往和西方中心主义在逻辑上暗合（王庆明，2009：442-448）。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印度底层研究小组的另辟蹊径的学术进路又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构成了重要冲击。
五、结 语
以上是我们从底层概念、关注的问题以及遭受的批评三个层面对印度底层研究基本进路的系统性检视。这种以问题为出发点，对印度底层史研究的知识社会学检讨其目的并不是在于"历史"本身，而关键是探寻如何经由一种对待历史的新态度来关照当下现实。中国当下现实社会中的底层群体话语管道的缺失和印度历史中底层记述的缺席是相似的，而且中国知识界倾听底层声音的诉求和印度底层研究者重塑底层历史的努力也是契合的。然而当下中国社会底层问题的产生以及中国知识界面对底层社会的研究理路则又和印度有很大不同。
印度底层研究者从底层的立场出发重塑印度民族的历史，以批判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形塑下的精英主义史观；而当下中国底层社会的问题主要关涉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迁和社会分化的事实及其后果。除了争论底层的行动是否具有"政治性"之外，笔者认为，思考如何开放底层讲述的空间，倾听底层的微声，记录底层的言说，以及在此基础上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底层的历史（郭于华，2008a）可能更为关键。
中国学者发现的现实中"底层口述"的碎片化和印度底层学派发现的历史中"底层记述"的碎片化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当底层的记忆变得模糊，被迫从底层封尘的记忆搜寻难以成型的故事时，我们恐怕也只能效仿印度底层研究者以逆历史纹理的方式"阅读"并努力拼合底层破碎的形象了。因此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把握底层的形象，并有效实现将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作为学术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性资源，也许是印度底层研究学派给我们的更重要的启示。这也是实现中国知识界底层研究的两种学术路向融合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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