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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6-1949:克服灾难——华中地区的环境变迁与农民反应》导言

作者 张家炎 发表 2017年12月10日 16:00:00   文章访问量  313

导言

 

环境方法

 

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表现在非农行业与农民收入的醒目增长、对现代科技(涉及作物品种变化、化肥农药的使用、机械化与电气化等)的利用不断增加、土地生产力(产量)的不断提高、以及乡村工业化与农民城市就业(农民工)的快速扩展。然而所有这些变化的发生都是以农村环境为代价的,诸如森林砍伐、沙漠化、耕地质量下降、地下水枯竭、以及环境污染。其中的某些破坏太严重以致有的村民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土地或永久离开其村庄。因中国仍有约9亿(注册)农民,对中国农村经济、农村环境变迁及农民经济行为的了解对理解中国是如何转化的至关重要。

然而过去60年来中国学者对1949年以前中国农村的研究总体上由20世纪50~70年代正统的阶级斗争学说与自80年代初期以来流行的市场经济学说所主宰。阶级斗争学说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认为传统农村经济是主要由剥削阶级(地主和富农)与被剥削阶级(农民和雇工)组成的封建经济;根据该学说,中国农村充满了受压迫与剥削而被逼揭竿而起的农民。市场学说则以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概念(劳动分工与专业化)为基础、并由舒尔茨发展成为理性小农原理(农民会应对市场刺激与机会而追求最大利润)(Schltz, Theodore W.舒尔茨1964Smith, Adam亚当斯密197617-16);在该学说看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一直都是受市场刺激与利润驱使的理性投资者。前一种说法明显是受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后一种思潮则与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形势有关。虽然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不断的农民起义、也存在蓬勃发展的农村商业化,但造反、逐利的只是农民中的一小部分(或他们的部分特性),他们中的多数(及农民的主要特点)还是为力图适应当地自然环境而生存的普通劳动者。

而中国学者对环境变化的较早的研究(主要由科学家或历史地理学者进行)只侧重自然环境的演变,包括影响黄河的水利条件的改变(谭其骧1962)、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化(竺可桢1972)、地理景观的历史变迁、动植物分布的历史变化、以及农业经济环境的历史演变(如陈吉余、王宝灿、虞志英1989;吴忱1992;文焕然1995)等。环境史作为一门研究科目在中国只在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从那时起,有的学者研究了西南经济发展与生态变迁之间的关系(蓝勇1992)、长江三角洲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冯贤亮2002);其他学者则考察了中国历史上饮食与疾病的变化(如王利华2000;曹树基、李玉尚2006;周琼2007),这些亦可纳为环境史的一部分。而且在今日中国学者中有一股新兴而强劲的趋势,即强调环境在社会经济变迁的大的历史背景中的作用。[1]

在西方学者对1949年以前中国农村与农民的研究中,注意环境变化则出现得相对地早。如黄宗智就在其研究中国农村的两本书中各专辟一章讲此(Huang, Philip C.C.黄宗智198651-63199221-43)。他相信虽然对宫廷政治、缙绅意识形态、以及城市发展的研究有可能忽略生态关系,但“要写农村社会史,就得注意环境与社会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黄宗智198651)。他的研究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类为环境史研究,但这些研究却表明西方学者中国农村研究以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日益增长的考虑环境作用的趋势。如裴宜理(Perry, Elizabeth 1980)就指出红枪会在皖北的兴起与当地生态的衰败与不确定性有紧密的联系。在另一则例子中,周锡瑞(Esherick, Joseph W. 1987)认为是华北的生态恶化导致了当地明清时期的经济衰退并为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播下了种子。其他学者则研究了不同环境条件下(在湖南、长江下游地区、及浙江湘湖地区)的不同题目,如水利、国家与农民间的关系、以及土地开垦(Perdue, Peter濮德培1987Schoppa, R. Keith肖邦齐1989Osborne, Anne·奥思本1994)。然而正如在岭南一样,这些地区在1819世纪都“经历了相似的土地短缺、森林砍伐、高地侵蚀、与低地洪灾的问题”(Marks, Robert B.马立博1998342)。

