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论及参加黄老师研修班的第一感觉，就是“压力山大”。在过去的三个月中，我一直挣扎在“按时交作业”的临界线上。由于还要兼顾学校工作和家庭琐事，我总是随身携带本周阅读的理论书籍：等车的时候阅读、等飞机的时候阅读、孩子熟睡之后还是阅读。但即便是这样，我往往到周五凌晨两点才能发出阅读笔记，因此不得不在邮件中一再地向黄老师表达歉意。可是，我一直不舍得退出这个研修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研修班让我重新认识了学术。

一、        对于经验和理论的再认识

正如黄老师常说的，经验与理论是做学问的两只手，如何锻炼自己的这两只手，阅读是个重要的途径。在这一点上，黄老师读书有个典型的实用主义原则——“这本书对你的教学和研究有什么用”。这句话看似简单，但是并不容易回答。第一，你要学会“精确阅读”。以前我认为写读书笔记并不难，但现在我才意识到写一份“有用”的读书笔记并不容易。在9周的时间里，我常常有这种感受：读完的时候自认为懂了，但写完笔记才发现自己之前并未真正理解作者，而每周上完课才知道这样才算掌握了理论的真谛。这样的训练进行了9周，我的阅读也升华了9次，我想，要想在学术道路上走得更远，这样的训练还要坚持下去。第二，你要学会甄别书之“优劣”。此前读书，我很容易陷入“作者的语境”，只要作者能自圆其说，我就会对著作基本认可。可我很少去想：这样的描述符合现实吗？这样的结论有助于解释现实吗？而对于黄老师，这是判别书之“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古人讲：尽信书不如无书。在这个研修班上，我忽然意识到自己也有如此的危险。正如黄老师所言，读书要有“现实感”。第三，你要学会与他人的视角进行对话，即看它如何连接了经验与理论。在黄老师看来，绝大多数的研究都需要顾及经验与理论两个方面，它们可能各自有各自的逻辑，这就形成了两者之间的张力。学者要做的工作，就是解释、分析、调试它们之间的张力，而这需要功力。每一本著作，就是一个研究示范，而由此出发的阅读，才是“有用”的阅读。正是在这样的训练中，我对经验和理论都有了重新的认识，开始思考什么是“符合现实的经验”、什么是“有价值的理论”，而学者的研究怎么做才算是“有意义”。

二、        对于自我学术的再认识

黄老师关注现实问题，自然关注中国话语，研修班里同学们也常常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热议。其实，这对于我研究的近代思想史领域中，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百年来的中国学界一直就此各抒己见。与其紧密相关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看待西方？我们如何看待自己？这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互为表里。但在研讨中，黄老师并不是仅仅提倡中西比较，还特别强调两个视角：一是“历史的维度”、二是“实践的逻辑”。这或许与他历史学出身的训练有关，但反过来，对我们这些做历史研究的学者则更有启示。

第一，历史学者往往过于注重“历史的维度”，却忽略了其“未来的指向”。分段、分期、分思想、分地域，这在历史研究中再平常不过；但是这一细分化的趋势却割断了历史自身的连续性。中国的今天并不是30年形成的，也不是60年、100年形成的，所谓的“传统”也只是几大“力量”合力之结果，所以如果历史学者不是立足现实的回溯过去，那我们笔下的“过去”与“现在”自然连不起来，而对与“过去”的研究也难免陷入“自说自话”的窘境。第二，历史学者往往长于梳理“实践的逻辑”，但多不重视这一“实践”区别于理论、区别于西方的差异。事实上，这样的研究潜藏了对“实践”的看轻，而“实践”又恰恰是形成“今日之中国”的重要根源，因此造成了历史学界对“中国话语”的“大面积”失语。

对于这两点的领悟，也反映在我自己的思想史研究中。以前，我常常被旁人问及：一、思想史对现实有什么用？二、思想史是不是只是话语？坦白讲，在这个研修班上，起初我最常自问的也是这两个问题。而伴随着研修班里关于“中国话语”问题的讨论，我才逐渐理解：有现实关怀的思想史，才是有生命力、持久力的思想史；有中国视野的思想史，才是尊重实践、逃离话语的思想史。

    在研修班的三个月，我的日子虽然不免忙碌、狼狈，但回首再看，却又有诸多怀念、不舍。衷心感谢黄老师给了我这个学习的机会，也感谢班里同学的热情帮助，这是一个温暖的集体，也祝愿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在这里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