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o is dear to me, but dearer still is truth”
栾兆星[①]
很高兴能参加黄宗智先生的2016年“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研修班，也很荣幸能够成为具有十多年“历史实践”的研修班中的一员。与以往自己参加或关注的研修班及暑期班不同，这个研修班可以说是黄老师一人亲自为中国人文社科专业的研究生“私人定制”的。在北京炎热的酷暑时节，年逾古稀的黄老师“无偿”地把毕生为学产生的所学与所感、经验与教训，非常系统地传授与来自京城内外且研读不同学科的莘莘学子。由于被录取的十四位学员每人在每次课堂之前都必须提交读书报告，并且这些读书报告黄老师都会一一批阅，以从中形成所要探讨的问题，也发现每个人的优长与短处，所以研修班上的授课与讨论非常具有针对性，不至于无的放矢。在课堂上，黄老师还会点评每个人所写的读书报告并提出建议，有时会表达失望，但更多时会给予夸奖，寄托厚望。七七四十九天过去之后，坚持到最后的研修班学员好似经历了一场“炼狱”，经历了一次“浴火重生”。虽还未达到“凤凰涅槃”的境界，但无论怎样，这都是一段难忘的岁月，足以让每位学员铭记心田。
课程结束之后，黄老师让坚持到最后的学员写一下课程感想或总结，以给自己一个交代，也给后来的学生一个参考。由于读书方法、读书报告的写作、从读晦涩的理论著作中所感到的“痛并快乐着”以及黄老师的研究方法或特点在其书和文章中以及历届研修班学员的总结中都有所交代，我的这篇课程总结主要试图写出一些在黄老师的论著以及以往学员总结中所看不到的东西，也试图写出一些对课程的反思。但这些反思也许是不成熟的，随着时间的变迁以及我学术阅历的增加，这些反思有的会改变，有的会完善，但我还是愿意勇敢地、真诚地把这些反思所感写下，毕竟它们可以记录我为学中的思考以及学术成长的轨迹和脉络。
一
在参加研修班之前我虽然已读过黄老师的一些著作与文章，对其研究风格和特点也有所了解，但只有切身聆听黄老师的课程，与其当面交流、讨论之后，才能更加地了解黄宗智先生及其论著。黄老师具有学者的风范，比如：虽有很多的研究成果，但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做重复的研究，以为学术再做点贡献；还有黄老师说自己是在官方话语面前具有反省能力的人，是不容易被买卖具有良心的学者，认为“学在民间”，只有在野派才能做出好的学术（这点很像钱钟书所说的，“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在做研究时，黄老师有自己的理论对手和资源，但又避免陷入纯粹理论上的争论，更不会陷入意识形态的纷争，甚至对之有一种痛恨之情，其“既防左又反右”，认为连接经验与理论，从实践出发才能做出有益的学术；而且黄老师不是一位待在书斋，坐在象牙塔里的学者，其对中国农民与农村经济的历史与现实问题，对中国法律、基层治理实践的过去、现在与未来都有切身的关怀，并且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实践感”，希望自己的研究能为中国农村发展、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出路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建设性的意见。所以，黄老师至今仍培养学子，笔耕不辍，组织研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样的为学精神是值得让人钦佩的。
我们前三节课首先阅读和讨论黄老师的著作，在此阶段过后读书报告必须达到课程的要求，否则会有被辞退的危险。有的学员之前对读书报告的写作并不怎么重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对读书报告就认真对待起来。黄老师的著作关注中国长时段历史演变并保有对中国当下社会实际的考察视野，还试图对中国的未来作出展望，可谓是连接中国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尝试。其著作擅长总结中国历史中的各种悖论现象，注重解读理论与实践之间所带来的张力，是检验上述黄老师的为学风格的最佳文本。读完黄宗智老师自己的论著后，我们进入课程的第二阶段，即“学术理论入门”，在此阶段我们主要阅读主要理论体系的一些入门性著作，主要是四大理论流派——实体主义、形式主义、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阅读目的是建立基础，让学员今后可以自己按兴趣和需要继续深入。