这一趋势在受到可持续发展理论、环境保护及经济全球化影响的研究中变得更加明显(Elvin, Mark伊懋可19932004;马立博1998Mazumdar, Sucheta穆素洁1998Isett, Christopher Mills艾仁民2007Muscolino, Micah S.穆盛博2009)。有些学者甚至把环境(生态)视为经济发展的首要决定因子。例如彭慕兰与John Richards均将环境视为影响中国传统农村经济的一个生物变量。在他们看来,中国19世纪晚期的环境(生态)危机乃是一个资源或能源危机。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由木材(作为燃料与建材)短缺所促成的危机:比如,黄运地区(在华北平原)的农民难以找到必需的薪材去筑堤并几乎是挖掉最后一束干草以实厨灶(Pomeranz, Kenneth彭慕兰1993120-52),以及中国作为整体在工业及日用消费中均缺乏木材(Richards 2003112-47)。

最近,经济全球化的支持者们在其研究中侧重对西欧与东亚特别是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的比较(Wong, R. Bin王国斌1997Frank, Andre Gunder弗兰克1998;彭慕兰2000;马立博2002)。从欧亚比较角度出发,彭慕兰认为生态是英格兰早期现代经济发展的关键因子。他相信来自北美殖民地的农产品(特别是棉花)减轻了英格兰的“生态”压力以及英格兰易于得到的煤乃英格兰的生态优势,这些优势在促进英格兰现代经济增长中至关重要、并导致英格兰与长江三角洲完全不同的经济型式(彭慕兰2000)。

诚然,不是所有在其研究中强调环境作用的学者都依赖一种方法。有的学者尝试把环境因素加入到一大堆其它因素中去理解中国社会与经济的变迁(Li, Lillian M李明珠2007),而别的学者则将环境视为其研究中最主要的东西。但很少有人从农民的观点或农业生产的角度出发检视过环境与社会经济变化之间的联系。然而在研究前工业时代农村经济(特别是传统农业)的发展中,不能简单地将自然环境当作一项生物变量或独立的物质实体进行处理:不能将环境变迁与与其有关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类活动(特别是农民行为)分割开来。

在本书中,我将探究环境变迁与农民反应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中国农村的中心作用,并考察这一关系在清代、民国时期是如何展开的。我考察的重点是江汉平原,华中地区湖北盆地一处典型的冲积平原(其大小与荷兰差不多)。在清代及民国时期堤防是当地必需且重要的防止农田遭受年度洪水淹没的方式。由于几个世纪的人口增长,越来越多的湖边荒地被开垦成田,修筑的堤防也越来越多。但堤防修筑赶不上对更多土地的不断需求,结果是水灾变得愈加频繁、当地环境变化愈加剧烈。实事上,具讽刺意味的是,堤防修筑本身造成了对环境的侵害。环境变迁反过来影响农民的行为,迫使他们调整其农业生产以适应变化了的环境,从而在当地经济与社会的形成与转化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我由此提出一种环境方法,该方法不仅考虑环境变迁与人口增长,也考虑国家政策、社区行动、市场力量、以及农民行为;考虑环境与人类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考虑人与环境之间的同时互动、也考虑人与环境之间历时的互动关系,指出长时间的动态变化。我特别注重农民行为,不是说农民要对所有的环境变化负责,而是强调他们的行为如何引起了环境变化、他们如何应对变化了及变化中的环境,以及最后这些变化如何回过来影响他们的行为。

 

江汉平原

 

中国环境史仍是一个研究不足的领域,但越来越多的学者正潜心于此。在马立博最新的著作(2012)中,他提供了从环境角度出发对中国历史的一个全方位的考察,但主要基于英文文献。从本书的目的出发,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三本中文文集。

