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彭慕兰在其新著《大分岔》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而又颇具吸引力的观点，即欧洲发展与中国内卷之间的“大分岔”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然而由于彭书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时髦理论和书面数字，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严重的经验性错误。譬如，想象江南农民每人每年消费十匹棉布和两匹丝绸。又譬如，以为一匹棉布的7天生产过程之中，收入较高的织布要花上3天（其实只用1天）。而且彭书也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等“五大变化”的证实。彭书把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述为发展性（即劳动边际报酬剧增）的变化，结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其实，英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及其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这里呈现的不是19世纪工业革命的起源，而是19世纪巨大社会危机的由来。中国后来进入的现代经济发展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即首先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累，尔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降低农村（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不过，若要在今后真正改变农村的内卷型生产，把农村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提高到现代世界的水平，则尚待进一步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并把农业从单一种植业型改向多种经营型方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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