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过者化，所存者神
何成云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找到你心底最关心、最困扰你的问题。关键在于，对你自己掌握的经验事实有多大的信心？要有勇气把心底的真实表达出来。”
这是黄老师在最后一节课上对同学有关论文之选题从何而来的回答，也是在整个七周的课堂里老师不断向我们抛出的询问。其实在第一周的课堂上，老师就结合个人的学术书写生涯，为大家剖白了《华北》一著的根由——源自于相当个人化的困惑，这个困惑是那样的根本性，而又是那样的复杂难解，以至于试图解答这一问题的第一本著作，不似其系列作的后来者那样拥有一个明确破题的绪论与总结——但正是这本书的写作使老师身心皆投入其中，成为了个人学术生命的真正起点。
在分享这一段体验时，老师并没有对它作超出于叙述之外更多的发挥，但现在回想起来，盘旋于我心中的许多有关学术写作的“形而下”的疑问，缠绕在我笔记写作、课堂表达和日常生活中的许多恶习，其实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拥有“真正关心的问题”，并不是一种轻松的体验，而想要解决它，则更是一种漫长的修行（既需要对经验事实的了解与体悟，也需要理论的储备与审思，更需要在二者之间不断地往返）——因此，即使未曾在“明知”的程度上发现它，对它的复杂性甚或（想象中的）危险性的畏难已经让我在潜意识里开始逃避它、掩盖它，然而我又终究不能忽视它的存在。在我进入大学以来，始终拉扯着我的这种本能的逃避与终究不愿放弃的矛盾心理，就体现在我一方面受困于所学专业既不被历史学认可在政治学亦属边缘的尴尬定位，想要为我自己也为我的专业求一份来自这两方的认同，一方面又颇有些安于现状，对于历史学的钩沉工夫和政治学所要求的理论积淀都欠缺甚远。譬如，我的本科论文探讨的是集体主义时期的农民合同工问题，论文写完后，明知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到底算啥名堂”——只是被触及了一角，却始终搁置不曾对其予以认真的重访，其间或许有对敏感性的规避，但更多的是我对处理这一问题所需要花费的更多的材料和理论工夫的畏难。
同样的惯习式的怠惰和心底间或涌起的不甘之间的拉扯，也贯穿在这七周研修课程的阅读与笔记写作之中：我的确是付出了时间与精力去阅读，也的确在努力地梳理书籍的核心结论与其各分论点的论证，但我心里明白阅读周期中的大部被放在了不需要太多思维运动的“摘录”上。都说“知易行难”，但要改换一个恶习，是“知难行也难”。这里就要感谢这样一个优秀的研修集体，在同学读他们的笔记时，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自己怠惰的思维习惯的产物与真正下到工夫的、不仅总结精确而且有自己的理解框架予以熔化并重塑的笔记之间的差距。而最大的感谢要献给老师，在这次课程之前，我从未想过会有老师这样慷慨地拨出他的时间和精力，逐字逐句地批阅后学者的读书笔记：同学们的优秀激起的是我的好胜心，而老师的批注和回复则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惭愧和惶恐。
虽然可能我提交的七八篇笔记中，最终勉强能够达到课程要求的也不过二三，但经过这一次课程，我感到自己困惑的、挣扎的、躁动的心逐渐沉静下来了：看到了差距，看到了可以努力的方向，最重要的是，我明白自己不该再逃避心底的那个问题了，更不该因此而继续怠惰于自我的修炼。从前我也知道应当在史料以外要有理论的储备，但我对理论有一种急于求应用的心态，因此我所知道的只是这一片那一片的中层理论“枝叶”，而并不是在一个已经搭建起来的知其来由、观其会通、晓其争锋的理论系谱中进行思考。现在回想最后一节课上问老师的那个“现有的理论似乎已经足以敷用，要如何创新”的问题，真真是感到面红：在对现有的理论还在像捞月的顽猴一样对着倒影随意地抓取、当理论的“二房客”，对它们到底有几条脉络、其根本分歧为何、其共同关切为何还一团模糊之时，这样的问题可谓既冒失又轻浮，这里再一次感谢老师的包容。
“所过者化，所存者神”，这次研修班给予我的东西，还有待在往后的漫漫学术长途中慢慢消化，但我知道它们已经成为了我重要的一个部分。结课的那一晚发在朋友圈的感言，本想要融入于全篇之中，但删删写写，总觉得那毕竟是当时心境下最直接的体会，若某年某日回过来看，也算的是“第一手”的材料了，这里摘录在此：
“被阅读抻得漫长的七周，在一个优秀而温暖的朋辈群中，收获了许多现在还来不及全部消化完的东西。
“最大的感谢献给黄宗智老师。原想用些名言警句来致敬，但它们似乎都比不上如实直述那样教人真实可感：在学术这条并不容易的漫漫长途上，一位卓越的先行者如此慷慨地拨出他的时间与精力，逐字逐句地批阅才入门槛的后学者的读书笔记，温和而又精准地点出不足，又不吝于给出鼓励与安慰——他理解初入门者的困惑，也理解学术与体制的张力，而他教你不要放弃，他教你踏足大地也教你仰望星空，他教你向前辈学习也教你不要被理论淹没。
“终究还是以一个有些俗套的联句作结：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