第一本由刘翠溶与伊懋可合编(1995)。[2]文集中的文章全面考察了中国环境史,作者主要是一组西方学者,他们考察了差别迥异的地区如华南、长江流域、西藏、台湾等地的气候、土地开垦、疾病、以及政府对环境变化的反应与精英对环境变化的态度。如其书名——《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其英文版书名中文直译则为《时间的沉积: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所示,文集中的文章把环境置于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中以考察人类社会体系与自然世界的相互作用。在另一本文集中,特别侧重自然灾害在华北、长江三角洲、及长江中游地区的作用,一组中国学者(一人例外)相类似地将自然灾害置于其社会背景中来研究中国环境史(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1)。第三本文集也是从广义的社会视角来考察中国历史上的环境变迁——它实际上取了一个与刘翠溶、伊懋可文集非常相似的书名——《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王利华2007)。这三本文集所采用的方法均与我的环境方法极为接近,但没有一本书提供了对某一特定地区的系统研究或有重点的历史考察、并专注其农民对环境的反应。有鉴于中国自然环境及其与之相关联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复杂多样性,为获得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相互作用的理解,如此建立在对某一特定地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内的详细考察基础之上的有系统的阐释是必要的。

作为有严重水利问题的地区,江汉平原是探究这些相互关系的最佳地点之一。首先,因为江汉平原处于长江中游的地理位置以及其在封建时代晚期的“开发”,研究江汉平原可以涉及包括移民、粮食与非粮食类经济作物的种植、垸田的开垦、粮食棉花与棉布贸易、渔业、环境变化、以及由水灾引起的损害等题目。其次,与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相比,江汉平原相对较“晚”的发展让我们看到某些清晰的、持续至今的历史延续性。早期的许多特征——如多水环境、水田旱地均重要、人水之争、以及堤防系统的重要性——至今依然如此。因此从环境角度出发研究江汉平原清代及民国时期的农业史有助于我们了解其现在的农村经济。另外,虽然江汉平原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区之一,对其历史发展的学术研究却远远不如长江三角洲与华北平原。

到目前为止,中国和西方对(历史上)中国农村的研究多以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为基础。这可以理解,因为当地有丰富的、可资利用的研究材料,从大量的地方志(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甚至到镇一级)、村内日常纠纷的档案记录(如获鹿档案)、到现代人类学调查(如20世纪30年代的满铁调查)不等。[3] 最近几十年来,学者们也不断对珠江三角洲及大岭南地区作了大量的研究。但从地理角度而言,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毕竟都只占中国的一小部分,中国尚有许多其它生态系统完全不同的地区。中国的一部分不能代表整个中国。[4]要获得从环境角度对中国不同地区传统经济及其变化的了解,我们必须了解各个地区的环境及当地社会经济条件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为方便计,研究中国的学者往往侧重一或两个省。但作为行政建制,省包含了多重生态系统,因此一个全省范围的研究通常会掩盖其境内重要的环境差别,如平原与山地的差别。举例而言,封建时代晚期湖广(湖南、湖北)无论平原、山区的人口-耕地比率看起来都是下降的,但那种下降在山区和平原的表现形式却迥然不同(龚胜生1993A1993C;张建民1994),而且因其不同的农业生产水平与生活标准,那种下降对山区和平原居民而言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任何走访过湘鄂西偏远山区的人都清楚当地居民至今仍然面对的恶劣环境与贫困。对那些以玉米和洋芋为主食的山区农民来说,平原地区以大米为主食的农民仿佛生活在天堂一般,而平原农村村民则渴望离开在他们看来贫穷、落后的村庄而移民城镇与沿海地区。即使在平原内部也存在旱作区、水田区、湖区、低山丘陵区等等的各种差别,这些差别也在当地民众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与水平、生活标准、及社会组织上反映出来。在本研究中我会不断提到这种差别。

选择江汉平原作为个案研究的地点也有一些个人的原因,这些都与我的经历有关。这里所说的“个人的”其实也是学术的,因为从事区域或地区研究的研究者最好应该对所研究的地区有一些实际的了解。因我出生于江汉平原的一个小村庄,我在这里长大并接受从小学至大学的教育、且走访了当地几乎所有的县份,熟悉其自然环境与农村社会。另外,从小学三年级起直到硕士研究生毕业(即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时不时直接参加当地的农业生产活动,因而对当地农事(的繁忙与艰辛)有切身的体会。还有,我在大学接受的是现代农学训练、大学毕业后又在当地从事过3年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因此我对农业生产与农民既有科学的理解、也有现实的理解,该结合对这一以环境为基础,融合地理学、气象学、农学、以及流行病学的研究项目极有裨益。我的个人经历与技术训练总是警告我要从经验证据中提取论点、而不是将论点强加于经验证据之上。

 

对江汉平原的研究

 

