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沉”与“超越”

——记2025年“实践社会科学：历史与理论”研修班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外政治制度专业博士生   林泽玮

“想要有限度地改变真实世界，首先是要精准地、真实地认识真实世界。”当研修班的最后一堂课临近尾声，我向黄宗智教授提出了第一节课时就想请教的、困惑已久的问题：我们如何通过学术研究让世界发生有益的改变？黄老师用温柔但坚定的语气给出了上面的答案。那一刻，我感到这八周充实而宝贵的学习经历，凝华为了一个深刻而具体的记忆锚点——认识真实的世界，或者说，实事求是。相信无论多久，这句话都能将我的思绪带回博士第一年的这个暑假，带回到这段愉快而难忘的学习经历。

身处学术研究的起步期，确立做学问的“意义感”尤为重要。这不仅是使自己敢于挑战未知、上下而求索的精神激励，也是在日益“内卷化”的学术环境中缓解“生存焦虑”、坚守初心的现实需要。研修班的学习，让我深感“实事求是”正是学术研究的意义之源，亦是其魅力所在。特别是对关切人们美好生活的政治学而言，只有扎根真实世界和真实问题，方能为实践者们提供正确的改善世界的方向。我的导师曾教导我们要成为“纯粹的人”——为人为学，纯粹方能致真。学问的纯粹源于实事求是，而由实事求是所生发的意义感又是研究者使自身葆有纯粹的精神支柱。因此，很感激在刚刚踏上研究之途时，能在研修班中收获这份意义感之所在，更珍视在这处“补给站”里汲取的知识、能力、思维、心灵上的丰厚给养。若用一对关键词串联起来以作总结，我想应是“下沉”与“超越”。

下沉：触达研究对象

下沉，是触摸并认识研究对象的过程。这需要研究者抛开先入为主的成见，通过同研究对象的深度接触来形成更接近真实的认知。尽管对于不同对象，下沉的具体方式有所差异，但其共性则在于要“一竿子插到底”，直至触达对象的真实“本相”，并在接触过程中灵活运用各种方法，以使对其的认识逐步深入。

研修班的读书经历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在八周的阅读中，从黄宗智教授的经典作品到实质主义、形式主义、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四大理论流脉的代表性书目，不同著作的风格差异极大。老师们的指点让我尤为受益——不要教条地使用某种套路或方法来读书、写读书报告，而是要根据书本本身的特点。例如，以经验材料见长的著作，较好的方法是概括中心论点和次级论点，并将论点与相应的材料联系起来；而理论性、抽象性强的著作，较好的方法是识别作者对话的主要对象和观点，分析作者如何就同一问题批判或回应前人的思想、论据是什么。

撰写读书报告的过程，其实也是以书本为研究对象的过程，首先需要“下沉”到书及其作者中去。也正因此，每周课上和来自不同专业的同学们就同一本书进行深入探讨，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可以看到在同一个研究对象上能产生多么多样的理解路径！而这也提醒着我，下沉以求真本身也是极不容易的过程，需要不断地对话与批判性思考，才能“真理越辩越明”。

读书如是，研究亦然。记得高原老师曾以“拉着你的手，带你摸一摸、感受一下真实世界是什么样”来形象地比喻黄宗智老师的研究。我想，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效果，正是源于作者本身扎实的“下沉”。在学习过程中，老师们不止一次地提到《华北》和《长江》是博士论文非常好的学习对象，对此我深以为然。自中国快速发展以来，有太多的问题在学理上未能得到很好的解释。这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但也意味着好的研究不再只是依靠理论的搬运或堆叠就能完成，而必须下沉入真实的实践之中，从真实中来、到真实中去。为了研究而研究，脱离了由历史和现实所共同塑造的真实世界，无论是规范还是实证，往往都导致无益乃至有害的结果。当然，理论并非不重要，但应将其作为建构我们研究成果的“脚手架”，真正重要的是通过这个过程所形成的建筑物，及其在抽离理论后是否还有价值、能否立得住。从这个角度而言，研修班的意义不仅在于知识性的内容，还在于为我们指出了这样一条重要的、极具价值的研究进路，其鲜明特点正是需要首先“下沉”到实践中去。

