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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总结

作者 袁陆仪 发表 2018年08月06日 08:00:00   文章访问量  241

一年半前,大四的寒假,我坐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的图书馆,为有关“土地规模经营”的毕业论文查阅文献。那时我是一个极差劲、极郁闷的经济学本科生,在“学霸”们讨论“双重差分方法”、“工具变量”、“代理变量”只能躲起来,也常在老师眉飞色舞地讲着计量模型时,坐在第一排打瞌睡,甚至被下了“不逼自己学会量化方法就休想毕业”的最后通牒。幸运的是,我误打误撞读到黄老师发表在《开放时代》的文章:《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当时感觉心中敞亮许多,得到了一种全新的看待农业经济问题的视角,不免为作者的洞见所折服。更幸运的是,去年我才吃下营养丰富的鸡蛋,今年就见到了“下蛋的母鸡”——

在我的导师王海侠女士的“怂恿”下,我非常忐忑地报名申请了2018年的 “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研修班,把《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的读书报告作为申请材料。初到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读研不久的我,一直被自卑感包围。本以为摆脱了经济学的囚笼、投入社会学的怀抱,可以活得轻松一些,谁知道,比不会建模更可怕的事情,是不会读书。世上最悲哀的事,莫过于在家被嫌弃是书呆子,在学校却被嫌弃读书少、读书不得法。海侠老师是这样对我说的(大意):“我知道,你刚来北京,很想证明自己,但千万不能着急……要是能上黄老师的课,就再好不过了,那是非常系统的读书方法的训练。”可惜那会儿,我内心的想法相当庸俗:“如果能申请到黄老师的课,而且一直没有被赶出去,我就算登上人生巅峰啦!可以抬起头做人啦!”收到录取通知那一刻,真有一种“难道我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的感觉,而且也下决心,要把这半年的主要精力都扑在课程上。

(敲完上面这几百个字,觉得废话太多。精简了一番,最终又改回原状,为的是多年后的自己,还有其他与我有相似的经历的同学们,看到这段文字能会心一笑。)

开课以后的七个星期,都是在熬夜中度过的。刚开始只有一个简单的心愿:“千万别把我踢出去呀!”到后来就变成了:“总算留下来了,然而我大概会被钉在研修班历史的耻辱柱上……”不得不承认,课上提到的一个个杰出的理论家,只有舒尔茨算是我的“老朋友”,马克斯·韦伯也尚且努力接近过,其他人真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了。从第一节课开始,听着其他同学滔滔不绝地谈着读理论的心得、清晰地表达自己的学术兴趣,我只能局促不安地坐在那儿,吃力地做笔记。特别是最后两节课,内容分别是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望着自己不眠不休地写出来、却又是雾里看花一般、被标注了一个个“~“^“?的读书笔记,教室里强劲的空调真让我感觉掉进了冰窟窿。当时我想,为什么在自己理论底子这么薄弱的时候就申请黄老师的研修班,还这么不幸地被录取了?这不是自取其辱吗?现在,十多天过去,我的心态总算有所好转:获得认可,并不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受点打击能让自己更快地成长。在短短的七个星期里,我“暴饮暴食”了一番,塞下了各种关于怎样读学术专著、怎样读经典理论、怎样写读书笔记的道理,这些都有待于在今后的治学之路上慢慢消化。

首先体悟到的自然是理论与经验证据的关系。虽然过去也懂得概念和事实的区别,但如果不是老师要求写读书笔记要分别总结论点和经验材料,我并不会有意识地将两者区分对待,更不要说关心它们怎样相互连结。在这种读书方法的指导下,我读黄老师的《华北》、《长江》等专著时,既看到了它们所汲取的丰富理论养分,也看到了一种重视经验事实、乃至经验事实先行的研究进路。“真实感”三个字在课堂上一再被提起,它是我们在运用理论时所需要的一种素质。一些人生产出看似完备的理论,却仅仅依赖于单薄的、歪曲的、甚至于根本错误的证据,因此是不足取的。

接下来学习的一“招”,就是区分题目、问题和论点,虽然我对此还是有点“懵”。在我的理解中,“题目”是概括性最强的,它限定了研究的范围,如“华北平原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而“问题”则是该范围内的一个亟待解释的矛盾点,比如“为什么华北平原经历了商品化的洗礼,农村经济却一直陷于停滞?”;“论点”自然是对“问题”的回答:人口压力下的过密化投入,导致了无发展的增长。除了核心论点外,一本书往往还有若干个分论点。为了澄清自己的论点,少不了拉一个理论对手来作陪衬或者对比。有时候对手不只一个,打完了左边的,还得打右边的。对于我这样的“理论白痴”而言,有时候,发现作者的理论对手比总结作者本人的观点还要困难。读黄老师的专著,总能明显看出“向谁开炮”,读其他人的书,则要求更强的理论积累和敏感性了。还记得讨论吉尔茨的《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时,老师特别点了我:“袁陆仪,你看出作者在和韦伯对话了吗?”我只能吞吞吐吐地说:“好像……隐隐约约感觉到了吧……”我渐渐明白,许多学术的火花都是在对话中产生的,连别人的对话都看不懂,又怎么迈出学术的第一步?从题目到问题再到论点,这种思路首先体现了学术的规范性,但又绝对不止于八股套路,它更像一把钥匙,在读书和写作时帮助我们打开那横在面前沉重的大门,进入豁然开朗的境界。

