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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解与中国法律的现代性

    黄宗智 尤陈俊 2009年08月19日
  • 《中国改革往何处去?中西方学者对话(二)》:导论

    黄宗智 2009年07月24日
    题记:此“对话”辑与 “Whither Chinese Reforms? Dialogues among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 II” (Modern China, v. 35, no. 4, July 2009) 同时发表。
  • 《从诉讼档案出发: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前言

    黄宗智 2010年06月04日
  • 《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序及导论

    黄宗智 2010年06月04日
  • 《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前言

    黄宗智 2009年06月20日
  • 《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导论

    黄宗智 2009年06月08日
  • 《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导论

    黄宗智 2009年06月08日
  •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探讨的问题

    黄宗智 2009年06月08日
  • 《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导论:中国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

    黄宗智 2009年06月08日
  • 《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序:为什么要建立新的中国法律历史与现实的研究?

    黄宗智 2009年06月08日
  • 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

    黄宗智 2009年06月06日
    作者题记: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74-88页。本文章由我们两人十多次反复来回合作撰写,计量工作主要由彭玉生承担。感谢贺雪峰、张家炎、顾莉萍、陈丹梅和该刊三位匿名评审人的帮助。

    摘要:观点对立的两派在农村产权问题上固然针锋相对,但却有一个基本共识,即农业的低收入和劳动力过剩问题,必须等待进一步的城镇化才有可能解决。针对这个基本共识,笔者试图对近、中期的广义农业(即农、林、牧、渔业)前景做一个比较系统的探讨。首先,从近年人口与就业趋势出发,估计今后10到25年的农业就业前景。然后,从近年的食品消费趋势出发,估计消费需求,进而估计相应的可能农业生产。最后,配合就业和人口变迁趋势估计每农业劳动力工作日数,从而估计务农人员的可能收入。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农业今天正处于大规模非农就业、人口自然增长减慢和农业生产结构转型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之中。这样的交汇将同时导致农业从业人员的降低和农业劳动需求的增加。面对这样的历史性契机,政府若能采取适当措施,农业当前的隐性失业问题应该可以在近10年间改善,而农业的低收入问题也应该可以在今后25年间缓解。这条出路应以市场化的兼种植—养殖小规模家庭农场为主,并迈向绿色农业。其中关键的因素在于国家必须抓住眼前的契机,适当投资于农业和扶持农业,既是为缓解“三农问题”,也是为城镇工业建立广阔的国内市场,借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连锁发展。
  • 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

    黄宗智 2009年06月06日
    摘要:彭慕兰在其新著《大分岔》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而又颇具吸引力的观点,即欧洲发展与中国内卷之间的“大分岔”是在1800年以后才出现的。然而由于彭书轻视关于具体生活和生产状况的知识,偏重时髦理论和书面数字,以致在论证过程中出现了不少严重的经验性错误。譬如,想象江南农民每人每年消费十匹棉布和两匹丝绸。又譬如,以为一匹棉布的7天生产过程之中,收入较高的织布要花上3天(其实只用1天)。而且彭书也没有认真对待近20年来西方研究18世纪英国的主要学术成就,即对农业革命、原始工业化、城镇发展、人口行为转型以及消费变迁等“五大变化”的证实。彭书把这些革命性的变化尽量写成是内卷型(即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演变,同时又把长江三角洲经历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描述为发展性(即劳动边际报酬剧增)的变化,结果抹杀了两者之间的根本差异。其实,英国的工业革命起源于上列五大趋势及其与英国煤矿业特早发展的偶合,而18世纪的长江三角洲则不具备其中任何一个条件,这里呈现的不是19世纪工业革命的起源,而是19世纪巨大社会危机的由来。中国后来进入的现代经济发展道路和英国完全不同:即首先通过社会革命来进行资本积累,尔后通过农村的现代工业化来降低农村(部分地区)的人口压力。不过,若要在今后真正改变农村的内卷型生产,把农村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提高到现代世界的水平,则尚待进一步的城镇化和工业化,并把农业从单一种植业型改向多种经营型方有可能。
  • 近现代中国和中国研究中的文化双重性

    黄宗智 2009年06月06日
    摘要:人们通常在帝国主义/民族解放或支配/从属这样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框架内来理解非西方民族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但是,用这样的二元框架来理解文化领域是否适当?与民族国家不同,文化是超越国界和国防的。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文化要比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更具容受力、更能与“异己”相互作用。本文用近现代中国和中国研究领域中的“文化双重性”——最明显地体现在双语者和双重文化人之中 ——来显示两种文化是怎样相互作用的。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后现代主义潮流共同促成的非此即彼式的思维倾向之下,文化双重性提醒我们注意在不同文化的共处和互融中各种创新的可能。
  • 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

    黄宗智 2009年06月06日
  • 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

    黄宗智 2009年06月06日
    作者题记:感谢白凯(Kathryn Bernhardt)、艾仁民(Christopher Isett)、彭玉生、余盛峰、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李放春、夏明方以及两位匿名审稿人给本文中/英文稿提的意见。


    摘要:中国的“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即没有工作保障,缺少福利和不受国家劳动法保护的劳工)已占今天2.83亿城镇就业人员总数中的1.68亿,比正规就业人员要多出一倍半。正如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众多研究所指出的,规模庞大并不断扩展的“非正规经济”是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而自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已进入同样的社会经济状态。但是,今日的中国国家统计机构尚未真正正视非正规经济就业人员统计。其部分原因是当前的主流经济(以及社会)理论——即主要来自196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二元经济”理论、“三部门理论”和“橄榄型”社会结构理论——的误导。这些理论共同构成了1950和1960年代风行美国的“现代化”模式。本文扼要论述该模式的关键论点,进而回顾1970和1980年代发展经济学“革命”中有关学者对其所作的批评,以及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在美国新保守主义领导下进行的“反革命”辩驳,重在揭示论争双方的意识形态化偏颇,并突出各自的洞见,提倡适当结合双方正确的见解,由此建立去意识形态化的理论观点,以助于理解今天非正规经济的现实。

    China’s Neglected Informal Economy:Reality and Theory

    Philip C. C. Huang

    Abstract: The informal economy -- defined as workers who have no security of employment, receive few or no benefits, and are often unprotected by labor laws -- in China today accounts for 168 million of the total of 283 million urban employed, or 1.5 times the number of those in the formal economy. As numerous studies by the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the World Bank and other entities have pointed out, large numbers and increasing proportions of informal economy workers is a phenomenon common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China with its marketizing reforms has become very much a part of this wider phenomenon. But the official statistical apparatus in China still does not gather systematic data on the informal economy. Part of the reason for the neglect is the misleading influence of mainstream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theories, which have come from the “economic dualism,” “three sector hypothesis,” and “olive shaped” social structure theories that held great influ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1960s. Together those made up the prevailing “modernization” model of the tim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ore elements of that model, the “revolution”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at followed it in the 1970s and 1980s, and the “counter revolution” from neoclassical economics that came with the rising ideological tide of Neo-Conservatism.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separate out ideological biases from the genuine insights of the two sides, and argues for a balance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at can more appropriately capture the realities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today.


    Key words: statistical data, economic dualism, informal economy, development economics, neoclassical economics, social jus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