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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往哪里去?”——导论

作者 黄宗智 发表 2017年09月25日 08:00:00   文章访问量  1239

“Whither Chinese Agriculture?” -- An Introduction

Philip C. C. Huang

 

摘要:

本文试图对中国的农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做一个总体性的讨论。文章从对本专辑的十篇论文的总结和讨论出发。首先是五篇经验和理论探索的经济史论文,而后是两篇扎实和充满阐释性的关于近三十多年来兴起的“新农业”的研究,最后是三篇关于当前的农业与农村发展道路的探索。文章从18世纪以来的社会经济史视角来检视人民共和国农业发展的历史,区别合作化、集体化、人民公社化,以及大田(谷物)农业与高附加值“新农业”。文章论述地多人少的“新大陆”农业与人多地少的东亚农业,区别前者的土地与资本双密集化和后者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不同现代演变道路,据此来检视人民公社VS、合作化-集体化,“龙头企业”VS. 小农经济,以及美国“专业合作社”VS.东亚综合农协模式的得失。

 

关键词:合作化VS. 集体化VS.人民公社化、大田旧农业VS.新高值农业、新大陆美国模式VS.东亚模式、土地与资本双密集化VS.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专业合作社VS.东亚综合农协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provide a broad overview response to the question: whence and whither Chinese agriculture? The point of departure is a summary and discussion of the ten articles of this symposium, five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from economic historians, two from scholars doing solid and illuminating research on the “new agriculture,” and finally three that explore the issue of what road Chinese agriculture should adopt for the future. The article places th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into the broad perspective of changes since the 18th century. It distinguishes among co-operativization,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people’s communes, and between the open-field “old” grain agriculture and the high-value-added “new agriculture.” It examin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ew World’s” “lots of land and few people” and the East Asian “lots of people and little land” agricultures, and the former’s land and capital dual intensifying and the latter’s labor and capital dual intensifying paths of modern change. From that perspective, it examines 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the People’s Communes vs. cooperativization-collectivization, of “dragon head enterprises,” vs. small peasants, and of the American “specialty co-ops” vs. the East Asian integrated co-ops.

 

Key words:

 

Cooperativization vs. Collectivization vs. the People’s Communes, open-field “old” agriculture vs. high value-added “New Agriculture,” New World American model vs. the East Asian model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land and capital dual intensifying agriculture vs. labor and capital dual intensifying agriculture, specialty co-ops vs. East Asian integrated co-ops

 

本文将总结和点评本专辑的各篇文章,并试图把其置于一个宽阔的社会经济史视野之中。首先是五篇关于中国农业史的经验和理论文章,而后是两篇扎实地阐释近三十多年来的“新农业”的研究,最后是关于中国农业发展的不同途径的三篇文章。

 

  1. 历史背景

本专辑的一个强项是召集了经济史领域的几位优秀的学者来共同探讨我们设定的“中国农业往哪里去?”议题。

 

王小鲁和姜斯栋(王小鲁、姜斯栋2017)首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粮食产量为主线的全面的综述(“粮食”作为统计指标需要与“谷物”区别开来,前者在谷物之上还纳入薯类和豆类产出)。研究明清和民国时期的经济史学家们一般只能依赖一些零碎的产量数据,辅之以人口数据以及人均谷物/粮食消费的合理估算来推测其总产量,再与当代中国的比较完整的数据对上,借此来说明近五六个世纪中的变迁(例见Perkins 1969)。但在1949年之后的当代,我们具有相当完整的粮食/谷物产量数据。据此,王-姜考虑到众多不同因素,作出了比较中允和有说服力的论述——总体来说,是我们大多数人会赞同的论述。

 

但在单一点上,他们二位文章的论点和我们其他几篇文章有一定的出入。他们特别突出集体农业和家庭农业之间在生产者的激励问题上的不同(在这一点上,他们和“主流”“新制度经济学”意见基本一致),认为前者缺乏激励机制和效率,后者则优越得多。在他们的分析中,改革时期这方面的进步很大。此点我们下面还要讨论。

 

但是,他们的文章继而指出,激励机制改良所导致的增长是有一定限度的。过了19781985年初期所起的作用之后(这里,我们也许应该再加上国家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因素),激励机制的改进已经无法再带来大幅度增产。之后,关键因素是投入品和产出品的比价,前者上升幅度过高,产出会受到影响,后者适当提升,又会恢复过来。但近年来,粮食增产显然已经接近极限,各种投入面对的是边际效应的递减,未来需要依赖高值农产品的发展以及新的制度。

 

接下来,王-姜指出,美国型的企业农业(包括家庭企业),规模多以千亩计算,乃是当前政策当作典范的模式,但并不适合中国。我们如果假定中国的城镇化比例从如今的56% 增加到78%,中国仍然将会有1.6亿人从事农业,人均才十二、三亩,户均才三、四十亩。两地农业实在不可相提并论。更适合中国的是日韩台的以村庄为基础的合作社经验,户均也是几十亩。此点我们将在本文最后部分再讨论。

 

高原(高原2017)的文章论证的是一个和王-姜关乎家庭vs. 合作vs集体经营激励机制的不同意见。首先,高文指出,1950年代和1963-1978时期有关键的不同: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尤其在工业与农业间的关系方面,前后期十分不同。在前一段时期,国家主要从农业抽取资源来优先发展工业,极少让工业来反哺农业。但在后一段时期,工业为农业提供了重要的支援。其中关键在国家对支援农业的工业的投资所占比例,前期(1953-1957)只占国家对工业总投资的2.9%,后期(1963-1978)则占到9%,主要是1962年之后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化肥(王-姜文所提供的材料其实也证明此点)。

 

至于制度方面,高原的文章区别了合作社(包括互助组)和小-中型的合作社 / 集体制(1955-1957),以及两者与大跃进的极端(1958-1961)间的不同。在前两者之下,即便没有国家和工业的支援,直到1957年年底仍然有一定的增长。显著的下降主要在于大跃进的几年(1958/59-1961)困难时期。在大跃进之后的1963-1978年间,制度安排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小队平均才约30来户)下基本稳定不变。小队在生产和分配上都与农民利益紧密联结,加上化肥的投入,导致了不错的农业进展,不可简单与大跃进一起认为缺乏激励而全盘否定。

