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 2013年09月17日

今天，传统的“工人”和“农民”范畴已经不再适用于中国社会实际。同时，国家劳动法规已经和实际的劳动人民脱节，相当程度上已经变成只是维护少数特权蓝领工人以及白领公务员、事业人员和大中型企业职员的法规。“工人”、“农民”和“劳动法律”话语其实已经导致对中国社会实际的深层误解。本文论证了今天中国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既非传统意义的产业工人，也非传统意义的农民，而是半工半农、亦工亦农的农村户籍人员。他们大多处于劳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外，被认作为临时性的“劳务”人员，处于“劳务关系”而不是“劳动关系”之中。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真正的中产阶级差别悬殊，两者几乎属于两个不同世界。今天，包含中产阶级的受到劳动法保护的正规经济只占总就业人员中的16.8%，而半工半农不受劳动法保护的非正规经济的劳动人民则占到83.2%，亟需我们去重新认识。

黄宗智 2013年08月05日

黄宗智 2012年10月21日

黄宗智 2012年10月21日

本世纪00年代，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改制为盈利性国营公司，在中国快速的GDP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个事实被新自由主义的霸权话语所掩盖，因为它的认识前提是唯有私营公司才可能推动发展，由此把这个积极因素演绎为严重的不足。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还采用了一些抽象的理论建构来否认中国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社会不公。经验证据说明，改革期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作为既是快速GDP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当今贫富差距极其严峻的根源。本文最后简单地讨论最近的一个地方上的实验，及其对中国未来发展方向问题的启示：不是在修辞层面上而是在实质性结果层面上，到底该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黄宗智 2012年10月21日

黄宗智 2012年06月15日

黄宗智 2012年07月26日

黄宗智 2012年03月29日

为《开放时代》2012年3月“中国新时代的小农经济”专题讨论撰写的导言

黄宗智 2012年03月29日

在中国经济史上，最基本的经济单位一直都是农户家庭，而不是
个体化的雇工；一定程度上，今天依然如此。回顾明清以来的中国经济
史，家庭作为一个基本生产单位，其实一直在和依靠个体化雇工的规模
化生产进行顽强竞争。中国经验不同于英国和西欧，也异于印度和“东
亚模式”。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东亚模
式”理论，都没有直面中国家庭经济顽强持续的基本现实。认识到家庭
单位在中国经济和社会中所占的特殊地位，才有可能想象一个与现代西
方不同的中国的过去和未来。

黄宗智 2012年03月29日

在日益全面、深入的市场化大趋势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小农最关心的是其与商业资本在流通领域所发生的“流通关系”。其中的问题既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理论来理解，也不能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契约和交易成本理论来理解。它的关键是不平等的交易，由此导致一系列既非资本主义经济的、也非前资本主义经济的现象。媒体一般把掌控商业资本的“中间商”描述为广泛对农户进行“盘剥”和对市场价格进行“炒作”的主体。本文问的是：实际情况如何？应该怎样从经济学理论来理解？这是个初步的探索，试图在基本的事实基础上，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概念。

黄宗智 高原、彭玉生 2012年03月21日

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古典、新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均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农业的兴起，农业无
产阶级会快速扩展。这是18世纪英格兰的经验，也是当代印度所走的道路。本文的第一个问题是：在目
前中国，农业雇工的规模有多大？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和解释这种规模？答案出乎
我们的预期，农业雇佣工人（长工）仅占中国农业全部劳动投入的3%（短工占0.4%），这与印度的45%形成
鲜明的对比；而与此同时，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农业发生了实质性的资本化（单位土地的资本投入不断
增加）。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这是近年来中国农业发展的最重要特征。

黄宗智 2012年01月21日

本文是作者对自己在国内十年教学与写作的回顾与反思。首先是对当前影响最大的两大理论传统——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两大次要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简单讨论。重点不在学术史研究而在学术实用，从如此角度来点评四大理论传统。然后，回答文章的中心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要怎样对待理论，做什么样的学术研究？文章主要从自己的学术实践经验和总结来提出意见。

黄宗智 2011年10月17日

塞勒尼（Ivan Szelenyi）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间，没有第三道路的另类可能；这是他根据自己1980年代以来，探索诸种第三道路的经验而得出的结论。本文是对他的两个主要论点的简短点评：一是"房地产泡沫"以及重庆"第三财政"之不可持续，二是鉴于第三道路在东欧和俄国的失败，第三道路的尝试在重庆和中国亦将同样失败。

黄宗智 2011年10月14日

重庆的第三只手的运作的背后是有竞争机制和动力的。其兴起本身源自市场的第一只手和国家的第二只手的运作中的不足；它既挑战又借助其它两只手。在三只手并存的现实下，第三只手是要和第一、二只手竞争（以及配合）的。

黄宗智 2011年09月13日

重庆的经验提出，科尔奈关于计划经济“短缺”弱点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科尔奈认为唯有私有产权下的公司才可能利用市场信号，则是错误的。重庆依赖的是国有的企业公司，以及它们的市场收益和增值，来为社会公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必要的财政。这个“第三只手”不同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第一只手，它不是一个在理性经济人追求自己利益之上，被想象为促使市场经济自律以及最优化的那只手；它也不同于国家为了完善如此的市场经济，而做出各种干预的第二只手。它的经济主体是国有而不是私有企业，但是，它也不同于其前的国有企业，因为它的目的不在企业的利润，而在社会公平和公共利益。它既挑战又借助于其他企业。它虽然是国有企业，但在当前的中国政治经济体系以及全球化经济的大环境下，它的行为并不像一个垄断企业，因为它必须和其它两只手竞争，并且不仅和国内其它地方，也要和国外其它国家和经济体竞争。唯有在那样的竞争下成功地推进经济发展，它才有可能成为中国全国性的模式。也唯有那样，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占据绝对优势的全球经济现实下，把公平发展建立为一个实在的选择。由于重庆“试验”的实例，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或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可供观察和正在演变中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