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夏，我申请了黄宗智先生主讲的“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研修班，后获批，十分欣喜。金秋九月我来到北京，在两位友人的帮助下我住到离人民大学不远的法华寺附近。在北京的喧嚣之中能有如此幽静的居所，实在是难得了。法华寺，山门虽在，佛已成空。我三个月的学习就是在这一僻静之处渡过的。法华寺的空静，似乎也意味着青灯残卷，静心苦读是这次学术之旅的应有之意了。回想这三个月的时光，黄先生的循循善诱和犀利批判、同窗的深厚情谊以及为读书笔记挑灯熬战的亢奋，此刻都已成为弥足珍贵的记忆了。此外，还有一些潜移默化的以及沉淀下来的东西，正在漫漫地改变着我的一些读书和写作的思维习性。
黄先生这门研修课程的核心是事实与概念的连接，而我感觉自己最近研究的一大困惑恰是理论概念与经验事实连接的“不自然”。在近两年的研究过程中，这种“不自然”的困扰就愈发明显。如何能够在研究的过程中将理论与经验自然连接，我试图从黄老师的研修班上找到答案。在三个月的学习过程中，我尝试着找到解决自己困惑的捷径。但一上课，黄老师就强调：并没有什么理论连接经验的秘诀，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是每一个研究者要终身面对的问题。而且，只有研究者通过具体的研究实践，暴露了自己的缺点之后才可能寻找到改进的具体策略。简单讲，答案只能靠我们自己通过具体的研究来寻觅了。而研修班的“三步训练”则是帮助我们培养习惯、提升智识并快速寻找答案的有效途径。这三部训练对于我而言主要是暴露缺点和改变思维的过程。
一、如何养成高效精确的阅读习惯
黄先生说自己是在三十岁的时候才养成写读书笔记的习惯的，但仍然后悔不及，感觉此前白白浪费了太多时间。刚听到黄先生的话，似有窃喜，我刚到而立之年，看来自己还不是太晚，但却没有感觉自己不做笔记的读书是浪费时间。黄先生说之所以说“白白浪费”时间是因为，看完一本书，两周三周后记忆就会模糊，再过一段时间就会忘掉，这样子读书就成了浪费时间。只有用心写读书笔记后这本书才能成为自己一生的财富。当然要想使笔记成为一生的财富，写出来的东西一定要对自己“有用”。关键之处是什么样的笔记才能一生有用呢？
关于怎么写读书笔记，我通过参加和组织一些读书会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浅见。此前我自己认为读书笔记最重要的是“问题意识”，阅读经典著作的关键是要懂得这些经典作家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方式。但黄老师说，对于经验研究的著作而言，读书的关键不仅要掌握作者提出的“问题”，因为问题的解决并不是通过理论而是依凭经验事实来实现的。关键的是，要在把握作者的核心论点之后，马上跟进经验事实，看作者的经验材料能否支撑其理论。理论很重要，它能帮我们提出问题，但理论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经验事实才能把问题解释清楚。只有经验连接理论的笔记才能有用。
谈到如何写有用的读书笔记，黄先生首先给我们泼了一盆冷水，说这一代研究生吹牛的本事非常“发达”。要想写有用的笔记，必须改掉这一代人读书的两个恶习：第一种恶习是，是只看经验材料，不看观点和理论，认为一切理论都是意识形态。另一种恶习则只看观点，不看经验材料。后一种恶习在这一代人中可能更严重一些。不幸的是，我恰恰是后一种恶习的典型代表。黄老师语重心长地说，读书的习惯，决定写作的习惯。只有改掉这两个根深蒂固的习惯才能养成理论连接经验的思维。
关于写笔记如何具体操作，我自己总结黄先生的想法是“作者在场”和“读者在场”的统一。所谓“作者在场”，是要非常精准地掌握作者的论点，概括出作者的核心论点后，更要明确作者的支撑性论据。而“读者在场”，是要时刻问自己，“作者把你说服了没有？”哪些地方没有说服你？如果让你来写，你会怎么修改？关键是如何组织这些经验材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理论概念？无论是作者在场，还是读者在场，这里问题的关键之处都是理论与经验的统一。
为了鼓舞士气，黄老师还特别强调如果我们能掌握一个领域奠基性的十年磨一剑的二三十本著作和四五十篇文章的话，就可以“登堂入室”了。所谓掌握就是要认认真真写出对自己一生有用的笔记。我们当时研修班的速度是每周一书，按此计算掌握三十本著作仅仅需要三十周而已。如此想来，登堂入室似乎“指日可待”？当然，写有用的读书笔记是一个好的学者一辈子的事。重要的是，这种训练能培养一种理论连接经验的思维，进而影响理论连接经验的写作。
