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黄宗智老师的“历史与社会”研修班结束三周了，这期间，我常常在反刍过去了的七个星期的经历，常常提笔又不得不放下。这一段学习的时光，要轻易的做出总结，其实不易，因为此间的信息量、思考量、阅读量都是相当大的，加之我个人情感的触动，都难以简而言之。然，一段学习正如一次阅读，倘使不及时的记录下心得，日子久了便会忘却许多，故，提笔作忆，记录下这一段于我而言，相当不一样的日子。
缘起。世间事，大体还是一个缘分，也就是因果。能参加此次研修，最大的起因便是我的苦闷。这样的年纪读博士，虽是完全基于内心的需求，坚持认为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学习，但是硕士毕业后耽于俗务多年，学术的训练已然荒疏，积累也是薄弱，尤其是从研究部门法转而法理学，因其视域和角度的大转换，我一年来都苦于方法论意义上的探寻。一个偶尔的机会，读了黄宗智老师的《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之三卷本，当下竟然有一种漫天重云后刺下一道光的感觉，有相当强烈启示和共鸣。遂决意申请2017年黄老师在人民大学举办的为期七周的免费研修班，并得到我的导师胡旭晟教授的支持。极其幸运的是，我最终获得了参加研修班的珍贵机会。
际遇。黄老师的研修班的学习是免费的，但是食宿需要自理。洛阳纸贵，京城房难找。头疼了一段时间，忽生一计，按照黄老师群发的录取通知的邮件，挑出北京的同学（人大的成为我求助的首选），一一写信，寻求帮助，再一次感到幸运的是，每一个同学都给我回信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尤其是郭玲玲、匡晓璐和李付雷同学，因此，我人未至，温暖先有。及至四月底抵京第一天，人大明德楼下民商法中心的付雷同学热情又敦厚的接待了我，此后我们由忘年变为莫逆。此次研修班只在国内（大陆）招生，但有一人却从印第安纳州立大学飞到北京，参加了此次学习，并与我一起租住，她就是张潋瀚。和潋瀚同住的期间，我们常常在我的阳台上边吃外卖边聊学术、读书、人生……还会反复为一本书的阅读而商榷，从这个有趣而执着的姑娘身上，我获益很多。很多次的周五，我作为班里唯一一名“成熟女性”（黄老师赠与我这位年龄最大的学生的客气称呼”）组织了饭局兼“闲谈探讨会”，和16名来自各地各学校各专业（农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法学）的同学们进行了非常愉悦的交流，并建立起难得的友谊。
研修。初见黄宗智先生，他风尘仆仆的从大洋彼岸的洛杉矶赶来，提着一个沉重的电脑包，里面装着我们申请材料里面的读书报告，他一一做了批注和评价，我惊异于他的旺盛精力，高大帅气的黄先生已经七十岁，不用倒时差，不用休息，一口气讲三个多小时，温和却坚定，直接却礼貌。一上午的课下来，我脑海里反复出现“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黄老师是担当得起这句经典的古训的。
1、授业。黄老师此门课程是把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设计的博士课程核心内容压缩到七个星期，分两部分：第一部分的训练是阅读方法和习惯，第二部分的训练是学术理论的掌握和运用以及新概念的建造。此门课程的强调的中心问题是事实和概念的连接，也可以说是经验研究和理论概念的媒介。黄老师指定的阅读的书目也是从这个角度来选择的，要求我们把某一理论著作和使用那个理论的经验研究放在一起来读，强调养成精确阅读的方法和习惯。在指定书目中，我选取了以下八本作为阅读书目：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韦伯：《法律社会学》、吉尔茨：《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萨义德：《东方主义》、布迪厄：《实践感》。
每个星期五上完课后，黄老师会布置下一次课的讨论数目，并规定于每周三午夜之前将该书读书笔记发送给他，这是我第一次接受如此高强度的阅读训练，之中经过了多少焦虑、沮丧以及愉悦，回头看时，自不必成言。黄老师要求我们写阅读笔记首先用自己的话（一段，甚或是一句话）表达出一书的中心论点，然后用三、四段总结其主要的次级论点，同时总结其经验证据，注意到概念与经验证据的连接；总结的时候，必须要精确，不要摘抄。在这一点上，我七本书都坚持这种笔记方法，尽可能避免写成书评或读后感，这样的看书写笔记方法乃是一种思维上的锻炼，也是养成自己的思考、写作习惯的办法。而阅读的训练中，我获益最大的就是，每读一本书我都学会了问自己：作者把你说服了没有，为什么？它自己的研究有什么用？因此在此前的阅读，我没有这种“拿来主义”，总依赖厚积薄发，以为靠阅读的积累，自然会析出有价值的东西，殊不知，还有一种更为高效的阅读方法就是从书本中直接拿出对自己有用的东西。此一点，乃是我在北京蜗居在闷热出租屋里七个星期阅读最大的体悟。
2、解惑。我博士期间的研究计划是从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的视域，探究中国法律建设的最有路径，一直困惑我的最大问题乃是二元对立的思考模式，这种非此即彼的思考势必得出A即B的结论，充其量不过是再辅之以各有利弊，兼容并包的结论。黄老师提出了“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学术进路，一再强调打破二元对立的固化思维模式，立足于中国问题研究的实际，充足考察中国自己的问题，自己的背景，自己的思维和行为惯习，在此基础上形成理论构建，再用理论来指导和解决实际问题。黄老师提出了“实用道德主义”的学术理论，深入阐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悖论现象，并提出了著名的“第三领域”的概念。这些方法论意义上的解惑，对于我本人而言，不啻于揭开了长期笼罩我的思维惯习的误区，令我在从事后续研究工作的时候有了更为适用的工具。尤其在读完八本自选指定书目后，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些书构成了一个具有很强关联性的理论体系，通过对这些书的吸收和批判，进一步深入理解了黄宗智老师的理论体系和基本观点。
3、传道。黄老师连续多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开设研修班，我窃以为，除了他对于祖国的关注和热爱的情感因素之外，应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传播先生毕生的学术结晶。前文中所提到的“道德实用主义”以及尚未提及的“历史社会法学”“内卷化”等等开创性学术思想，乃是黄老师大半生学术研究的成果，他坚持其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并深深的认为其理论用于解决中国问题是最佳之工具甚至最佳之武器，黄老师对于农业经济领域里的小农经济之东亚模式，十分赞同，他坚决反对走规模化产业化农村经济改革，并竭力促使高层能关注他的理论，从京返湘后，我去常德市鼎城区某镇进行了比较简单的调查和走访，也确实很大程度印证了黄老师的担忧与反对。最后一次课结束后，我问黄老师这个研修班会一直办下去吗？老师叹了口气说：“我已经快八十岁了，还争取办三年，估计就办不动啰。”那一刻，我是真的看到了黄老师身上所具有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家国情怀，他们不仅心系天下，并坚持将自己一生所学之成果无偿贡献社会或传授学界晚辈，对于这种传道精神，我由衷感佩。
七个星期，在时光里是转瞬即逝的短暂片刻，但因为有了黄老师的传道授业解惑，有了研修班同学们的交流切磋，使得这一段时间得分量尤为重要，这一次学习得短旅，让我再一次坚定了信念：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话不华丽，道理却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