除了学习如何下沉书本与研究，研修班更是一种对自我的下沉。在每周五晚的两三个小时中，老师们的详细指导与领读、多位同学对同一篇读书报告逐层深入的剖析，在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思维碰撞过程中，每一个人都对自身过往所学在理论脉络、学科分工链条上的位置具有了更清晰的理解，亦在互相学习中对自我能力的提高方向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尽管短暂交流并不能完全了解他人的方向，但正如知道地图比逐条探索道路更重要，认识自己的学科位置、能力位置，对于寻找方向与出路大有裨益。

此外，就方法论而言，下沉的过程不仅要有对真实世界的敏锐观察和分析，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感。正如黄宗智老师所说，“从实践出发的视野要求将历史过程作为出发点。”下沉并非陷入琐碎的事务，亦非停留于当下的时间截面，而是要看到当下实践背后的、漫长历史变迁过程中的实践，以及其所形成的某些“日用而不觉”的要素。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往往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来创造历史的。不包含历史面向的实践是不全面的，未深入历史过程的下沉也是不完全的。历史感在研究中的一种运用，在于比较分析。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例子，是黄宗智老师对于中国调解制度和西方“非诉讼纠纷解决”的比较分析。基于制度起源的历史过程，才能揭示二者实质上的差异，并由此真正认识“第三领域”治理逻辑在今天政法体系中的延续。在我个人看来，实践社会科学对于历史过程的重视与把握，与我所学习和从事的历史政治学研究是共通的，二者具有相似的问题关怀、在方法上则能够相得益彰。这正是我渴望参与研修班学习的原因之一，这段珍贵的学习经历也使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认识。

超越：回到真实对象

下沉旨在触达研究对象并形成真实认知，超越则是将这些认识集中起来、系统化并转变为具有成熟形式的成果，最终指向对研究对象真实面貌的揭示。

写作读书报告正是训练阅读意义上的“超越”，这并非一个容易的、掌握套路便“一蹴而就”的过程。首先，对观点的概括并不只是“缩句”，而是自己消化吸收后的再表达。记得第一节课上，我那完全按照章节顺序来梳理的读书报告被选中汇报展示——它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种极端的方向。在过去的我看来，这样做最遵从于作者原意，也最不容易遗漏信息。但在此后的学习中，我愈发认识到其缺陷，除了大量时间精力的投入，还往往使自己陷入修改语句表达的细枝末节之中，而忽视了对观点的消化与再现，后一种能力对于研究者才是更有意义的。其次，相比于信息的全面性，逻辑更为重要。好的读书报告固然应当尽可能全面地囊括著作所包含的内容。但对于研究者而言，还需快速识别理论的交汇点，这意味着读书报告重点在于逻辑的完整再现而非内容的完整再现。赵珊老师提到的一个方法令我印象深刻——“读完后，合上书就开始写，回忆起什么就写什么，先完整写一稿，再对照书本修正、完善”。这样既能避免陷入细节纠结以在最短时间内把握并重建大致逻辑，又能通过查漏补缺修正自己的认识，本身也构成了对逻辑能力的训练。最后，了解作者的身份背景很重要。超越观点的表象，需要看到文字背后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问题关怀。特别是对于理论性强的著作而言，正如“剑桥学派”所揭示的——只有把人物及其思想还原到自身所处的时代语境中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相比于“大名鼎鼎”的韦伯、布尔迪厄，恰亚诺夫、萨义德等人要“陌生”得多。在阅读他们的著作前，了解其生平经历及其所带来的问题意识，方能在概括其观点时更具有方向感。当然，以上三点归根结底都需要建立在真实还原著作内容的前提下。正如老师们所提醒的，读书报告的目的是帮助自己日后重新回忆书本的内容，要避免过度掺杂自己的解读和延展。

对于研究而言，“超越”的关键则是找到既有理论的交汇点，进而基于“下沉”所获得的认识，由这一点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径。所谓交汇点，是不同乃至对立的理论所具有的某种共享前提，正如“左”或“右”的理论都将资本主义经济视为比小农经济更先进的生产方式，但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却证伪了这一前提，由此形成了全新的解释路径。当然，研究中的“超越”是永无止境的，再完备的著作随着历史发展也难免显现出局限性。但通过“下沉”所获得的对真实世界的认识愈多、愈深刻，一部研究的价值就愈能历久弥新。

