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研修班总结
孟祥菡
究竟是什么时候得知黄老师开设研修班已经记不清楚了，自从九月份开学，与黄老师的高徒蒋正阳成为同学以来，经常与正阳谈起黄老师的学术成就和人文情怀，令我心向往之，也想近距离领略大师做人治学的魅力，亲耳聆听教诲。在看了课程介绍后，更坚定了我申请的决心，学习精确阅读和做读书笔记，学习实体主义、形式主义、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四大理论流派不正是我需要的吗？在上黄老师课程前，也曾多次研读黄老师写的如何做读书笔记的文章，也曾意图按照这一方法来写，终究不得其法，还是逃不过摘抄原文，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命运。所以尽管这门课程的严格程度和高强度法学院的老师和同学都早有耳闻，我还是寒假期间早早准备，毅然决然地填写报名表，写好第一份读书笔记发给了黄老师，同时也忐忑地等待黄老师的回信。接到入选通知的邮件时，真的是异常开心和兴奋，一是觉得能够入选也是黄老师对我读书笔记的认可，二是梦想成真，可以得到黄老师亲自教诲和指导，不胜感激。
第一次上课，黄老师拿着名单把我们二十余个同学认了一遍，虽是师生间的第一次见面，我们却都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可能是被黄老师发自内心的笑容所感染。黄老师说，我们这次研修班有两个第一，一是申请人数是最多的，二是已经达到要求的读书笔记数量是最多的。这两个第一让我感到压力倍增，而三次不达标即被劝退的忧虑也让我们更加努力。前三堂课，阅读的是《明清以来的乡村社会经济变迁: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卷本和《清代以来民事法律的表达与实践：历史、理论与现实》三卷本，之所以选择黄老师本人的著作，是因为黄老师旨在培养我们高效率精确阅读的习惯，而作为作者本人更能判断我们的笔记是否精确，以改变含含糊糊的阅读习惯，摒弃目录式等错误的笔记写法。一份好笔记的标准是三五年之后，这份笔记对你从事研究或教学是否真正有用。方法则是总结书中的中心论点和核心证据，精确掌握，然后是两三个次要论点和经验证据，用自己的话表达出来。并问自己这本书把你说服了没有，为什么，如果你来写的话会怎么写。对于纯理论性的著作，则要问自己它对认识、了解中国实际或研究课题有何用处？参加研修班以来共写了七份读书笔记，现在读起书来，确实更有意识地抓其中的中心论点，之前散漫、模糊的阅读习惯有了很大的改变。每周一本书，加上做读书笔记确实是不小的压力。虽然两三千字的字数听起来不多，但是真正这么写过的人明白这个过程是多么地煎熬。我们班有一个微信群，名字就叫“每周痛苦一次，每次痛苦一周”，很贴切地描述了我们当时的状态，呵呵。周三午夜是大家交笔记的最后时间，也成为熬夜写作的固定时间，而我由于课业繁重，总是要拖到周四午夜才能交上，第二天顶着大黑眼圈上课。虽然笔记交的很晚，黄老师还是很认真地批阅。班上多则三十多份，少则十几份的读书笔记，黄老师无一不是逐句阅读，并用其自创的符号来注明笔记是否精确，是否需要补充经验证据等等。获得双勾双加是最大的认可，也是每一位同学最期盼的。根据同学们笔记的情况和提出的问题，黄老师在课上会有针对性地讲授。对于同学的不足，黄老师会不留情面地说出，而对于些许的进步，黄老师更是不吝赞扬之词。
黄老师指出学术界使用的主要是四大理论流派——实体主义、形式主义、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并要求我们都要进入，打好基础功，然后再根据个人兴趣选择朝哪个方向深入。恰亚诺夫、韦伯、萨义德、吉尔茨、布迪厄这些理论大家的著作的确晦涩难懂，每到周二大家都会在群里讨论，诸如“不知道作者在说什么”，“多年不愈的失眠自动好了……”等等。还记得我在读韦伯的时候，大半夜终于读完一遍却完全没懂，郁闷地去明德超市转了一圈，甚至打算买点酒刺激一下木讷的脑瓜，最后怕不胜酒力，醉过去更没时间看书而作罢。