由于害怕陷入黄老师所厌恶的纯理论的争论，前两次课我写的读书报告中规中矩，基本上是对所要读之书进行精确的总结，虽然对书有很多想法，但也没写出来，课堂上也很少主动参与讨论。渐渐地对研修班的讨论方式有所解之后，从第三节课开始，我就开始写几点对所读之书的感受，或者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问题。从第三节课到六节课，我所写的感受基本上得到了黄老师的赞赏，所提出的问题黄老师也认为是非常好的问题，以至于他让我把这些读后感和问题在课堂上都念出来。由于读完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所写的读后感与黄老师的想法产生了共鸣，尽管我缺席了此次课，黄老师还是让我在读韦伯的那堂课时把那段读后感读给大家听听。在此次课结束时，黄老师还赠送了我一本早已绝版的《农民经济组织》。好像也是在此次课中，老师还形容我是一批桀骜不驯的野马，肆意驰骋，并说自己及其他老师很难指导以及规训我。尽管我知道这话更多的是一种褒扬，但这句话也提醒我在继续对任何理论和方法保持反思和质疑的同时，也要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自己的领域，否则肆意驰骋的野马很容易变成没头乱飞的苍蝇。
二
黄老师对理论性的著作的解读尤其是对马克思著作的解读是富有洞见的，他更倾向于自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其对吉尔兹、萨义德理论中所针对的西方认识论的危机的解读，让我深受启发。有一些学者对黄老师对理论的解读提出过商榷或批评（如林端教授在《韦伯论中国法律传统》一书中认为黄老师误读了韦伯所提出的法发现和法创制的形式），但黄老师并不在乎这些，其更在乎的是这些理论能不能为我所用，从中解决自己的问题，借以发展自己的概念，认清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对学术文本的解读有多重方式，有的学者试图精确地解读文本，试图还原作者的原意；但有的学者认为作者的原意是不容易被发现的，之前的学术著作的价值在于其对当下有没有启发。前者采取的是“我注六经”的形式；后者采取“六经注我”的方式。但在阅读学术理论作品（尤其是经典著作）以及做学问时，能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就会非常完美。在阅读理论性的论著和写读书报告的过程中，我认识到这些理论家（尤其是韦伯、吉尔兹、布迪厄）思想的复杂性，这远远不是实体主义、形式主义、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些“主义”的标签就能概括的。用这些主义的标签给这些极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定性，往往很容易会让我们尤其是那些初学者形成先入为主之见，从而意识不到这些理论家思想的复杂性，甚至在有时在阅读之前就埋下了或造成了误读的可能性。归根结底，这便是我们如何阅读这些理论著作的问题。比如，单纯阅读韦伯的《法律社会学》，我们就能了解韦伯？如果不能了解韦伯，怎么去准确地解读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只阅读韦伯的《法律社会学》之后，我们就敢给韦伯带上一个“形式主义”的标签？黄老师在《课程大纲》以及在授课之中的态度是，至于比较纯理论性的著作，我们要问：它对了解中国的实际或你自己的研究课题有什么用。也就是说，读这些著作，我们不是去为理论而理论，而是从中发现它对自己的研究和对中国实际了解的用处。这点我非常赞同的。但如果我们能够在精确地了解这些理论性著作的基础上，再把这些理论为我所用，那就更好了。若做到精确地了解这些理论性著作，我们就必须首先摆脱这些“主义”的标签、这些“主义”的话语，再阅读其他相关的著作。真正把这些理论尽量弄懂，不至于造成误读的危险。“没有良好的理论训练，绝不可能作出优秀的经验研究”。但若把这些理论为我所用，尤其是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为我所用，以及运用得融洽自如，这需要极为谨慎的态度，也是需要高超的技艺的。因为尽管阅读这些理论著作有助于认清中国的实际，但不要忘了这些理论家的理论当初所针对的并不是中国的问题。
三