对于作为研究生的我们，研修班同样使我认识到“超越”自己的重要性——除了知识与能力方面的自我超越，我想更重要的是超越自身周围的生活世界，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定位自我。记得赵珊老师曾转述黄宗智老师的话：不同于美国学生研究中国，更多是将中国作为检验或发展既有理论的一个案例，中国学生的关切点则不仅在于理论，更是为了建设自己的国家。相信这批青年能够成为未来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骨干人才。这些温暖的鼓励让我深深感动。回看历史，哲学社会科学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其代表性著作大多诞生于其所在国家走近或居于世界中心的时期，从17世纪荷兰的格劳秀斯，到18世纪英国的斯密、休谟与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19世纪至20世纪初德国的马克思、马克斯·韦伯，再到20世纪以来的一众美国学者。尽管不能绝对而论之，但接近和处于世界中心的国家，更能产生该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大家”。除了母国自身地位的加持，一个重要原因或许是，居于世界中心的国家同时也触探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沿，对于身处其中的人而言，对其所生活的世界的真实认识，便是对人类文明前沿形态的揭示，也就更容易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留下印迹。由此，当我们被周遭世界的琐碎、被互联网所放大的焦虑所裹挟时，不妨超越个体而从历史发展的大环境来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一代学者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机遇之中。关键在于，正如黄宗智老师在最后一节课上所反复强调的，不能“从理论中来、到理论中去”，为了与既有社会科学理论形成所谓“对话”而将中国活生生的现实削足适履。相反，基于对中国真实认识而形成的、能够超越既有理论的研究，哪怕只解释了中国的“故事”，也是极具价值、能够历久弥新的，正如《华北》与《长江》在今天依然脍炙人口。

结语：超越“下沉”与“超越”

先找到两个对立的分析性概念，再实现对二者的超越或整合，是认识和揭示对象的一种有效研究方式。研修班的最后一节课结束后，我便开始构思这篇总结。然而一个多月来尝试了诸多概念组合，却总感未能尽意。或是过于理性而像一篇缺乏温度的论文或“经验帖”，抑或过于感性而显得“理论性不够”。直到前段时间在家中翻出高中时的作文素材本，看到一则当年很喜欢使用的作文素材：“南极企鹅身躯笨重，既没有攀爬的前臂也没有腾空飞行的翅膀，为了爬上滑溜溜的冰面，在上岸前便会先下沉到足够的深度，再调头迅猛向上、借势冲出水面，从而落于陆地上。下沉以蓄势、腾空而上岸，看似笨拙却富有成效。”那一刻，我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下沉”与“超越”这一对关键词，此前的诸多想法也渐渐得以串联起来。认识真实世界的过程，不也正如企鹅这般跌跌撞撞吗？关键在于下沉的深度、超越的高度，以及在反复经历挫折后对这个过程的依旧坚持。

在总结的总结部分，我想还需要超越“下沉”与“超越”——无论是读书、研究还是对自身的下沉与超越，更多是行动意义上的。而在行动之上的，则是研究者自身的关怀所在。最初学习黄宗智老师的著作，是在我写作关于群众路线的硕士论文过程中——理解群众路线，必须理解其所诞生之时民众所处的真实状态。对《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超越左右》等多部著作的学习使我获益良多，而除了知识性的收获，我更深深共鸣于那纸面背后的人民关怀。

就在写作这篇总结时，我又读到了“实践历史与社会科学”公众号发布的黄宗智老师的《我的中国研究：客观学术和内心感情》一文，黄老师再次谈及了“自己心底里最关心的议题乃是中国的普通人民”。而也正如文中所写：“学术从来不是纯理性的活动，其深层动力必然也如此，甚之更多是来自心底的感情。”于我而言，这份对人民的情感与关怀正是我撰写硕士论文期间最重要的动力来源，也是最深刻的感想，至今依然支持着我继续推进研究。它不仅源于个人内心深处的认同，我想更是作为一名人大学子，人民大学的校名所赋予的责任。巧合的是，人民大学的校训也正是“实事求是”。或许正是因为，想要为改善人们的生活做出一些贡献，首先要精准地、真实地认识真实世界。

最后，我想再次向给予我们宝贵教诲与鼓励的黄宗智老师、高原老师、赵刘洋老师、蒋正阳老师、赵珊老师，以及学习期间相遇、相伴、相知的同学们致以最由衷的谢意。十分幸运能够通过研修班的学习，结识一群志同道合的师友！祝愿我们彼此在未来的道路上，都能带着“实事求是”走得更远、更踏实，也衷心期待未来有更多的学子来到此间，收获属于自己的“下沉”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