与对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平原卷帙浩繁的研究相比,对长江中游地区——特别是江汉平原——的研究则相对稀少。人们对这一“泽国”内居民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仍不十分了解。民国时期虽然有的研究如钟歆(1936)及孙辅世(1939)曾从水利技术角度提到过长江中游地区,但均极简略,主要是涉及整个长江流域的水利,讲江汉平原仅有寥寥数页。不管怎么说,他们对该地的水利进行分析乃是重要的成就,因为改变了的河湖关系与堤防的增加乃是江汉平原过去几个世纪内最重要的环境变迁。

日本学者曾对中国水利史作过长期研究并出版有大量成果[5],但对华中地区有兴趣者少,森田明是一个例外,他对清代长江中游平原水利的综合研究考察了湖南、湖北堤防系统与灌溉的发展(Morita Akira森田明19601974)。仅有的最值得注意的专门研究清代江汉平原水利问题的英文文章包括刘翠溶(1970)与魏丕信(Will, Pierre-Etienne 1985)。前者基本上以一部晚清方志中的部分内容为基础对清代荆州(江汉平原的一部分)的堤防修筑作了大致描述,她清楚地指出晚清堤防管理由当地官员监督、但具体工作由当地人承担。后者讨论了国家机器在建设、管理湖北盆地(即江汉平原)水工设施中的作用,他认为清前期国家还能充当地方水利冲突的调解人,但在清代中后期,由于受水灾引起的环境恶化、以及国家与地方社会之间的矛盾增加,国家已无力克服这些困难、最后从水利管理中退却。

这些开拓性的研究对我们了解江汉平原的堤防管理帮助很大。然而它们并未覆盖与江汉堤防有关的更广泛的社会经济问题,如移民、农业增长、农村商业化、以及环境变迁。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开始全面探讨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发展。他们的研究建立在更加详细的一手资料之上、包括了被外国学者所忽视的范围更宽的话题,其研究所涉及的题目包括堤防系统与频繁泛滥之间的关系、土地开垦与农业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口压力与环境恶化之间的关系。

在这些学者看来,江汉平原的广泛“开发”始于明代并以修筑堤防、围垦湖滨荒地与沼泽为主要特色,而这又随之增加了棉花、特别是水稻的生产。早在明代后期江汉平原已成为新的产稻中心,并在清前期与洞庭湖(中国第二大淡水湖)平原一起取代长江三角洲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米谷输出地。然而到了清后期,湖北平原的经济状况衰退,它不再是米谷输出者,反而是输入者;不再是移民接纳地,反而是输出地。这一剧变主要由人口增加及频繁的洪灾(或堤防溃口)引起。这些学者认为,导致频繁泛滥的主要原因包括上游山地垦辟引起土壤侵蚀(这些表土沉积在长江中游及汉水下游而抬高河床)、江汉平原地区无休无止的围垸缩小了泄洪区域,以及清政府在堤防管理上的无能(亦即贪污与缺乏合作);前两个原因直接间接是人口压力的结果(如张建民19841987A1999;谭作刚1985;张国雄19891994A1995;张家炎1992B;彭雨新、张建民1993;梅莉、张国雄、晏昌贵1995;龚胜生1996;杨果、陈曦2008;尹玲玲2008)。

    虽然他们的研究指出了人口压力下过度垦殖如何导致环境恶化并最终导致经济衰退、从而影响江汉经济,但他们的重点是自然环境的变化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这样他们就对人与环境之间的某些重要的相互作用关注得不够,例如他们简单化的模式多半忽略了国家与地方社会、环境与管理、环境变迁与市场变化之间的关系、农民在变化的环境与市场条件下的选择,以及所有这些关系对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影响作用。他们也没有足够考虑租佃关系与渔业这两个了解江汉平原农村经济的重要话题。另外,他们对农民本身行为的关注远远不够,而我将要证明农民对社会经济与环境变化的反应将是社会经济-环境关系中的关键因子。[6]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因他们主要侧重于江汉平原或两湖地区,他们的研究并没有清楚阐明江汉历史对了解中国农村历史的重要性。在此书中,我将逐一探讨这些主题。

 

大的背景

 