 

也就是说,基本问题不仅在个体化的还是合作化/集体化的耕作,而更在于工业与农业间的关系以及制度安排是否紧密结合农民利益。小型的互助、合作或集体可以协助许多缺乏充分生产要素的农民(无论是土地还是劳动力、牲畜还是农具)克服困难而促进生产,一如1952-19571963-1978年间那样(这也是根据地时期的合作社所起的主要作用。当然,正如高原指出, 1949-1952 年的土地改革也起到同样性质的作用)。用经济学术语来表达的话,乃是借助合作来克服“要素配比扭曲”(“the distortion of inputs allocation” 或“inputs mismatch”)——是一种用来克服前工业时期的农业“内卷化”问题的方法。(高原2017)我们需要把它们和由上而下强制执行的超大型的、脱离农民切身利益的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制度区别开来。

 

林刚(林刚2017)的论文为高原所突出的工农业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近代史背景和支撑。林文有说服力地证明,上世纪初期,机器纺纱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影响不简单是一般人所认为的摧毁了农村的手工纺纱,而其实更是,激发了新型农村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改良土布的生产。伴之而来的是铁轮机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尤其可见于河北的宝坻、高阳两县,以及山东的潍坊。纺纱工业的发展也推动了纺纱工厂的兴起(特别是最早和最成功的大生纱厂)。它们遍布长江三角洲。伴之而来的是新型的轧花机和纺纱机,以及针织机(生产毛巾和袜子),以及一系列的新式农机具和农产品加工机器。纺纱业成为中国棉纺织业的最主要产业,乃至于近代工业整体中的最主要部门。它们也是电力和钢铁工业的重要消费者,起到带动其发展的作用。

 

根据以上的经验证据,林刚特别强调相互促进的工业与农业间的关系,区别于单一方的发展(譬如机器面粉,多限于城镇消费者,以及机制布,同样多限于城镇)。鉴于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以及中华文明中所占的中心地位,以及中国必须在自身的领土中谋求发展的国情(缺乏地中海各国那样程度的国际贸易),城乡关系乃是国家经济整体的重中之重。林刚有说服力地呼吁:要成为一个发达的国家,中国必须要有一个发达的农村。

 

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指出,近代之前的中国城乡贸易主要是单向的,由农村为城市提供粮食与其他农产品,以及高质纱、布、和丝等奢侈品,较少有反向的商品流动。如此的“市场”应该清楚区别于亚当·斯密所描述的18世纪英格兰的城乡双向贸易及其螺旋式发展。同时期中国的城乡关系主要是单向榨取性的,而不是双向相互推进性的,与新自由主义所建构的普世的、高度整合的纯竞争性市场完全是两码事。(更详细的讨论见黄宗智2016a167-175)也就是说,农业发展绝对不是简单像如今大多数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所设定的理论前提那样,是由市场机制与私有产权驱动的最佳资源配置。

 

林刚的研究给予高原所突出的城乡关系的观点重要的支持。一如机纱在上世纪上半期推进了农村的经济发展,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城市工业为农村供应的化肥,推进了农业的发展,也反过来推进了城市石油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而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更看到,城市为农村提供了节省劳动力的农用机械(以及除草剂)(见黄宗智、高原2013;亦见王小鲁、姜斯栋2017中的相关数据),以及农产品的加工工业,同样也是工农业相互推进的例子。

 

城乡工农业相互推进的一个更大的例子也许是,近三十多年来伴随快速经济发展而导致的人民收入的提高,把旧式的粮食:蔬菜:肉食的811比例改向433模型,一如日--台和如今中国的城市中产阶级那样(即便是城市其他阶层以及农村人民的食品消费也正在朝向同一方向改变),进而促使中国农业结构的“转型”,从以粮食为主朝向越来越多的(高档)蔬菜-水果、肉鱼禽的(我称之为)“新农业”转型。(黄宗智、彭玉生2007;亦见黄宗智20102014a.3;黄宗智2016c)。

 

郭爱民的文章(郭爱民2017)补加了聚焦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视角及其方法和数据。说到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乃是提高收入的最终来源,也是“现代化”的至为核心的含义。郭采用的方法是计算每位农业生产者所能支撑的非农业人口,把其当作关乎农业劳动生产率至为关键的量度指标。首先,他把各种粮食的产出换算为同一的卡路里数量,同时,区分农村人口数与农业从业人员数,在后期(越来越多农村人口从事非农就业)则区分非农就业与农业。然后,纳入消费的演变,首先显示伴随粮食增产而来的人均粮食消费的增加,而后是伴随肉禽鱼、蔬菜水果、蛋奶消费的增加而来的粮食消费的下降。他严谨、仔细地处理了以上的数据。根据以上的数据,以及其在近年来的一些质性实地调查(在河北、山东、天津的调查——譬如,人们已经基本不再食用玉米,把其主要用作饲料),来对照前后期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说明一个农业劳动力已经在支撑越来越多的非农人口。这是郭爱民对农业现代化的理解的核心。

 

郭的数据有说服力地证明,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快速上升。这里,我们可以补充说明,他的论点和中国90年代以来,尤其在粮食生产中,越来越多使用节省劳动力的农业机械(和除草剂)是完全相符的。与其相对的是,之前(和如今仍然)更多依赖的化肥投入——其作用是提高土地生产率多于劳动生产率。

 

不出所料,这样的数据进一步说明人少地多资源禀赋的新大陆国家与人多地少资源禀赋的中国的农业之间的不同:前者的现代化依赖的更多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机械,而后者则更多依赖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化肥,即便今天仍然有明显的差别。(黄宗智2014c177-182)根据郭爱民的数据,2010年每一农业劳动力在美国支撑的是873人,在中国则仍然才10人(郭爱民2017:表1216)。

 

