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3月1日收到黄宗智老师的来信，内容如右：这几天仔细看了大家发来的申请材料, 很高兴欢迎你们14位来上我的课。今年的遴选要比往年严格，适当减少了学员人数。

早在专业课上曾听老师介绍过，黄宗智是美国汉学第三代核心人物之一，谈“近代经济史”绕不开黄宗智。有这样的机会跟国际大师接触，向名师学习，岂可辜负。整个课程实际上课时间为七周，前三周为黄老师学术著作阅读、讨论，后四周讨论影响较大的四大理论思潮。与往年不同，今年前五周为面对面授课，后两周黄老师在美国通过视频与我们交流。虽然只有短短七周的时间，却倍感震撼与充实。七周课的时间，使我有机会初步了解近代中国的农村经济、法律实践的内容，并且在老师的指导下仔细阅读当今四大理论思潮，即实体主义、形式主义、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同时，也认识了十三位认真、有趣的同学，他们来自湖南、重庆、上海、吉林、北京等地高校。

初见老师的印象是，身材魁梧，头发半白，精神矍铄，说话语气平缓有力，逻辑性很强。解释问题时层次性很强，如剥春笋，由外而内，又旁征博引，议论有力。而且讲课期间中、英、日三种语言转换无碍，无缝对接。而且由于黄老师曾在上海、香港生活过一段时间，上海话跟白话都能用于日常沟通，实在是一位“语言达人”。

（二）

黄老师强调理论要与经验证据相结合，进而提出“中层概念”。以《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书为例，黄宗智老师认为从长三角与华北的相关经验证据得出的结论是与斯密、马克思关于商品化的经典理论存在悖离的。明清时期长三角的小农经济并没有在如斯密和马克思所预言的，随着商品化的发展而衰落，相反，商品化带动了大量的辅助劳动力加入到生产活动中，农村生产家庭化现象突出。通过分析棉花和棉布的单位工作日劳动力报酬，黄老师认为，这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进而提出“过密化”的概念。但是，黄老师认为学术研究需重视理论并不是说以理论去“生搬硬套”经验证据，得出“非牛非马”的结果。黄老师时时叮嘱我们不能陷于理论的丛林之中，看一树就是一树，而是超越一草一木的限制，用森林的眼光比较和思考。

以韦伯《法律社会学》一书为例。黄老师指出我的缺点是只看到韦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四大类型。实际上，韦伯既是一名“历史家”，也是“理论家”。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一书是历史与理论的结合，要把握这一点才能理解全书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黄老师在讲解时往往结合文本形成的时代背景，研究现状，点出其内在精神之所在。黄老师说，韦伯这本书的理论出发点是人权和个人主义，看不到这一点很难真正读懂它。

（三）

朱子说，为学之道，当立其大者。记得黄老师曾语重深长地对我们说，他一辈子的学术追求是对两大问题的追问，即中国农村的发展出路在哪里？中国司法改革路在何方？这让我想起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一书中回忆自己的学术生涯的时候曾经说：“东西文化孰优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而年方十龄，伯圭师即耳提面命，揭示此一问题，如巨雷轰顶，使我全心震撼。从此，七十四年来，脑中所疑，心中所计，全属此一问题。”在“立其大者”方面，诸名家竟有如此相似之处！

窃以为本次研修课程需要学习的有很多，不过，最为关键有两点。一为，研究方法；二为，学术精神和志向。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曾说：“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学术志向和学术方法往往影响个人学术成就。

最后，再次感谢黄宗智老师的敦敦教导，敬祝黄老师身体健康。老师为人和蔼，说话语速慢，而且经常表扬、鼓励我们这些学术小年轻。当然，我自己也觉察到很多不足，比如往往在每周三深夜才赶完读书报告，报告一遍成。还有，后四周的理论著作阅读，读书笔记对理论的学术批评没有展开。在这里草草写下来，权当是一点点学习经验。非常希望师弟师妹们争取申请黄老师的研修课程，虽然竞争激烈，但只要心怀对学术的真诚与执着，后生可畏，焉知不在阁下！

2016年8月人大北园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