对于我们参加研修班的同学而言，在读书和写笔记的过程中，如何践行黄老师这些方法性论纲才是问题的关键。我感觉自己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就钻到理论逻辑的线索之中，而忽略掉支撑理论的经验事实。我们第一篇读书报告是针对黄老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我围绕黄老师所说的革命前中国小农的三种面貌，在对三种经典小农理论梳理批判基础上，进而提出了中国小农的理论困境与出路。我本以为这样的读书报告应该不错了，但一上课黄老师就说好的读书报告一定是理论连接经验的，脱离经验事实来看这些（中层的）理论是没意义的。后来我拿到黄老师批改后的读书报告，一看成绩是一个“√”和一个黄老师自创的不确切的符号。按照黄老师两个“√”合格的标准，显然不及格了。我又仔细读了一遍自己的读书报告，看到黄老师逐字逐句的批改，虽然当时对先生的评判标准不完全认同，但对于先生的认真却非常感动。一位年过古稀的先生，凌晨三点半起来逐字逐句的批改我们语焉不详甚至词不达意的笔记，着实难能可贵。
如果说第一次读《华北小农》的笔记是自己的理论思维习性的直接反映的话，那么等到进入课程班第二阶段“理论入门”，读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的时候，我的思维方式则得到了彻底的暴露，当然也受到了先生的彻底而深刻的批评。
二、学术理论的掌握以及新概念的建造
研修班的第二阶段是“理论入门”训练。黄老师选择了实体主义、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四大经典理论的代表性著作为范本来引导学生如何面对经验研究中的理论。在理论训练阶段我们读的第一本书是俄国经典作家恰亚诺夫1925年出版的《农民经济组织》，这是实体主义的重要代表著作。这本书虽然此前已有接触，但再次阅读时还比较用心。我最初的笔记是分为五部分：研究的主要问题、理论假设、基本论点、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最后一部分是引入同样是实体主义流派的波兰尼和斯科特的理论，并结合中国经验事实对恰亚诺夫的反思。当然这种笔记的写法仍然是以“问题意识”为出发点的。
等到一上课，黄老师第一句话就说这次庆明的笔记是“倒数第一”，这样的笔记“不如不写”。“倒数第一”、“不如不写”，我当时听了之后非常震惊，这并不是因为当众批评让我难堪（我在吉大的读书小组火药味非常足，对于批评我早已被迫有了免疫力）。我震惊的是，我本来很用心阅读和写作，为什么会是“没有用的”？这节课，我听得特别认真，记录得也很全。“低调”地上完课，高调地饱餐一顿之后，我拿着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进了自习室。
坐在教室里，我把自己的读书笔记又看了一遍，仍然感觉不到根本问题的所在。于是又回到了文本本身——重读《农民经济组织》。读了三天之后，我看了一下当天的课堂记录。隐约地感觉到自己的笔记问题可能有两个重要缺陷：首先，我针对理论本身和问题意识的思考同样存在问题，在明确了恰亚诺夫的理论问题以及核心论点之后我把斯科特和波兰尼引入，虽然他们都是实体主义的代表，并且在很多问题上有共通之处。但针对文本本身而言，这种发散是没必要的，更有用的是要明确恰氏的“理论对手”是谁？显然，恰氏两个对手是亚当·斯密和列宁。斯密的经济人假设认为经济行为的准则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并把“经济人”假设外推至历史上的一切经济行为主体之上。恰氏认为：在农民农场中，每一个经济人都是家庭经济单位的组织者，其行为动机不是追求个体性的利益最大化，而是遵循“家庭效用最大化”，具体是指在家庭劳动辛苦程度和家庭消费需求之间达到的一种均衡。而这一判断成立的事实基础是：家庭农场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一个消费单位。针对另一“对手”列宁的“阶级分化论”，恰亚诺夫提出了“人口分化论”。这样的理论梳理可能比我此前的梳理要好的多。
其次，此前笔记的另一个缺陷是，恰亚诺夫的理论是基于重要的经验事实提炼出来的。恰亚诺夫问题的关注点是1920年代俄国的1850万个分散的小农民农场，而最为普遍的家庭农场经营状况是拥有1个男劳动力，播种面积在3-6俄亩。家庭规模扩大或分裂这一人口分化过程是恰亚诺夫“人口分化论”提出的基础。在梳理恰氏理论的过程中，必须马上跟进这些重要的经验事实，这样我才可能判断他的理论是不是能够成立的。