郭爱民的文章同时照顾到日本和韩国,由于大规模进口粮食,对他的计量方法所导致的(用他的话来说)“效率假象”。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指出,中国以及中国的学者对进口粮食多有误解,这与中国自身特别关注的“粮食安全”意识直接相关。它来源于18世纪长期以来由于人口压力所导致的一再的生存危机,也来源于革命和抗战时期在敌人围剿下的生存压力。我们需要考虑到,日本和韩国在其现代化过程中,在这方面做出了合乎经济逻辑的选择,即在本国国内偏重高值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新农业产品,如高档蔬菜-水果和肉禽鱼,并借此来和较低值的土地密集型粮食交换。中国如今也已走向了类似的方向,在大豆方面尤其如此(如今进口80%国内消费的总量,主要用于饲料),主要从新大陆的美国、巴西和阿根廷进口。中国如果要生产其所消费的所有的大豆,则必须再投入其耕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来生产大豆,这显然不太现实。更明智的决策是出口高值农产品来与低值进口大豆交换。(黄宗智2014d

 

此中的差别和道理需要通过产值来计算劳动生产率,而不仅是其产出的重量或卡路里含量。即便如此,郭文强有力地为我们阐明了中国农业与西欧和美国农业的关键不同。它特别有助于说明其前工业时期的不同以及其向使用工业投入的农业的演变,但对高收入的工业化经济体以及(我们可以称作)后工业时期的农业,则不带有同等的洞察力。对后两者来说,劳动生产率更多取决于其卡路里的品质(诸如味觉、稀缺度、健康效益等),需要凭借其产值而不是卡路里数量来衡量。

 

裴小林(2017)的文章既补充也延伸了郭爱民的论点。首先,裴指出,农业研究大多没有充分理解农业与工业的不同。前者面对的是(不同技术条件下的)土地生产率的自然极限,也是人力(和畜力)的自然极限,与工业动力可以几乎无限扩大十分不同。此点亦即瑞格里E. Anthony Wrigley1988所谓的有机能源与无机矿物能源经济之间的不同。没有充分理解两者的不同使许多人错误地把工业经济的概念和理论使用于农业。他们没有看到中国的人多地少资源禀赋与新大陆的地多人少之间的关键不同。由于裴称作“土地生产率的极限法则”,每一种农业技术条件都会受到土地生产率的自然极限的约束,到一定程度之后,必定会导致边际产出的逐步递减——裴借用了前美国经济协会会长伊利Richard T. Ely的一个表格来阐明此点。中国,由于其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早已把土地生产率(超过某一点后,在边际效率递减下)推到接近其极限,而新大陆国家则完全不同。(亦见黄宗智2014c

 

裴特别挑战诺斯Douglass C. North(以及科斯Ronald H. Coase)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的论点,即市场经济中的稳定的私有产权乃是一切经济发展的关键激励机制和终极动力。裴强调,如此的观点完全忽视了经济史中的不同类型和阶段,忽视了前工业经济与工业经济的不同,忽视了地少和地多的农业间的不同。它无视有的经济已经把土地生产率推高到近乎其极限,有的则完全不然。裴再次引用伊利说明,在地多人少的经济中,稳定的私有产权也许能够起到推动全社会最大福祉的作用,但在地少人多的经济体中,则不然。全社会的最大福祉也许更需要对私有产权的限制。

 

为了进一步阐明以上各个论点,裴聚焦于对英国农业革命历史背景的分析。根据最新和最有说服力的数据(A. Aristolides 等,2008),裴说明,1348-1349年的“黑死病”导致英格兰总人口的46.5% 死亡,直到1600年方才重新达到1300年的人口数。那样的死亡率扭转了英格兰农业之前(像中国农业那样)的逐步劳动密集化,使其成为一个相对地多人少的经济体,由此而为后来的农业革命作了铺垫。而在那场农业革命中,土地使用的劳动密集化是伴随牲畜饲养和畜力使用大规模扩张(由于之前的共有地被“圈地”成为私有地,促使系统饲养牲畜的农耕制度——如诺福克的粮食与饲料轮作制度——成为可能)而来的,进而推动了显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用郭爱民的论述来表达的话,促使每一户农业人口,在自身之外还能够支撑两户非农人口。用瑞格里的表达来说的话,是把之前农业人口所占总人口的70%的比例,降低到36.25%Wrigley 1985)。十八世纪中国的农业则没有那样的可能,因为它早已把土地生产率推进到近乎其极限。

 

以上的五篇文章对我们主要的启示也许是,不应该过度侧重农业的制度或组织形式单一因素,而无视一些更为基本的经济因素,如土地相对人口的资源禀赋、工业与农业间的关系、以及技术条件。我们也不该简单地认为,改革前的中国农业一无是处,完全拒绝合作与小型和中型的集体农业所可能包含的有效激励。其中关键在于是否真正能够促进农民利益。正如高原的文章敏锐地指出,毛泽东时代过度偏重组织因素(“生产关系”),无视人口与技术(“生产力”),所犯错误其实和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偏重个体化的私有产权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可以说,在冷战时期,两种错误的意见相互把对方推向了越来越意识形态化的极端。

 

我们需要做的是,把农业“历史化”。首先,我们也许可以把农业划分为三大阶段:前工业时代的农业,使用工业投入(化肥、科学选种、机械)的农业,以及后工业时代的农业(“有机农业”)。在其中,更进一步划分“地多”和“地少”的农业。前者在前工业时代使用土地(相对人力)较多,一般也多用畜力。后者则使用人力较多(相对于土地)。它甚至可能达到像中国那样的,基本排除了牲畜饲养的农业,成为几乎完全以农作物为主的“单一小农经济(因为用牛奶、乳酪和牛肉来为人提供食物需要六到七倍于谷物的土地),与英格兰的种养结合的农业十分不同。(黄宗智2002150-154

 

两种不同的农业所经历的(使用工业投入的)现代化模式也十分不同。前者(主要是地多的新大陆国家,一定程度上也包括英国和大部分西欧国家)主要的模式是土地和资本(现代投入)双密集化,主要是通过拖拉机的使用来使每劳动力耕作更多的土地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在“大田”粮食生产上如此;后者则主要是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主要是通过化肥投入和进一步的劳动密集化来提高土地生产率,主要体现于高值的(高档)蔬菜-水果、肉禽鱼的小规模生产。那是日本和韩国的经历,如今也是中国(和印度)的经历。(黄宗智2014c177-182;亦见黄宗智20102016c