按照黄老师的话说，此门课程的中心问题是事实和概念的连接，也可以说是经验研究和理论概念的媒介。连接经验与理论，这需要我们从实践出发。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需要每个研究者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去体验、去反思。为什么像黄老师连接经验与理论做得比较成功，而其他学者却做得不够融洽，要么陷入纯粹的经验性的描述与解释，要么陷入纯粹性的理论思辨与推演；要么对经验进行过度阐释，要么对理论进行生硬运用。我认为，除了对经验与理论有很好的掌握之外，连接经验与理论，我们还需要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并不是胡思乱想，而是社会学家米尔斯意义上的“社会学的想象力”，这是经验与理论之间的媒介。在谈论人们如何面对更广泛的世界以及理解置身所处的时代时，米尔斯说，“他们需要的不只是信息，尽管在这个‘事实的年代’，信息往往支配了他们的注意力，并远远超过他们的吸收能力。他们需要的也不仅仅是理性思考的能力，尽管获得这种能力的努力往往耗尽了他们有限的道德能量”。“他们需要的以及他们感到需要的，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他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面貌”。这种品质就是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参见[美]C·赖特·米尔斯著：《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页）。应星教授在《社会学叙事的韵味与界限》一文中谈到讲故事修辞术背后的想象力时讲到，“实际上，无论是材料详略的取舍，还是叙事框架的确定；无论是对事件关联的判定，还是对人物心迹的捕捉；无论是对叙事张力的呈现，还是对人物臧否分寸的把握——这一切都要依凭‘社会学的想象力’，依凭我们的问题意识”，只有这样，才能“将理论的力量完全融化在故事看似‘自然’的呈现中”。但这种思维能力并不是每个人天生具有的，也并不是每个人通过训练就容易获得的。而这种想象力如何获得，我认为取决于一个人的天赋、勤奋、知识积累、对学问的态度、悟性、所接触的环境等多种因素。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并不是每一位参加了黄老师这一研修班的学员就能学会连接经验与理论的；也并不是没有参加过研修班的学子就不会或学不会连接理论与经验。但黄老师的研修课可以让我们培养乃至提高连接理论与经验的自觉意识。
四
连接经验与理论可以有不同的方式；连接经验与理论的学术目的也可以有所不同。黄老师强调不能就理论谈理论。理论应当来源于经验，再回到经验中进行检验和修正。从经验到理论再到经验的逻辑，这是实践逻辑。但直到最后一节课我才真正明白黄老师的思想，即黄老师所追求的并不是宏大的理论，理论只是一种可用的资源，一种激发思想的资源（如黄老师这点在最后一节课时更多得是讲布迪厄所提出的习性、象征资本、实践等概念对马克思的理论的发展。也许正是由此，黄老师在《课程大纲》里把布迪厄的《实践感》划归为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为最后一节课所写布迪厄《实践感》一书的读后感中，我试图对黄老师和布迪厄进行比较，这是因为布迪厄的学术旨趣与黄老师的非常相似，即两者都试图面向实践以连接理论与经验，也都试图超越学术中所存有的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范式，而且实践概念在两者的学术思想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正是在此篇读后感中我误读了黄老师，也从这节课上发现了我与黄老师在连接经验与理论的目的走向的不同之处。这让我在课程结束之后的那几天对此认真思考，也对自己进行认真地反省，甚至还有一点诚惶诚恐。其实，黄老师更多关注的是实际问题的解决，走的是一条“经验—理论—经验”的道路，所以其并没有去试图提出一些宏大的理论，而更多是在连接经验与理论的过程中提出一些超越非此即彼对立范式的概念，并在连接理论与经验的过程中认清实践，为实际问题的解决提出一条道路。这也是黄老师与韦伯、吉尔兹以及布迪厄之间的不同，后三者在解释经验的过程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自己的理论（也许黄老师与布迪厄之间更为相近，布迪厄也没有刻意去追求所谓的宏大理论，其理论是在研究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
