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现在都还记得第一次上完课后兴奋地给朋友打电话，说那本《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是怎么靠经验研究反驳马克思经典理论，说黄老师攒下了十几箱读书卡片，说我终于遇到了一种喜欢的做学术的方法。

半年前，我是几乎带着某种自暴自弃的心情从哲学系转到历史系的，刚接触理论时那种看万花筒般的新鲜感，各种理论间穿梭时那种游戏般的成就感在本科四年消磨殆尽，产生了一种对现实感缺乏的焦躁：我好像飘飘忽忽浮在半空，只能透过各种理论的眼睛认识世界，甚至以所谓理论矛盾来解释现实问题，期望从理论的突破口中找到现实的突破口。想要脚踏实地，却不知道怎么脚踏实地，无法信赖理论，却不知道除了“理论”外自己手中还握有什么武器，这种矛盾心态贯穿了我的大四和研一。或许正是如此，在课堂上听到老师反复强调“要做有真实感的学术”时，每次都有种鼻头一酸的感动。

在提交申请课程的表格里曾说“想知道怎么做一种负责任的学术”，七周的课程下来，最大的收获也确实是从黄老师身上看到的这种“负责任”的治学道路。

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经验和理论的中正态度。印象最深有两点，一是提起韦伯时，“韦伯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他论述中的历史维度和矛盾维度——理论体系自身不必自洽，而应该容纳张力和矛盾”；二是谈起后现代，“批判普遍也好强调特殊也好，后现代并没有考虑到最首要的问题：村庄已经不可避免地被卷入现代化历程，而它要如何在传统与现代间找到出路呢？”很难表达听到这两段话时那久违的醒悟和振奋之感，我好像是再一次拾起对理论的信心：理论之所以有生命力，不仅来自它与经验的持久对话（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建构自身并接受例外和冲突），更因为它始终面向真正重要的经验问题——往何处去？老师始终强调从经验中来再到经验中去，而对我来说，这种“经验→理论→经验”治学思路的核心，在于让理论真正负担现实：要看清现实，更要寻求出路。理解这一点后，便更懂得《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那本书的苦心：初看时，以为黄老师反复叨唠的“表达与实践的背离和抱合”不过是在看到后现代理论过分强调话语的基础上拿“实践”做做找补；然而真正上了课才意识到这种“在XX理论上做做找补”的想法有多轻浮：对老师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探索研究对象的实践历史并在其表达和实践中发掘现代性资源，而非反驳特定理论的某一论点/倾向，或在不同理论间做个综合或修补——真正的问题意识始终应该来自现实，而非来自理论啊。

第一次上课时老师曾在课间找到我：“一手抓理论，一手抓历史，力大无穷呀！”那时只是有点儿心虚地笑着点头，却并不明白所谓理论和历史要怎么“两手抓”。七周的学习，让我看到这“两手抓”绝非空话，也让我看到，这种两手抓的学术是确实“有用”、并且应该“有用”的——说来可笑，我还曾反复拿“无用之用”来应对妈妈“读这些没用的书对社会有什么用呢”的质问，如今却一心只想做“有用”的事了。

听课中好像总有“鼻头一酸”的时刻，那时环顾周围同学，往往发现大家沉默聆听的眼睛里也有光亮。老师说自己是在“传道”，我想那就是“传达到了”的时刻吧。这门课总给我一种奇异的安心，不仅是笃定地说着“我觉得自己的道路是正确的”的老师，还有同学：笔记就和人一样给人踏实感的赵珊同学，好奇心和求知欲旺盛而且特别有感染力的树琪同学，总是准确地问出我困惑的问题的潋瀚师姐，会和大家分享自己基层经验的陈锋师兄和刘毅师姐……和同学交集其实不多，但有时候看着大家，仿佛能看到有些人正走在一条坚实的、漫长的道路上。我自觉是个老不上道的人，遇到这些同学便又惭愧，又羡慕，又振奋。

让我知道这门课的，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师姐。而师姐的师兄也曾做过黄老师的学生。有时仿佛看到一条长长的河流，自己也在其中被推着走。真是希望自己到了黄老师的年纪，也能笃定地说出“我觉得自己的道路是正确的”这句话啊。

黄蕙昭，清华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