 

我们需要根据以上的历史背景来思考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途径。鉴于中国农业的资源禀赋条件及其历史,想要模仿美国的道路实在是十分无稽的思路。它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也不符合真正有借鉴意义的日--台“东亚”模式,即主要借助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的小规模农业来发展,而不是美国式的土地和资本双密集化大农场。中国,和东亚国家,根本就没有新大陆那样的土地资源禀赋。何况,我们如果朝向更遥远的未来展望,可以看到,今天和未来的(后工业时代)有机农业也将会是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的小规模农业。

 

二、新农业

 

以上的文章对“新农业”讨论不多。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的高值农产品——高档蔬菜-水果、肉禽鱼、蛋奶——的生产在过去35年中突飞猛进。19802010年间,新农业的产值快速增长了600%(黄宗智、高原201343-44,表910)。蔬菜和水果的播种面积在1990-2010年间从总播种面积的7%上升到19%,达到农业生产总值的27%。同期间肉类生产的重量扩升了560%,其在“大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从16%攀升到30%。“谷物”(不包括豆类和薯类)虽然仍占播种面积的56%,但其在农作物总产值中所占比例已经缩减到16%。(黄宗智2016c: 15, 4

 

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的新农业大多只是一到五亩(如小、中、大棚蔬菜或果园)或1030亩(如,种养结合)的小农场,是中国近三十多年来农业产值发展的关键。但,由于决策者和研究者多年来习惯把“农业”主要等同于“粮食”种植,迟迟没有清楚、准确地认识到这些变化(黄宗智2017)。

 

本专辑包含两篇扎实以及有一定代表性的新农业实例研究。刘昶、包诗卿、裴丹青(2017)对河南省西峡县香菇生产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西峡是全国第一的香菇生产中心。这里,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起到了出人意料之外的作用。之前,香菇生产是用段木来栽培的,对当地的森林资源压力较大。西峡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把“段木栽培”的方法改为“代料栽培”,使用木屑、秸秆,加上麸皮、米糠等,装在塑料袋中,制成圆柱形的栽培袋来替代段木。之后,又发展出“免割袋技术”,在内层使用幼菇可以轻易顶破的薄袋,免掉花工较大的割袋工序。之前,一对夫妇可以栽培三四千袋,用新技术则可以栽培一万多袋。以一般约二元一袋(当然,随市场行情而变)的净利来计算,一对夫妇一年可以净挣约两万元,只用一亩土地。如此的香菇栽培乃是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的小规模、用地较少的新农业的贴切实例。

 

上述的技术发展和工业产品(塑胶袋等)的使用推动了中国香菇产业的蓬勃发展。1985年,中国生产香菇才5000吨,全球也才4万吨。如今,中国一国便年产735万吨(2014年数据)香菇!我们大家在自己的食物经验中便对此有亲身体会。

 

香菇的产值当然较高,亩产值是谷物的约20倍。它很好地说明了新农业的特点:用地较少的小规模农业(当然,也可以理解为高度密集化的土地使用,每亩的劳动和资本投入远高于谷物),生产的是不可仅凭重量或卡路里来理解的产品,必须从其产值来理解。毋庸说,也是极其高度市场化的产品。

 

这就清晰地显示了今天的菇农所面对的问题。当其产量与供应扩升到某一点之后,市价便会下降,有时候会把菇农完全置于(控制销售,也包括产品加工的)大批发商的摆布下。“种菜赔,买菜贵”是几乎所有新农业所面对的关键问题。它几乎在呼唤着农民联合起来组织加工与销售,借以应付大商人、大市场,尽可能为产农保留更多的利润。(黄宗智2012)但目前政府的政策偏重香菇业的“产业化”,亦即发展成规模的“龙头企业”,主要想依赖它们而不是农民的合作社来解决加工与销售的问题——这是来自一种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认识的决策,把规模化企业认定为必定是发展经济的最佳动力。至于农民的合作社,政策上只赋予相对比较稀薄的扶持,并且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上很难从国家金融机构获取所需贷款,因为缺乏其所要求的可以简易变现的(土地)抵押(下面还要讨论)。如今国家合作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美国式的基于企业成员的专业合作社,不是中国农村所需要的基于农民及其社区的合作社——这是作者在本专辑论文中论证的一个要点。(黄宗智2017;亦见黄宗智2015)。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西峡县只能看到一些“伪”合作社(企业伪装为合作社,借以获取政府资助),对广大的菇农基本没起作用。

 

与刘昶等的文章相似,焦长权(2017)对其家乡(湖北省)恩施市的烟叶种植研究扎实可信,也充满阐释力。首先,它说明工业投入的重要性:在这里,特别是起垄旋耕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之前,起垄一亩地须要三个强壮劳动力一整天的时间,如今则可以大规模地较快完成,成本也低。此外还有剪叶机、机动喷雾器等,都起到重要的作用。虽然如此,烟业生产仍然是个相对劳动密集的活动(约25工一亩)。它也是劳动和资本双密集的生产。

 

另一重要的生产环节是烟叶生产必需的烤房。每六到八亩烟叶地需要一个烤房,每一轮约六天,共约六到八轮才能将烟草烤干。一个小烟农,如果要凭一己之力来建造和维修如此的烤房,并获取稳定的电源和温度,在目前的客观情况下既昂贵也低效。在这个环节上,政府的烟草部门起到关键的作用,建造了众多烤厂,每次收费100元,为烟农提供了价格低廉的服务。

 

