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写作·为学：云端的问道之旅
梁竹（浙江大学法学理论专业博士生）
一晃距离课程结束已经近一个月，当我回顾这段痛并快乐的日子，仍是万般留恋和不舍。从读书、写作到为学，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八周的学术之旅中收获了太多。谨以此文记录这七周的云端问道之旅，是为留念。
一、 读书与写作
今年的课程分为阅读方法与习惯、学术理论入门两个部分，前三周主要训练学生精确阅读学术专著和撰写读书笔记，后四周的课程转入理论性阅读，要求学生研读实质主义、形式主义、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入门性著作。
刚踏入学术之门，便有黄老师亲自向我们传授“学术心法”，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次弥足珍贵的经历。七周阅读八本学术著作并撰写读书报告，期间还要参加学校的必修课程。此外，参加课程时我才结束本科四年的学业，除了提前一个月已经读完《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这本书外，其他的著作以及理论家我先前从未涉及。这样的课程安排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原以为我会做得很糟糕，在短时间内，我的阅读习惯和思维能力也不可能有大的突破，可在黄老师的悉心引导下，我的确是做到了。七周高强度输入、输出的学术训练使我受益良多，总的说来，我在读书与写作方面的收获大致可以归为以下三点。[1]
(一）“找出作者的理论对手”
面对一本庞大的学术专著，尤其是理论著作，初学者往往感到无所适从，不知从何下手。我以往的做法通常是从头至尾逐字逐句地读，这种阅读方法有很多缺陷。首先，它严重拖慢了阅读速度，按照这样的节奏，平均读完一本书需要花费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其次，这样的阅读容易陷入细节，这些浩如烟海地细节容易让读者迷失方向，把握不到作者的核心思想；同时，一旦被细节所缠绕，就会感觉这本书愈发难以理解，很容易半途而废。
黄老师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找出作者的理论对手”。面对一本学术著作，我们首先要问，作者处在什么样的学术脉络中，在与谁进行对话？如此便很容易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也容易把握作者的中心论点。比如在阅读萨义德、格尔茨的著作时，黄老师告诉我们，首先要理解格尔茨、萨义德都属于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来自于对现代主义的质疑，怀疑现代主义的科学主义、实证主义认识论。有了上述背景，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格尔茨指出“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是一种认识与想像的复合体”，为什么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权力话语，是掌握了话语权的西方人创造、重构的东方,由此为西方社会提供对于东方的想象”，同时也能够自觉地反思后现代主义理论所可能隐含的话语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
（二）“思考他的理论对中国有什么用”
在以往的学习中，我从未系统接触过理论，甚至对这些晦涩难懂的理论有一种天然的惧怕。在我原来的印象中，理论不过是在写作中装点门面的饰物，它能让写作者“看起来很厉害”。在黄老师的课上我才明白，原来理论并不是一件“花衣裳”，对于一篇文章来说，理论也并不是一张可以随意剥离的单薄外壳，理论的作用是解决经验证据提出的问题。选择合适的理论，一方面能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另一方面也能让散乱无序的经验证据变得有概括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是写作者的“核武器”。我们学习理论就好像掌握了一种工具，把它放进我们的工具箱中，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拿出来。但世界上并没有一种防止四海皆准的普世理论，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威力，也有其局限。在学理论、用理论时，我们应当思考“这种理论对中国有什么用”、“对我们的实际研究有什么用”，这样一来，我们阅读任何理论著作时就会带着一种批判的目光，而不是将其奉为真理，或者将某种理论意识形态化，在具体研究时，我们也能够根据我们所面对的经验实际，创建出符合实际的新理论。谈论理论问题的学者有很多，但从理论是什么、理论有什么用，到如何学习理论、如何构建自己的理论，唯有黄老师一人说得如此系统、透彻。
（三）知人论世
令我备受鼓舞的是，第五周我写作的韦伯《法律社会学》这篇读书报告，受到了黄老师的特别肯定。仔细想来，我的进步或许正是从写韦伯这篇文章开始的。正是这一次的经历让我领悟到，“知人论世”对于理解绝大部分的学术著作效果显著，而这也与黄老师提倡的“找出作者的理论对手”有某种暗合之处。
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尤以晦涩难懂著称，我只有一周的时间，硬啃文本肯定不是办法。在开始阅读之前，我最先想到的问题是,为什么韦伯要关心法律与社会？我发现，一个很关键的背景是韦伯所处的时代。二十世纪初的欧洲，经历了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面对的是一个除魅的世界。此时欧洲的政治制度、工业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人们脱离了宗教迷信的蒙昧，试图用理性化、科学的方式来认识一切。韦伯所要解决的终极问题是，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只在西方发生？法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进过程中发挥了何种作用？韦伯希望通过对法律之缘起、演进过程的研究，回答关于现代世界的由来和可能的发展方向这一终极问题。如此一来，我便很快把握到了《法律与社会》这本书的核心，即作为现代法律根本特性的“形式理性”，以及法律、经济与社会演进的互动关系。
黄老师所说的“找出作者的理论对手”，意思是要回到作者所处的学术脉络中去，他希望解决什么问题、在与何种理论对话，而“知人论世”更强调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从而发现作者的问题关怀来自何处。从某种意义上说，“知人论世”和“找到理论对手”实际上都是在了解作者的写作动机，只有了解作者的写作动机，才能准确把握作者的思想。[2]
二、 做有“真实感”的学术
除了在学术方法方面的收获，在课程中更令我触动的是黄老师为学的品格。我想，“真实感”三个字最能用来形容黄老师的为学态度。推动黄老师在耄耋之年仍然教书育人、投入学术研究的根本动力，是一种来源于“双重文化人”处境的真实困惑，是希望走出第三条道路的决心和勇气。
由于童年的生活经历，黄老师在感情和理智方面都面对中西文化的双重矛盾。这种来源于“双重文化人”的根本困惑和现实关怀——对于中西并存中的张力、矛盾的强烈好奇，正是推动黄老师从事学术研究的动力。也正是这种“双重文化人”的处境让黄老师意识到，西方文化和本土文化间的互动，并不必然导致一方对另一方的支配。因此黄老师的研究也极力摆脱学术理论和意识形态中非此即彼的二元话语结构，致力于发现一条殖民主义与本土化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而反观当下学界，急功近利之风盛行、实用主义当道，许多学者似乎忘了真实为何物，黄老师的此种人文情怀无疑给吾辈学人树立了楷模。
三、 结语
最后，还要特别感谢高原老师、正阳老师、赵珊老师和刘洋老师四位助教，感谢嘉琪师姐、芦丹师姐、婧蓉师姐、长宁师兄、瑞阳师兄、刘建师兄和马闯师兄，他们当中有的善于提出很有意思的问题，有的善于将复杂的理论通俗地表达出来，有的对理论问题的理解颇有深度，从与他们的交流中，我总能受益良多。还有太多的话想说，心里的所思所感未必能完全用言语表达，且待我用日后的研究作品来回答吧！
梁竹
2022年11月25日 写于之江月轮山
2022年12月5日 改定
[1] 之所以把“读书与写作”混为一谈，是由于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存在纯粹的读书，因为读书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而写作仅仅是把思绪外化为某种实体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讲，读书与写作其实是一体的，因而我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
[2] 不过，这种方法也并不是对所有理论家都适用，对于许多学者而言，学术就是其整个人生的一部分，而有学者就坚决否认他的研究和自己的时代背景有任何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