明确了自己先前存在的缺陷后，我又重写了一篇读书报告。现在回头看，这篇文字还是有一些用处的。这次重写读书笔记的经历，让我更清楚地理解了经验与理论的关联。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论与经验的关系是所有研究者都不可能回避的问题。在我看来，理论与经验的问题在今天还有一种特别的意义。这种特别在于，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我们强调“文化自觉”，而自觉实质上需要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历史进行重新解读，然而在文化自性缺位，自足的文化解释体系并不存在的情况下重新解读又何以可能呢？换言之，我们要借助什么样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来解读呢？如此追问的前提是，我们当下使用的概念分析工具几乎都是源于西方理论的。黄老师针对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事实的矛盾而提出的“多重悖论”恰恰是基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
中国在接触西方以前有一个自足的文化解释体系，依托的是“经、史、子、集”四库之学。而在19世纪中期被迫接触西方以后，这种文化的“自足”出现了危机，我们不得不借助西方来理解自身，亦即需要借助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然而西方的理论体系对中国的历史社会事实的解释的合法性是否是不正自名的呢？若不是，则西方理论对中国事实的解释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读呢？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不仅是我们当下知识增进的基本要件，而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何以反思？针对中国当下的学术研究状况，黄先生对以上这些问题的回应代表了一种重要趋向，或者说他试图引领一种研究的趋向。对此黄老师一以贯之的态度是：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理论”。任何的理论都必须要面对中国经验事实的检验，要依托中国的历史经验事实来对理论本身做出“选择”。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要想做到理论连接经验，同样要从经验事实出发，用经验来“选择”理论。这直接关乎如何进行理论连接经验的写作问题。
三、研究写作：理论连接经验的实践
2007年我曾就自己的“麦客研究”请教黄老师，我记得当时先生就非常明确的指出我研究的致命缺陷是：文章的有限的经验材料不能支撑住文章的理论抱负。参加研修班学习期间，我又把自己关于身份产权的一篇文章提交给先生和诸位同仁讨论，得到的评价是仍然存在理论与经验的分离。后来我自己冷静下来想了想，这里面可能关乎对待理论的态度，以及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问题。
对理论的理解，此前我自己根深蒂固的一些想法直接受到了社会学家亚历山大的影响。在亚历山大那里，理论是在特定时空下对个别事物的抽象。就一般的理论而言，它不能从经验的事实中归纳出来，当然这并不是否认理论的建构是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而是强调，仅仅依靠事实并不能建构理论。这是因为在社会科学的实践中，正是理论自身产生了检验事实的“实验”，或者说恰是社会科学家头脑中的“理论”构造了作为研究对象的“事实”。而且，理论的推理和真实的世界之间会保持“相对的自主性”。当然，理论既可以产生于对真实世界进行经验研究之前，也可以产生于对这个真实世界的经验研究之后。而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非经验部分”关涉到研究者个人的想象力、知识的社会化程度以及个人信仰等等。