此外,政府部门在发展烟草种植地以及其基础设施,如灌溉、运输道路,也包括统一的育苗场等诸多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那样的基础设施和加工服务基础上,今天的主要种植户是规模平均约20亩烟草地的“中农”种植户(恩施市的90%以上的烟农是不到30亩地的小户)——也是“新农业”的很好的例子。他们,在自己的承包地之外,也会从外出打工的亲邻朋友廉价租用一些地(如今全国平均每农业劳动力约10亩耕地)。在如此的条件下,一户烟农能够从一亩烟草地净挣约2000元(一倍于粮农),这样,一户种植20 亩烟草地的“中农”户,每年能够获得不错的4万元收入。与此不同,大规模的烟叶企业则要负担较贵的地租、较贵的雇工工资(以及监工人员的工资),每亩地只能获得较低的净利。很明显,在目前的生产和制度环境下,小农户要比大企业占据更优越的竞争条件。正是上述的“中农”种植户,是至为关心村庄事务的人员,组成了村庄社区的中坚人物。

 

由于卷烟厂是国家垄断的企业,国家不仅负责加工,也负责销售。整个生产-加工-销售体系其实代表了一种国家、小农和市场三角关系的典范。这主要是由于国家和小农在利益上是一致的:高效和积极的烟农给国家带来更多的收益;而国家,出于其自身的利益,也愿意为小农谋求最好的制度安排,不会由于某一种意识形态而强加不符实际的制度于小农。国家如今对待农业的错误在于对大规模资本主义企业的估计过高,这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错误理解,一如过去由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错误理解而把人民公社的超大组织强加于农村,无视农民的基本意愿和利益。今天的烟叶产业则由于国家与小农的利益的一致性而做到了相互间的良性互动。从其案例,我们其实能够想象一种由国家领导和农民主管的良性合作体系。

 

这里,我们可以指出,高原论析的上世纪50年代的合作社与今天的农业所需要的加工和销售的“纵向一体化”合作社的异同:前者的目的主要是通过合作来协助许多生产要素不足的农民——如因土地不足而劳动力过剩、或因为农忙时打短工而劳动力不足的贫农,或因贫穷而缺乏牲畜、农具。那样的问题可以通过互助或合作来解决。这正是革命和抗日根据地时期的合作社的要点。(高原2017

 

如今,在经过了30多年的“去内卷化”历史性变迁——非农打工、生育率下降、以及新农业的兴起(正因为是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的农业,能够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合作社的主要目的不再是解决要素配置的扭曲,而主要是要通过合作来解决,对小农来说,至为困难的加工工业以及规模化销售的“纵向一体化”,当然也包括为小农提供规模化的要素购置(可以打折扣),提供融资渠道等。所谓的规模效益主要是在加工和销售环节特别需要,而不是横向的规模化生产。

 

固然,在大田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也包括上述的烟草)的机械化方面,需要小组、村庄、乃至于多个村庄协同合作,才能提高使用效率。但是,虽然如此,近期的经验证明,如此的合作并不一定需要大型企业或大型集体来实现。在全国范围中,相对小型的商业化或社区化的单位大规模兴起,来为小农提供机耕--收服务,农民则按亩支付服务费。19962006年间,机械使用扩增了起码一倍,或许数倍(前者是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后者则是基于国家统计局对六万农户的抽样调查——有可能偏重较为先进的农户——见黄宗智、高原201339-46;亦见黄宗智2017xx)。

 

更有进者,即便政府一直偏重规模化企业,在农业管理方面——浇水、打农药、除草和细心照顾农作物等方面,小家庭农场仍然显示了比雇佣劳动力要高的积极性。正因为如此,我们经常看到,即便是大型农业企业,仍然惯常把农业管理分包给小农户,而不是采用大规模的雇工模式来生产。此点不仅在上述的香菇和烟草生产如此,几乎在所有的新农业都如此。

 

即便在“旧农业”中,推动了其发展的主体决不是大型的“龙头企业”,而主要是2050亩的中小型“中农农场”,正如我们之前组织的一个专辑所证明的那样。(见黄宗智编2012,尤见林辉煌、杨华关于旧农业的文章;亦见张建雷、曹锦清2016a、张建雷2016b;黄宗智2017)其中的逻辑和上述一致:小农可以经营自家的承包地,辅之以从外出打工的亲邻朋友廉价租入的土地,能够比要付较高租金、雇佣工人和其管理者的大型企业更经济地运作,达到每亩较高的净收入。这些小农并没有因为农田的碎片化而无法借助于农机,而是一旦在其外出打工所获工资高于雇用机耕--收服务之后,便会广泛雇用那样的服务,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尤其如此。也就是说,他们等于是在用其打工所获来支撑农业的机械化。近年来的农业机械化其实主要是由这样的小农来推动和支撑的,所起作用要大于国家这方面的投入。(黄宗智、高原2013)但决策者和研究者大多迟迟没有认识到此点,主要是由于其对规模效益和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的意识形态化信仰(黄宗智2017)。

 

三、中国农业往哪里去?

 

我们最后要讨论的大问题是:中国农业往哪里去?鉴于其过去和近期的历史,我们从中能够对其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在过去的经验中,什么是比较成功的经验?什么是比较错误的、失败的?

 

上面我们讨论了教条化了的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也略为讨论了日韩台经验中的综合农协。王海娟-贺雪峰(2017)的论文则提出了另一个想法,提倡一个“社会主义小农经济”模式,区别于“资本主义小农经济”,两者又分别区别于“社会主义大(集体)农场”,以及“资本主义大(企业)农场”。这样,他们认为自己提倡的乃是“第四条道路”。至于合作社,他们则凭理论论述,认为(自愿的)合作社理念是不实际的,因为只要有少数人员撤出或拒绝加入,便会使全体不能运作。

 

但是,他们虽然提倡“小农经济”,他们同时也明显十分关注“规模效益”,对其的理解主要是美国式的大型机械的使用。他们争论,日韩台的经验其实充满失败和瓶颈,无法达到真正高效的规模效益,而这正是他们认为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的目的。

 

他们认为,其中的关键在土地所有制,是集体/社会主义式的所有还是私有/资本主义式的。他们认为,农场碎片化乃是中国农业的至为关键的弱点。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是,集体所有制使规模效益——特别是大机械的使用——成为可能。他们的意见可以被视作对201612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2016.12.26)的一种可能理解。

 