位于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是两湖平原的一部分。两湖平原的另一重要部分是洞庭湖平原。濮德培(1987)对湖南的研究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研究,也是至今英语世界对明清时期湖南社会经济变化的唯一研究。以国家-农民关系为重点,濮德培讨论了从明代中期至19世纪中叶湖南特别是洞庭湖平原的人口增长、垸田增垦、农业增长、以及环境恶化等进程。

虽然所有这些进程同时也都发生在江汉平原、且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均处长江中游,两者之间仍存在某些很大的差别。洞庭湖地区的主要堤防是垸堤,而垸堤与江堤在江汉地区则都很重要;洞庭湖平原的“开发”来得比江汉平原晚,至迟在20世纪初期还有一波新的垦殖潮;洞庭湖地区的主要作物是水稻,而水稻与旱地作物在江汉平原均很重要。

濮德培的研究与我的研究之间也存在某些差别。首先,他的研究覆盖整个湖南省,不仅包括洞庭湖平原也包括某些山地;而我的研究侧重江汉平原,只是偶尔提及周边山区。其次,从时间上讲,他的研究包括明代中期至19世纪中叶,我的研究则从18世纪早期至1949年,特别是当地遭受最频繁的水灾、其环境颇不稳定的晚清与民国时期。第三,他侧重国家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而我则侧重农民对变化的、脆弱的环境的反应。

与濮德培一样,彭慕兰在其对黄运地区(华北平原的一部分)的研究中也考察了国家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按他的说法,晚清政府有意“放弃”黄运,将重心从内陆移往沿海地区。其结果是黄运地区的衰退,因政府撤其支持(因而不再有外来物资输入)对当地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如缺乏燃料、水利工程(特别是大运河堤防)失修、土质变差(因缺少肥料)、及农业生产力下降(彭慕兰1993)。在此研究中,他有意将重点放在(非农民)精英的活动上;而在我的研究中,我则集中于农民的行为。

尽管濮德培认为人口增长与商业化在明清时期逐渐将湖南从一处内陆边疆演变为中国的一个农业核心地区、彭慕兰解释了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黄运如何从一个经济核心地区变为经济内陆地区(或从关键地区变为边缘地区),两人都突出了国家与水利工程在中国传统经济中的作用。

国家与水利工程确实在中国传统经济、甚至整个中国历史中都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例如冀朝鼎(Chi Ch’ao-ting 1963[1936])就探究了水利工程(特别是由国家修建、维护的灌溉、防洪工程)在不同朝代关键经济区形成中的重要性,以及对这些关键经济区的控制如何成为中国统一的基础。不过按照德怀特·帕金斯(Perkins, Dwight H. 1969)的说法,从洪武元年(1368年)至1968年之间,投资于水利如灌溉、排涝工程的回报低。

伊懋可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水利工程。着眼于环境变迁与可持续发展,他认为从公元前第一千年至今的中国传统经济经历了,如其文章标题所示,“三千年的不可持续增长。”作为证据,他主要指出了纵贯整个中国历史、特别是最近的几个世纪内,人口压力下的山区垦殖与森林清除对环境所施加的危害,以及维持水利工程的高昂成本(伊懋可1993)。伊懋可指出此点是对的:即人们不得不年复一年、小心谨慎地维护水利工程,既耗时又费钱。但如果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则其如何可以延续达三千年?

显而易见,中国历史悠久、疆域宽广。在中国历史上开垦山地与坡地无疑给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就象伊懋可所说的那样,但也要记住其它真相:山区水利工程与平原水利工程极为不同,华南的水利工程与华北也不同,而且纵贯整个中国历史,这些水利工程不可否认对中国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见如《中国水利史稿》[下册1989];姚汉源1987Vermeer, Eduard B.费梅尔1988;汪家伦、张芳1990)。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由于水利工程(特别是各种堤防)在江汉平原的重要性,其经济的升降直接与堤防的不断保护(或缺乏这种保护)有关。考察江汉平原清代以来的历史因而提供了一个检验帕金斯与伊懋可论点的好方法。