然而，到了研修班之后，我对理论的态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惯习则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黄先生一方面强调“理论是核武器”，非常重要，他能帮助我们提出高质量的学术问题，但理论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问题的解决只能靠经验事实。另一方面，黄老师又给学生贯彻一种“实用主义”的理论态度。先生强调，对于一个初学者而言，我们面对叠帙浩繁的理论资源，我们很难用有限的时间快速掌握。但不用害怕，开始学理论就像进超市一样，我们只选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就可以了。怎么辨别有没有用呢？就是要看这些理论对我们理解经验事实或经验材料有没有用。一种情形是，以往的理论能够直接帮助我们解释经验事实，例如黄先生从恰亚诺夫那里获得启发对家庭农场的理解，其根本的学理与事实的契合之处就是：家庭既是一个生产单位又是一个消费单位。另一种情形是，以往的理论，和我们看到的经验事实之间存在背离。这时候恰恰是我们推进理论的机会，只有当我们发现以往理论和经验事实之间的悖论之处时我们才有机会修正或提升以往的理论概念。
对于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此前的一种思维定式是，“从理论中来到理论中去”。从理论出发，尤其是要找到理论之间的交锋点，在这些交锋之上争取提出一个好的有理论价值的问题。明确了研究问题之后，寻找与这一问题直接相关的经验事实。并且试图从凌乱的经验事实中整理出清晰的“事理逻辑”，以这些事理来反观此前的学理讨论，在此基础上修正或补充以往理论。简单讲，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理论，即“理论——经验——理论”。但黄老师从始至终都特别强调，社会科学的研究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由于我们现在所学习的西方理论在对面中国的经验事实时经常会呈现出多重悖论。由此，若从理论出发就容易陷入各种“陷阱”之中，而戴上西方理论的眼镜看到的经验事实往往也是不扭曲的，或者说是被既往理论所“型塑”的。若要在此基础上再去修正或补充以往理论，则仍然跳不出西方理论的窠臼。
要想改变这种研究困境，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即从经验事实出发，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提炼出有生命力的分析概念，并以此概念和以往理论对话，最后再看这样的理论概念对理解中国此类的经验事实有什么用？黄先生从经验事实和实践出发的研究路径可以概括为“经验——理论——经验”。若以此路径来进行经验研究也就不太可能出现理论与经验分离的问题了。研修班上黄老师贯彻的这两点恰恰是与我自己此前的研究思维相反的。这次研修班对我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改变思维习性。
四、 结语
以前从武侠小说中看到武林高手或者世外高人传授绝世武功时，一般都主要注重“心法”。而黄老师与一般的高人不同的是，先生不但亲授“心法”，而且更注重“套路”。“实用主义”的理论态度和从实践出发的研究套路加在一起方可以称得上是黄师“秘笈”吧？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黄老师的无私教诲，先生的学养和品格是我的终身之师。当然由于自己的笨拙以及根深蒂固的思维习性，只能漫漫参悟秘笈了。
在北京的这三个月是我一次非常重要的学术之旅。在这一旅程中，不但体悟到苦行作业后的无上清凉，也享受到了真正的学术批评以及难得的同窗情谊。
附录：摘录一些研修班趣事，算作另一种纪念。
1.某日，平时受黄老师表扬甚多的一位童鞋没来上课，黄老师说她病了。后来坊间传说这位大虾是熬夜写读书笔记累跨了。下次上课，黄老师开场就说“这次怎么只有一半同学交了笔记呀？”没交的同学，微笑、低头，似无压力。后来见到真人，我问候之后方知原来是肠胃病症不能上课。
2.一般对一个问题的讨论到了收尾之时，黄老师总习惯地问，“谁还有想法”？一般这个时候大家都低头以示没有。但奇怪的是，唯有一位童鞋屡屡被黄老师叫到，但他又屡屡委屈地漫漫说到：“我没有呀”。后来大家集体研究终于发现，这位眼神里一直充满“问题意识”。后来再遇到这种情形，大家都不再低头而直接看这位童鞋的眼睛。
3.12月7日是我们最后一次讨论课，12月6日大家在QQ群里讨论的异常兴奋，直至零点之后。面对最后的讨论和考核，一位仁兄终于按耐不住说，我们明天“再干上一票”就终于可以喝酒了。
4.黄老师说自己喜欢喝酒。某位善于思辨的法学同学，玩味一番黄老师的话后，提议我们可以用“田忌赛马”的策略来和黄老师喝酒，先让最不能喝酒的同学上陈。他提议庆明你最不能喝，你应该先上！等到喝酒吃饺子的日子，酒未过三巡，阵脚已乱，此前谋划终未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