为了综合“小农经济”和土地集体所有间的明显的矛盾,他们提出了官方常用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概念。集体所有乃是其社会主义的一面,而承包制度则是其小农经济的一面。两者的结合乃是中国特殊的发明,代表的是第四条道路。

 

这里,我们首先需要指出,王-贺心目中的“农业”主要是需要使用大型机械的大田(旧)农业,基本没有考虑到我们上面所说的“新农业”,如一、三、五亩地的小、中、大棚蔬菜,几亩地的果园或鱼塘、小、中型的“种养结合”农场,也包括一、二十亩地的高值经济作物,例如上述的烟草种植。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今天它们的产值已经达到四倍于大田谷物的产值。王-贺无视“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使他们忽略了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的新农业与土地和资本双密集化的旧农业之间的关键不同。前者特别需要“纵向一体化”,而对此,他们基本完全不予以考虑。他们所集中思考的主要是后者(尤其是粮食种植)的“横向一体化”,特别是大机械的使用。

 

他们所谓的“规模效益”问题其实主要始于大田农业的机耕--收的来临,与小型新农业关系不大。但事实是,在中国旧农业的机械化过程中,其实集体所有制并没有起太大作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伴随农村非农就业工资收入的上升,导致农业从业人员对机耕--收的需求,为的是要从事更高收入的非农就业。面对那样的需求,农村商业化和社区化的机械服务业大规模兴起。同时,国家机构的一系列行政措施也起到一定作用(黄宗智2017)。农户的需求和国家的组织共同推动了农村机械使用在19962006年间的成倍增长,可能更多(如上面所论述)。在我看来,真正关键的因素是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的上升,使农民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雇用机耕播收,为的是腾出时间来从事更高收入的非农就业。

 

-贺虽然提倡“社会主义的小农经济”,但他们实际上还认为,唯有达到他们心目中的大机械使用才可能达到农业真正的“现代化”。正是基于这个核心观点,他们认为,日本的农业一直没有能够真正达到高效的规模效益,一直都运作于低效的困境之中。这里,我们要问:日本和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济体和人均收入都早在19701980年代便进入世界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中国则仍然去此较远。同时,他们的收入分配又处于世界上比较公平的位置(日本在141个国家中排行第65,台湾第47,而韩国则达到更高的第29),都基本没有人数庞大的农村贫困户,而中国则排名第114,全球倒数第27名。(黄宗智201527)日韩台的经济体和农业到底在什么意义上是“失败”的?他们所称作中国的“社会主义小农经济”到底在什么意义上是至为优越的“第四条道路”?

 

上面我们还看到,东亚国家由于其人多地少的基本资源禀赋,选择了较多从事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高值农业,较少从事土地与资本双密集化的低值农业,即新大陆国家如美国、巴西、和阿根廷所较多从事的农业。如今中国尤其在大豆方面也已走向相似的道路,因为这是地少人多国家的最佳选择。它等于是用出口高值农产品来支付进口低值农产品。由于其基本资源禀赋的限制,地少人多的国家根本就没有可能模仿地多人少国家的农业。我们是不是想要中国放弃其高值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农业而从事低值的,土地与资本双密集化的农业? 只是为了达到王-贺所谓的“规模效益”?土地将从哪里来?

 

最后,我们还需要指出中国和日本农业规模上的极大不同。如今,日本农业从业人员才占其总从业人员的2.5%, 总人数才约250万人。而中国的农业从业人员数则仍然约两个亿,是日本的80倍。中国的城镇化比例还和日本相去很远,正如王小鲁-姜斯栋清晰和强有力地指出那样。(王小鲁、姜斯栋2017)小农经济的小农场将在较长时期内仍然是中国农业的主体。新大陆型的规模效益根本就不适用于中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

 

即便如此,王-贺特别关注土地集体所有制对我们也有一定的启发。迄今,农民和农民合作社一直无法克服国家金融机构普遍要求贷款必须要有可以简易转换为现金的不动产为抵押,而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农民的房屋并不能达到如此的要求。国家虽然在其2004-2016年的连续13道“一号文件”中,一而再地声称要为农村谋求融资的道路,但迄今仍然只处于“试点”阶段。(黄宗智2017)。如果社区的合作社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土地所有者,也许可以开启一条之前一直走不通的融资道路。如果社区成员同意,而国家又允许,让村庄使用其一小部分的土地来作为贷款担保而为社区的发展而融资,说不定能够克服这个困难。

 

固然,在目前的制度安排之下,社区根本就没有可能自我作主而真正买卖其名义上所有的土地。但那样的名义上的所有权,如果能得到国家的支持,是有可能成为一条融资的道路的。如果金融机构本身便像日本那样是由下而上地基于社区综合农协(信用社)而建造的机构,则更加如此。我们也许可以把那样的制度安排称作“合作化小农经济”,区别于王-贺的“社会主义小农经济”。

 

其实,鉴于中国农业的历史实际,“社会主义”是个过度夸大了的称谓,它使我们联想到过去的一系列错误决策,包括将农业等同于工业、小生产硬改为大生产、合作化硬改为公社化。我们需要借鉴的是实际可行的根据地时期和1952-1957年的合作经验,以及19631978年的三级所有制,而不是大跃进那样的浮夸。同时,我们需要借鉴适合中国实际的日韩台经验,而不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新大陆模式。我们需要更多聚焦于真正推动了中国近三十多年来的农业革命的新农业而不是旧农业。展望未来,后工业时代的有机农业应该会是与新农业同样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的较小型农业。

 

目前的所谓“土地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个四不像的怪物,并不连带有真正的买卖权。因此,新自由主义学者一再呼吁要全盘私有化,而其敌手马克思主义学者,一旦中国完全采纳了承包地制度,则除了土地集体所有可以避免土地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之外,对其所可能起的作用其实也没有什么清晰的新想法。所谓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度迄今所起的实际作用主要是让国家完全垄断土地实际所有权,借此来全权决定多少和什么样的土地将被用于城镇建设(虽然,多带有一定程度的补偿)。说到底,其实把土地权和财政权集中于国家组织乃是中国党国体系长期以来集权的一个重要秘诀,如今需要一定程度的改革,应当允许更多由下而上的发展动力。允许基于社区的合作组织掌握并使用其一小部分地权来融资,也许可以促使“土地集体所有”制度成为一种可资利用来发展社区合作社的“制度性资源”。