对于文字的晦涩，黄老师曾开玩笑说，有的理论有意识地这么写作，以显示自己多么深不可测。面对这种理论著作，主要把其思想脉络整理清楚，各个概念之间的逻辑，对不同的经验证据进行判断，不要沉没于经验证据之中，关键在于掌握理论和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更要认清作者与之对话的敌手，以及这一理论对于理解中国现实有什么意义。不过正是这种压力山大的紧迫和焦虑，正是黄老师的严格要求和认真态度，同学们之间的无私分享和温馨鼓励，才能在短短几周的时间内翻过一座座理论高山，完成以前不曾完成的学术积累。
在课程一开始，黄老师就说明这门课的中心问题是怎么连接理论与经验，并指明学术本身也是如此。他强调空谈理论没有意义，跟真实世界脱离，是个绝境；而仅凭经验证据的堆积，可能会有自己的贡献，却说服不了别人，改变不了别人的想法。这时需要一套逻辑配合，有说服力的经验证据才能起作用。真正的学术是两者的结合。当今中国的法理和法史就陷入这样的困境，二者互不关心，要么只谈理论，要么堆砌材料，二者只有连接起来才能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黄老师一再强调“理论是核武器”，只有掌握它，才有话语权。演绎逻辑是西方的核武器，要想超越它，就要掌握它。我们学习理论，并不是为了在写论文或作报告时旁征博引，炫耀自己的理论水平，而是为了掌握和运用，或者以其为敌手，与之对话。对于如何选择理论，黄老师认为可以“用经验实际来决定取舍，按实用需要来挑选，完全可以同时采用不同理论的不同部分。” 黄老师一再强调，理论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最好的问题是各不同理论流派的交锋点，这样的问题是非常关键的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唯有深入经验证据才有可能。“理论—经验—理论”的研究进路是错误的，因为此时理论已经给定，不会再发现新鲜的东西。中国做研究真正的新意在于经验本身，带着理论去问才会得出新鲜的概念。做研究时，理论对设计研究的题目很有帮助，一开始会有一个特别清楚的设想，这是因为知道的太少，投入到经验材料中后会觉得非常混乱和复杂，根本想不清楚，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表达什么，之后再清楚时才是对这一问题的真正认识。到这个阶段，理论对于系统整理概念特别有帮助。这样的过程可能会不止一次。正如黄老师对清代的表达和实践的研究，开始时完全没想到背离，深入经验证据后才发现两者的背离，再之后发现两者还有并存和各种各样的互动，两者合起来又是一回事。
黄老师还指出，有的学院要求读50到100本经典著作，学生就囫囵吞下去，不了解、不消化，这种读书常常使你含含糊糊的读书，没有可用的真实工夫。掌握一个领域最核心的二三十本专著，在这一领域就有一定的发言权了。这对于我既是一种警醒，也是一种激励。警醒在于再不能含含糊糊地阅读，贪多嚼不烂了，激励在于黄老师以学术名家的身份告诉我们真正掌握二三十本就可以有发言权了，这对于沉浸在学术汪洋中苦苦挣扎的无名小辈何尝不是一种希望。
短短两个月的研修班收获的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方法，还有黄老师勤勉的治学态度，对中国现实的关切，对底层劳动人民的人文关怀。黄老师把自己的学术生涯分为三个阶段，农村著作的两本，法律著作的两本，退休之后结合中国现实写的农村第三卷、法律第三卷。其中第三个阶段动力最强，从以前的凌晨四点起床到现在凌晨两三点起床，这种对学术的追求和热忱，令我折服不已。如果不说，谁会想到两三点起床批阅学生笔记，八点之前准时到教室，精力充沛地与学生畅谈理论和实践的黄老师已经七十五岁高龄了呢？能在这个春天受黄老师教诲、与各位同学相遇真是莫大的幸福。道不尽的感激和喜悦，就化作深深的祝福吧，祝黄老师身体康健，学术之树长青！祝各位同学一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