在讨论中国历史上的水利时,我们自然不应忽视卡尔魏特夫及其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在魏特夫看来,水利在古代中国是其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主要根源,因农业依赖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而这种工程又由一个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所维持(Wittfogel, Karl A.魏特夫1957)。但中国农业历史学家王毓瑚认为我们不应忽视由国家管理的水利工程(如河防与大规模灌溉工程)与家庭水平的灌溉工程(如灌溉渠、塘、堰)之间的差别,而且中国历史上从未存在过全国规模的灌溉网(王毓瑚1981)。我们将会看到,在江汉平原,中央政府并未参与多数主要堤防的管理。

江汉经验在帮助我们了解中国通史方面还有另外的重要意义。例如一项近来的研究表明黄河中下游流域历史上最好的气候条件促成了当地新石器文化的繁荣,并最终在公元前第三千纪晚期建立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夏代(王星光2004)。黄河流域从东汉至晚唐曾享受一段相对的安流期,没有遭受频繁的泛滥,因当时游牧民控制了黄河中游并将农地变为牧场;但唐亡以后当汉族农民重返该地恢复农耕时,频繁的泛滥又重新开始(谭其骧1962)。类似地,按照蓝勇(2001)的说法,新世界作物在西南的引进与传播——从很多方面看都是一项显著的成绩——实际上导致了该地区的环境恶化与“结构性贫困”。

不用说,环境直接影响人们的农事习惯。比如在北方频遭洪灾的地区,民国时期生活在黄河边(陕西)长安的某些农民因担心受淹(过去的经历)而不给其地施肥(夏明方2000219-20)。在19世纪中叶的江汉平原,(钟祥县)汉江堤防溃口,由于战事原因、该溃口未被堵塞,淌泄其它地区8年;结果(下游)沔阳民众(现不受可能的泛滥威胁)没有如应该做的那样加高堤防(《襄堤成案》1969卷二页二十上下)。这些选择与阶级剥削及价格波动毫无关系,相反只是代表了环境适应性的某些最简单的形式。

因此江汉经验也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上与中国农村有关的某些大的、更一般的问题,特别是当我们将江汉平原与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相比较时更是如此。由于中国各地迥异的自然条件及其所支持的不同的农业生产体系,中国传统农业通常被分成两大类,即以旱地农作(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更准确的说法是小麦-玉米农作)为主的北方型式与以水田耕作(主要是稻作)为主的南方型式。这种区分也从根本上影响到我们对中国农村经济的理解。学者们(特别是西方学者)倾向于将研究重点放在华北平原(代表北方型式)与长江三角洲(代表南方型式)的农业经济上。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对中国农村经济最有影响力的英文学术成果其结论多来自对这两个地区的研究,而它们也左右着西方对中国农村的看法。

当然,华北平原型与长江三角洲型并非中国农村经济两种仅有的型式。东北、西北、西南、华中、华南(或岭南)等地的农村经济亦有它们各自与众不同的特点。在本研究中,我将从环境角度提出一种不同的型式,即江汉型式。在清代与民国期间,它与江南、华北两种主要型式在许多地方相同,但也有不少差异。

从环境角度,江汉经验也可以在许多方面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环境史。正如马立博在其最近的书中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土地利用、气候变化、水利、森林砍伐与土地开垦、生态系统简化、以及农业可持续性乃是中国环境史中的某些主要主题(马立博2012332-37)。贯穿全书,我将表明江汉经验几乎涉及到所有这些主题。

研究江汉平原的环境史不仅可以告诉我们该地的环境条件在过去三个世纪是如何变化的,而且也告诉我们国家、农村社区、以及农民如何对这些变化作出反应。它能揭示国家与地方社会、人口增长与环境变化、环境灾难与环境管理、以及环境变迁与经济变化之间的各种关系。简言之,这一研究可以告诉我们人口增加、经济增长、环境变迁、国家政策、社区行动、以及农民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我相信揭示这些相互关系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环境变迁、中国的乡村历史,以及对整个中国历史的更全面阐释。

 

所用资料与研究结构

 