 

-贺和我们专辑其他成员之间的不同可能没有乍看起来那么严重或巨大。我们都同意,小农生产起码在目前乃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关键(虽然,王-贺一再自我矛盾地强调使用大型机械的“现代化”规模效益)。我们也同意,全盘私有化不是出路,因为它会导致土地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至于“合作”还是“集体所有”,我们都同意农民需要组织起来。固然,笔者等的设想是一个更为广阔多维的合作组织,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土地所有权。但我们同意,集体所有制有可能可以成为可资合作道路利用的制度性资源。最后,王-贺虽然一再坚持如今的名义上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乃是“社会主义的”,并且完全没有讨论农村社区所可能起的作用,但我们从他们其他的写作中可以看到,他们其实也非常关心农村社区的重建和振兴。

 

杨团的文章(2017)系统梳理了“统分结合、分层经营”政策观点的来龙去脉。这在19821986年连续五年关乎农村的“一号文件”中,以及在1987年,都有比较清楚的表达。“分”毋庸说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统”的方面,则(用中央的话来表达)“主要是围绕公有土地形成”的“乡、村合作组织”,它“与专业合作社不同,具有社区性、综合性的特点。”其基本职能是为农民提供其“办不好或不好办的事”的服务。但在其后,乡人民政府与村两委制度的建立则完全是政、经(社)分开的,不管经济。而“乡镇企业”,虽然原来和社区与集体紧密相关,但在上世纪末至“改制”后,基本被完全私有化。再其后,在减免税费之后,社区和集体更加空壳化,陷入如今没有资源的困境。可以说,在所谓的“统分结合”中的“统”,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空壳。再其后,2007年后推行的专业合作社则脱离社区与集体,导致空、伪合作社多于实际合作社的局面。正因为如此,如今所谓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只可能是自我矛盾和不符实际的。

 

杨团文章特别聚焦于所谓的“股份合作制集体”的论析。人民公社型和龙头企业型的“集体”都较好分辨,但“股份合作制”则因为被中央(于2016年年底)与“统分结合”和“集体产权”相提并论,容易引起误解。杨团说明,它的倡议的动力主要来自对发达地区行将被征用的城中村和城郊村土地的增值的期待。所谓的确权所指主要是把那样的“集体资产”以股份形式分到个别的农民,其部分初衷固然是保户农民权益,防范干部贪污。但如此的股份制主要是个确立个人股权的制度,完全以私利为主,是脱离中央原先的、基于社区的,为分散的承包农户服务的“集体”的方案。在其建立的过程中,至为关键的动力其实来自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实际目的是要流转、集中这些土地以及寓于其中的资本,试用的方式是把村庄公司化,把农民转化为持有股权的公司员工,与原先中央所设想的为农民服务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其实完全是两码事。杨团因此将其文章冠以“此集体非彼集体”的标题来拧出这个要点,呼吁要建立以社区为依据、为农民服务的真正的合作社。

 

当然,以上这一切只涉及“有幸”被征用土地的城郊与“城中村”农民,尤其是发达地区的这些农民,但与全国大多数的农民关系有限。我们还需要考虑到,中央新近推行的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的政策。排除其修辞,用意是借此来推动更多土地流转和引进更多资本下乡。那样的土地的可能增值幅度固然要比建设用地小得多,但其中道理仍然是一样的。经营权的“确权”是为了保证投资的经营者的权益,也是为了保证引进资本的地方官员的政绩。说到底,它其实只不过是追求“规模效益”和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又一步。

 

与此不同,杨团以及王小鲁-姜斯栋,和笔者都认为,日韩台的农村发展经验,尤其是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期间,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乃是至为合适的先例。它们起源于历史上的偶合:日本近代的由上而下的农政传统(以农业现代化为其主要目的),加上在美国占领下,在一组同样偶然的特别认同于罗斯福总统“新政”的官员的领导下,推行了土地改革,基本消灭了地主经济,建立了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农业和农村,并把之前由上而下的农政体系改革为由下而上的,由农村社区农协接管众多原是国家的支农资源的合作组织。(详细论证见黄宗智2015

 

与基于农业企业的组合并按投资额或销售额分利的美国“专业合作社”不同,日本的农协是基于社区农民合作的组织。与大跃进的由上而下来组织的超大人民公社不同,东亚的合作社强调的是农民的自愿参与。他们凭借所吸纳的政府支农资源来吸引几乎所有农民的自愿参与——借此克服了王-贺所提出的(如果少数拒绝参与,便会全局溃败)纯理论性异议。与美国基于企业的合作社不同,东亚的合作社的基础是小自耕农,但由此而通过国家行政体系而层层上延,不仅包括集体购买生产资料,也包括农产品的加工与销售,以及信用社和金融服务,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全国声誉的品牌(“农协”)、国家级的全球化大银行(“农林中金”),乃至于全国性的争求农民利益的政治游说组织(黄宗智2015;亦见黄宗智2017

 

杨团等与笔者也同意,要成功地建设合作社,必须要有政府的参与与领导。在现今的制度环境下,没有国家的积极扶持其实等于是国家的积极排挤。与国家对“龙头企业”的积极扶持相比,合作社目前只能获得比较有限的补贴和优惠,而且许多是错误地给予了伪装”为合作社的企业。我们不要由于之前的政府过度干预错误而走到相反的极端,像有的合作社运动者那样坚持合作社必须是完全没有政府参与的,完全自愿的。那样的思路也许正是2007年(实施)的合作社法试图模仿美国专业合作社的部分来源。那样的合作社实际上多是失败的(黄宗智2015:尤见27-32;亦见杨团2017;王小鲁、姜斯栋2017;黄宗智2017

 