课堂上老师和同学们时常论及“问题意识”。这是我耳熟能详的一个概念,却又一直求不到它最合适的定义,只能将其理解成一种提出研究问题、评估其研究价值的能力。当我提出“‘问题意识’到底是什么?”这个傻傻的问题,老师建议我去读他的文章《我们的问题意识: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反思》。这是一篇水平极高的文献综述,凝结了老师多年的所见、所学、所思,也能帮助我们把握研修班课程的精髓。文章一开头就点明,所谓问题意识,就是“在研究中所提出的中心问题”。人们的问题意识各不相同,有人从理论中挖掘问题,有人从经验世界中发现问题,还有人为了支持某种意识形态而制造问题(老师把意识形态定义为“政权推动的学术理论”,我觉得很恰当)。最后一种问题意识,是极容易背离真实,却又极容易大行其道的。除了抨击意识形态推动的研究,老师也强调,在理论建构所导致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下,“混合古今中西”的中国实际并不能被充分而准确地把握。从经验出发来做研究,正是为了突破二元对立。还记得,我写《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一书的读书笔记时,自作聪明地用“名实分离”来概括老师所说的“表达与实践既背离又抱合”,老师毫不客气地指出,我那“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在此暴露无余。当时有点被这批评吓着了,现在想想,老师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做学术一定要求真、求实,切不可玩弄概念。

后四周的课程里,我们分别读了实体主义、形式主义、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理论著作。一开始,我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实体主义”和“形式主义”这两种理论派别的划分,甚至很想为舒尔茨喊冤,为一切被划入“形式主义”大营的理论家们喊冤,毕竟在日常用语中,“形式主义”一词多少带有贬义,因为人们大都反感“重形式不重实质”的人和事。当然,学术中的“形式主义”不同于生活中的,它强调的是将演绎逻辑、理想模型运用到极致。不管什么来自学科,形式主义理论家在方法上有个共同点,即对抽象思维的推崇。舒尔茨构建了精致的理论模型,但因为他对经验证据的使用存在偏误,论点就不免有漏洞,不是随时随地都正确,更不能为实际中一切政策的制定提供指导。可恶的是,总有人把“一家之言”当作“普世真理”,来给一些决策作背书。学术研究中的抽象形式,是我们用以洞悉现实的方法,而不是强求现实与之相符的标杆,除非是意识形态在作怪。警惕“把方法变成意识形态”的导向,这是我在课程中得到的又一个宝贵的启示。

老师说我“中了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毒”,而且“中毒甚深”,不过“并非不可救药”。对我来说,这个批评更像是过奖:学识浅薄的我,又能吃过多少“毒药”呢?李宓师姐评价得很到位:“你其实还处于一个朴素的吸收知识的阶段。”是啊,我提出的只是很不成熟的认识,而老师却看到了一点走上歧路的苗头,心里着急,想要把我揪回来。但不得不说,本科四年所学习的经济学,真的已经在我思考问题的方式上留下了烙印(虽然我是一个很差劲的经济学学生)——是老师的批评,让我真正意识到了这件事。这个意识,不仅让我看到了学科的差异,也让我忽而看得更清楚,如今大学讲坛上什么是宠儿、什么被冷落,而黄老师又为什么而忧虑。接下来,我当然要像补充维生素一样恶补各种理论,特别是老师认为对我特别有帮助的实体主义、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

课程结束的第二天,我去旁听了一个学术论坛。几位学者发言后,一位“误入会场的大哥提了个问题,大概意思是:各位专家调研了那么多“明星村”、“示范村”,但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普通的村庄。比如他的家乡,虽然乡亲们种的桃子很好吃,但是销路不好,只能烂在地里,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孩子们无人照看,暑假时总会发生儿童溺水事故……专家们能不能给“普通村”支个招?刚才还眉飞色舞、滔滔不绝的学者们,一下子都哑口无言、面面相觑,最后主持人说了几句话,把尴尬的局面打发过去,论坛就进入了茶歇环节。我虽然只是一个旁观者,但却满心羞愧,觉得对不起这个提问的人。这么多满腹经纶的教授,以及我这个忝列他们的“助手和后备军”的研究生,居然都不能回答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这样做学术意义何在?烦闷的我,离开北京回家乡散心,放下深奥的理论原著,听了很多关于工作、房子、钱、结婚、照顾小孩的事情,感觉一下从云端回到了地面。当然,我会忍不住用“社会学视角”看待这一切。我才明白,在理论和实际之间穿梭,是一门多么重要的本领,需要长期的修炼。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做学问就是这样,既有苦苦追寻中的煎熬,也有猛然发现时的喜悦。七个星期的研修班课程,当然不是我的人生巅峰,而应该是一个像蜕皮、破茧那样的成长阶段。非常幸运,我能在学术的“青春期”接受这样严格的学术训练。在这里我看到了自己的优势和不足,看到了与别人的差距。还记得老师那句亲切的话:“袁陆仪,不要气馁哦!”我这只小蜗牛还在努力地向上爬,一点点更接近蓝天。

(袁陆仪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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