本研究所依赖的资料主要有三大类。首先是地方志,既包括清代民国时期纂修的传统方志、也包括1949年以后所修的新方志。传统方志包含了封建时代晚期当地丰富的经济信息,这些信息从其它地方难以获得。在缺乏农书及务农日记之类材料的江汉平原,方志乃是分析当地农村经济状况的最主要资料来源。另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已出版了数千部新修地方志,但此前还鲜有研究者对此进行系统的运用。中国各级政府花了长时间、作了相当大的努力来编纂这些方志,其资料因而相对全面、且毫无疑问是有用的。诚然,它们也包含有显而易见的意识形态偏见,但本人感兴趣的多是一些很少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基本经济信息,如耕作制度、垸的数目、水陆比等。实际上,我发现新修方志引用了不少1949年以前的调查,虽然对资料的阐述有所不同。

我的第二类资料是清代主政湖北的高级官员所写的奏折及府州县各级官员所写的报告。因这些奏折系由官员们报告皇帝他们的所见所闻,一般情况下会避免夸大其辞或遗漏(此类问题可由观点不同的两位或更多位官员就同一争论所写的奏折进行交叉核实),因此应该不会偏离事实太远。那些侧重水利的奏折提供了对某些案例极为详细的描述,因为为写这些奏折官员们必得亲临实地调查。不少涉及与发生在汉水边有关的特殊案例的著名奏折和报告已由地方士绅筛选、编纂成册,即《襄堤成案》。与长江、汉水沿岸其它案例有关的奏折则被搜集在《续行水金鉴》和《再续行水金鉴》中,而更多的与水灾有关的普通奏折则被搜集在一巨册档案资料中(书名是《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灾害档案史料》)。虽然这些奏折包含很多极为丰富的、表现当地民众如何应对其多水环境变化的生动描述,[7] 多数这些材料被以往的江汉研究所忽视。

第三类材料包括各种近现代调查。对明清江汉平原农业经济的研究部分由其此期内的晚“开发”所推动。由于江汉平原缺少像满铁在长江三角洲、华北平原所进行的那类详细的人类学实地调查资料,我转而依赖民国时期以县为基础的调查。当代详细的农业、地理、水利、人口调查也提供了一道基线帮助我们追溯理解江汉平原1949年以前的历史发展。[8] 此外,我也利用了一些民国时期与新中国早期的档案材料,这些材料只是最近才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在进行本书的写作之前我曾经就江汉平原明清农业史发表过一系列的经验研究。在这些文章中我认为移民在人口增长中起有重要作用,他们也是湖滨、沼泽的主要垦殖者。这些垦殖是江汉平原耕地增加的主要方式。另外,随着耕地主要是稻田增加,总产亦随之增加,从而使江汉平原可能成为重要的米谷输出者,与粮食生产增长平行的是非粮食类经济作物如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由于稻棉生产的增长及其越来越多的外运,当地的商品贸易得到发展、农村市镇繁盛。但与长江三角洲不同,江汉平原并没有经历由以稻作为中心的农业经济向以棉花生产与家庭纺织业为中心的经济的转化(张家炎19911992A1992B19951996)。本书将在这些对江汉农业经济的初步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入考察环境变迁、堤防体系、农业生产、农村经济结构、租佃关系、渔业、水乡泽国的特征、以及特别是农民的反应,以便详尽阐述江汉平原清代与民国时期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本书余下的部分可分为七章,加上一个结论。

第一章概述了江汉平原的环境及其在历史上(特别是明代以来)经历的剧变。最重要的变化包括河湖关系的改变、堤防扩展、以及不断增加的水灾。

第二章讨论水灾与堤防体系。它考察江汉平原频繁泛滥与堤防管理之间的关系、并特别重视当地人的作用,他们实际上负责大多数堤防的维护。它表明江汉平原堤防系统不断恶化的条件如何在水利方面导致更多的冲突(及更少的合作),并证实这些冲突如何导致水灾的频繁与严重。

第三章观察江汉平原堤防系统与农村经济的关系。一方面,堤防是江汉平原经济的基本保障;另一方面,大量筑堤也产生有害当地农业的副作用,当地人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资金、与材料去维修堤防。以1949年以后的资料为基础,我提出了清代民国时期沉重堤费负担的现代阐释,解释了这些费用是如何及为何被征收的、它们对地方经济的影响,以及江汉农业是可持续的还是不可持续的。