在提倡借鉴东亚社区综合性农协方面,杨团(以及王小鲁和姜斯栋)与笔者也同意,社区公益化私利的追求要远远优于如今正在席卷全国全社会的追求一己私利的机制。追求一己私利的资本主义行为固然能够推动一定程度的(以GDP增长为绝对标准)的经济“发展”,但它所导致的完全是一种弱肉强食的价值观,在资源禀赋相对贫缺的经济体中尤其如此,对社区和其人际关系的作用是毁灭性的。如今这种趋势已经走得相当远了,亟需扳回。

 

中国的村庄社区千百年来形成了一定的认同意识,包括其成员间的拟亲属关系以及伴之而来的人际网络与道德观,也包括高度发达的社区调解制度(详见黄宗智2014b.3: 2章)。它们是村庄社会关系的核心,甚至于是历代中国社会乃至于中华文明的核心,一如本专辑林刚的文章所特别强调的那样。而美国则基本没有类似的社区(部分原因是农场与农场之间的距离要大得多,根本就没有可能形成中国村庄那样的紧密社区关系)。基于教会的共同体则远远没有达到像中国(以及日本、韩国)村庄那样的紧密人际关系。

 

本专辑特别突出了中国实际与如今风靡一时的美国模式的不同。美国缺乏村庄社区的传统正是中国与美国正义体系之间众多不同的基本原因。在美国,即便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运动之后,如今通过司法调解所解决的诉讼案件充其量也不过是所有诉讼案件中的大约2%,而中国则约34%。美国基本没有民间/社区调解,而中国则有52%的诉前纠纷是通过“民间调解”解决的。这是美国与中国(和日韩)正义体系之间的一个至为关键的不同,直到今天仍然如此(黄宗智2016b11-13,尤见表1;  16-21)。农村合作社的加工和销售、社区共同购买生产资料、社区的信用社等完全可以也应该借助和依赖这样的传统制度资源,当然也需要政府的支持,而不是如今这样没有传统制度资源依据的、错误的、伪装的合作社。造成合作社目前这种情况的根源,是政府以美国的专业合作社为样板的错误认知和决策。

 

杨团,作为一位既是学者也是政策研究者,探讨了上述的综合农协的至佳制度形式。她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部分来自其对中央于20153月提倡的要改革“供销合作社”的设想的反应。长期以来,供销合作社早已成为完全是国家的行政机构,虽然仍然掌握不少物质和人力资源,但对农村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杨提出,它们应该朝向介于公办与私立之间法人身份发展,成为两种性质兼有的“公法社团”。如此的框架可能能够成为我们这里讨论的东亚模式的综合农协的制度和法律框架,说不定真能成为改革供销合作社的一把制度钥匙。河北省内丘县金店镇最近的试点,由供销社来改建新农协,可能会成为一个可资推广的经验。(杨团2017;亦见杨团 2013

 

最后是笔者本人的论文(黄宗智2017),试图勾勒出中国近年采用的三大农业发展模式,并从中区别成功与失败的例子。首先是“行政模式”,如今主要被用于粮食生产。这是个国家高度行政干预的领域,包括大规模存储粮食(国家建有可以储存粮食年产量约六分之一的现代化仓库);诸多稳定粮价的措施,包括设定最低价(国家在此价便会收购粮食);凭行政手段而建立集中的粮食生产基地;提供粮食加工和销售服务;以及各种种粮补贴、奖励等。(2005年以来,国家更取消了农业税费。)在那样的行政模式下,国家成功地使粮食生产再次成为可持续的中小农场农民的生产活动,让他们能够达到约1000元一亩的净收入——虽然和新农业有一定的距离,但加上国家的各种补贴和奖励,乃是个可持续的“模式”。固然,偶尔也有过分不顾小农意愿的命令主义行为(如大力推行一年三茬的早稻、晚稻、冬小麦种植),但总体来说,是个基本成功的模式。

 

第二是对待新农业的基本放任模式。这里,国家基本完全依赖市场的逐利机制来推动发展,适当提供一些技术指导和辅助,也修建了一些起码的交易场所,借此协助了上述的新农业发展。但是,农民一直困扰于市场价格的激烈波动,也很难获得其产品的加工与销售的合理服务。如今,国家基本不管这方面的问题,只让小农自己去和层层的产地小贩、小商人、批发商,和销售地的批发商、小商人、小贩等打交道。对农民来说,要付出的代价是其产品产值的较大部分,造成了“种菜赔,买菜贵”的局面。整个体系呼唤着为农民服务的东亚模式中的加工与销售农民合作社,需要的是国家应该扮演的领导角色。

 

最后是基本错误的试图模仿美国的完全自发、自愿性的专业合作社,试图仅凭立法和少量的(相对于国家对待龙头企业的)补贴和优惠来推动和促进。那样的尝试,无论其宣传修辞如何,说到底是失败的,其中较大比例的“合作社”要么仅是个空壳,要么是企业伪装为合作社来获取国家补贴和优惠。真正的合作社差不多都是小型的, 由于上述的融资困难以及国家领导和支持的不足(亦见杨团2017、王小鲁、姜斯栋2017)。更好的办法是借助中国长期以来的社区制度性资源,与东亚模式同样地把国家支农资源(如其农业技术机构、供销“合作社”等)的相当部分转让给农民的合作社。那样的合作社,由国家领导发起但由农民来管理的合作社,成功地争得了绝大部分农民的积极自愿参与——那才是“东亚模式”的真正核心。

 

这里的关键是甩掉过去的不符合中国实际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大跃进时期的超大和过分命令型的人民公社,还是如今的规模化“龙头企业”,或“股份合作制集体”,包括“专业合作社”。真正需要的是,认识到并承认农民所做出的贡献,包括推动了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的新农业革命,以及凭借自己的打工所获工资来支付大田“旧”农业的机械化。今天,国家应该信赖中国的农民了,他们不仅推动了近几十年来的“隐性农业革命”,也为城镇的建设提供了至为关键的人力资源。至于合作社,我们不该再重复过去要么过分干预要么完全放任的错误。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政府和农民间、工业与农业间,真正为农民利益服务的良性互动关系,一如过去的成功经验所展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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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宗智近年来主要聚焦于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以及社会、经济与法律的交叉点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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