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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古典、新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均认为，伴随着资本主义农业的兴起，农业无
产阶级会快速扩展。这是18世纪英格兰的经验，也是当代印度所走的道路。本文的第一个问题是：在目
前中国，农业雇工的规模有多大？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和解释这种规模？答案出乎
我们的预期，农业雇佣工人（长工）仅占中国农业全部劳动投入的3%（短工占0.4%），这与印度的45%形成
鲜明的对比；而与此同时，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农业发生了实质性的资本化（单位土地的资本投入不断
增加）。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这是近年来中国农业发展的最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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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作者对自己在国内十年教学与写作的回顾与反思。首先是对当前影响最大的两大理论传统——新自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以及两大次要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简单讨论。重点不在学术史研究而在学术实用，从如此角度来点评四大理论传统。然后，回答文章的中心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要怎样对待理论，做什么样的学术研究？文章主要从自己的学术实践经验和总结来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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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勒尼（Ivan Szelenyi）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间，没有第三道路的另类可能；这是他根据自己1980年代以来，探索诸种第三道路的经验而得出的结论。本文是对他的两个主要论点的简短点评：一是"房地产泡沫"以及重庆"第三财政"之不可持续，二是鉴于第三道路在东欧和俄国的失败，第三道路的尝试在重庆和中国亦将同样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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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第三只手的运作的背后是有竞争机制和动力的。其兴起本身源自市场的第一只手和国家的第二只手的运作中的不足；它既挑战又借助其它两只手。在三只手并存的现实下，第三只手是要和第一、二只手竞争（以及配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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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经验提出，科尔奈关于计划经济“短缺”弱点的分析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科尔奈认为唯有私有产权下的公司才可能利用市场信号，则是错误的。重庆依赖的是国有的企业公司，以及它们的市场收益和增值，来为社会公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必要的财政。这个“第三只手”不同于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第一只手，它不是一个在理性经济人追求自己利益之上，被想象为促使市场经济自律以及最优化的那只手；它也不同于国家为了完善如此的市场经济，而做出各种干预的第二只手。它的经济主体是国有而不是私有企业，但是，它也不同于其前的国有企业，因为它的目的不在企业的利润，而在社会公平和公共利益。它既挑战又借助于其他企业。它虽然是国有企业，但在当前的中国政治经济体系以及全球化经济的大环境下，它的行为并不像一个垄断企业，因为它必须和其它两只手竞争，并且不仅和国内其它地方，也要和国外其它国家和经济体竞争。唯有在那样的竞争下成功地推进经济发展，它才有可能成为中国全国性的模式。也唯有那样，才有可能在资本主义占据绝对优势的全球经济现实下，把公平发展建立为一个实在的选择。由于重庆“试验”的实例，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或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一个可供观察和正在演变中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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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解主要来自“新制度经济学”，特别强调市场化的私有公司以及相关法律所起的作用；Andrew Walder和钱颖一等则指出，地方政府，尤其是其乡村企业，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但两种分析都不能解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验：发展的主要动力变为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下为外来企业所提供的大力支持。它们普遍用低于其成本的土地和配套基础设施，另加各种显性和隐性补贴以及税收优惠，并允许绕过国家劳动和环保法律来招引外来投资。正是它们的这种非正规实践以及伴之而兴起的庞大的非正规经济，而不仅是外来企业，才是中国惊人的GDP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也是其日益加剧的社会与环境危机的来源。本文的分析来自历史+理论的视角，所指向的是对中国改革经验的新的理解和实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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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2日人民大学讲座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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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和农民往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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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记：此“对话”辑与 “Whither Chinese Reforms? Dialogues among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 II” (Modern China, v. 35, no. 4, July 2009) 同时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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