第四章研究不稳定环境下的作物多样性选择。通过分析清代以来江汉平原所栽培作物的品种的生物特性及栽培制度的特点,我检视了环境适应性的重要考虑如何左右农民的选择。我也探究了村民们对由频繁洪灾与大量筑堤所引起的环境变化的反应,特别是他们如何与不断恶化的渍灾作斗争。我认为在这些条件下,环境因子在影响经济变化与农民反应方面远比市场因子重要。

    第五章显示不稳定的环境对清代民国时期江汉平原农业生产关系——特别是土地分配与租佃关系——的形成如何有直接、重要的影响。我认为农业生产关系并非简单的“封建”关系并因此以阶级剥削方式表现。换句话说,主佃关系也并非简单由经济因子决定、而差不多由当地环境决定。

第六章考虑渔业在江汉平原农村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我指出对那些依江傍湖的农户而言、在他们的非农经济活动中渔业实际上比家庭棉纺织业更重要,指出江汉平原农村经济结构与传统中国的典型经济结构如何不同。我也探讨了某些农民为什么及如何卷入渔业、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其他农民有何不同。

第七章探究频繁水灾对当地社会与经济的影响、救荒作物的栽培与水生植物(作代食品)的种植/采集、“泽国”中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人际关系的恶化与垸的社会政治特征。在长期的与水斗争及垦地过程中,江汉民众不断适应、改变其环境,最终形成一个独特的堤垸社会。他们日常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受到其多水环境与堤防系统的影响。

虽然所有这些章节(第一章除外)均可独立成篇,它们也可以被划分为三个同主题的小类,即(以堤防为中心表现出来的)环境与管理(第二、三章)、(以作物栽培为中心表现出来的)多变环境下的农民经济抉择(第四章)、及在此多水环境中的租佃、渔业与社会经济生活(第五、六、七章)。总的来说,我主张检视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互动关系的变化的重要性。



[1] 如钞晓鸿(2004)、王利华(2006)及王建革(2009)。有关中国环境史研究的综述可参见张国旺(2003)、包茂宏(Bao Maohong 2004B)及陈新立(2011[特别是对长江流域环境史的研究])。在西方,伊懋可是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开拓者与领军人物,有关他对该领域的简要概括可参见包茂宏(2004A)。

[2] 本选集最初于1995年以中文印行;其英文版于1998年出版(伊懋可、Liu Ts’ui-jung刘翠溶1998)。

[3] 对这些档案记录与满铁资料的评论与讨论可见黄宗智(1982198632-42)。李怀印(Li Huaiyin 2005)利用获鹿县极为丰富的档案描绘了一幅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初期华北乡村栩栩如生的村治图画。

[4] 长江三角洲与华北平原之间的许多明显差别要清楚说明,因为有时有人会认为某一种型式可适用于全中国。学者中如黄宗智(1992)提供了对这两个地区农村经济过去6个世纪以来详细的比较分析。在其近来的研究中,刘昶(Liu Chang 2007)从不同的乡村革命类型角度出发对该两地区进行了详细的比较。

[5] 有关日本学者中国水利史研究的简介与选择性书目可参见伊懋可(1994,特别是第3-35页)。

[6] 在她最近的博士论文中,高燕(Gao Yan 2012)效仿魏丕信(1985)与濮德培(1987)的模式讨论了江汉平原的国家-社会关系,但将时间扩展至从明中叶到1949年,并在其国家-社会-环境三角关系的分析中增加了环境作为第三个维度。在她看来,清政府在资源(水、土地、垸)管理上早期实际上采用的是自由放任政策,但从18世纪中叶起当地方生态条件因人口压力与过量筑堤而恶化时增加干预。不过由于政府本身弱、社会动荡、以及地方与国家的冲突,晚清与民国政府的努力都是无效的。与魏丕信和濮德培一样,农民反应不是其重点。

[7] 其中涉及打官司的报告有可能有隐含的偏见在里面这些公文一般由高度职业化的幕友操刀,他们尽量做到不露痕迹地表达自己的倾向性观点(高浣月200059-69)。对待这种案例,读者要将报告仔细阅读以找出(接近事实的)真相。

[8] 不少学者包括何炳棣(Ho Ping-ti 1959)的中国人口史研究、帕金斯(1969)的中国农业发展研究、以及黄宗智(19861992)的中国农村研究都采用了现当代资料作为有用的基线,这样可以对更细碎的历史资料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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