之所以如此，也许与黄老师对待理论的态度相关，即其认为理论背后都具有一种意识形态，理论争论容易成为意识形态之间的论争，而黄老师对意识形态是深恶痛绝的，所以其学术研究的目的走向了面向实践乃至改造实践的道路。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与黄老师产生了不同。虽然我也认为应该连接经验与理论以避免纯粹理论研究的泛泛而谈和纯粹经验研究的平铺直叙，但我试图在准确了解以往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经验研究以期能够形成对以往学术的突破，甚至期望能对理论作出一点贡献。我在学术研究中所要力图提出的概念或理论在于更好地认识或解释经验，至于能不能改造实践则不是我所关心的，也不是我所能决定的。作为一个研究者，我所关心的是能不能拿出经得起质问和推敲的学术作品。虽然也力图从经验或实践出发，但我并没有很强的“实践感”，以期我所研究的学术能为实践作出多大的贡献。学术和实践也并不是完全能两分的，在我看来，做真正的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值得让人尊敬的实践，也是人类进步中不可缺少的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实践。经验或实践是我学术研究中所要解读、所要感受的资料，最后我还是希望能为学术理论作出一点贡献的，哪怕是一丁点的贡献。我会让理论与实践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并不意味着拒斥实践，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反思与检验实践。若真有这一天，我并不认为我所提出的理论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我会让理论更具有学术性（但我不会陷入无休止地理论争论或只作理论研究的陷阱）。我也并不认为学术理论的争论必然会陷入意识形态的争执，相反，在学术规范下进行的理论争鸣会有助于乃至推动学术与思想的发展。反而，若把一种理论引入实践并且把此种理论包装成不容置疑和批评的真理，才会让此种理论陷入流于意识形态的危险之境。也许正是在这一认识上我有一点“背叛”（毫无贬义）了黄老师。但我并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因为一个学生能够继承自己老师的前提，是因为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背叛了自己的老师。先跟着老师学，最后做得跟老师不一样，也就“顺便”弘扬了老师的贡献，这就是所谓的“学术传承”。如果学生跟老师做的一模一样，那就没有学术传承也没有所谓的学术进步了。“师我者生，似我者死”，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而且，如果承认任何理论与方法都不是万能的，具有其局限性，那么黄老师所提出的概念以及所使用的方法也是有其局限性的，也是需要在学术的脉络中进行讨论、质疑乃至批评的。所以，这点，我敢于在这篇总结中真诚地、鲜明地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我对黄老师的研究是不尊敬的，我也认为黄老师在学术领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在学术面前，任何认真向学的人都是平等的；而且学术也必须遭受质疑，有质疑才有进步。“不容批评的真理都是伪真理”！只有以这样的胸怀，我们在求真的道路上才能迈进一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Plato is dear to me, but dearer still is truth）。
五
最后，感谢黄宗智老师允许我参加今年的研修班以及感谢他不辞辛劳地对我们研修班学员认真地授课与教导。感谢研修班中来自法学、社会学、人类学、中国近代史、政治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学员们，与他们一起上课、私下讨论让我感到不同学科对同一问题的不同思维，更让我感到努力做到“开放社会科学”的必要性以及以问题为中心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可行性；还忘不掉与他们一起吃各种馅的饺子，啃猪蹄，吃活章鱼等课下的聚餐生活。还得感谢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法哲学的好友、东师本科同学加室友叶会成为我在法大安排的长期住宿，为我饮食、起居、读书、写作提供的方便，让我得以在京城安心准备研修班的课程以及安排和参加其他的活动。如果要问参加研修班对我来说获得了什么，我很愿意用我的一位老师当得知我能够参加此次研修班时所写的富有禅意的祝福来回答，“人生之路漫长弯曲，我们很难看清当下的每个决定和努力对将来的影响。所以能够不忘初心，埋头耕耘其实是最好的心态和选择”。
栾兆星
2016年8月初于蓟门中国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