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课者言
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 林浩舟
黄宗智老师的大名我听闻已久，虽然一直无缘拜读其著作，但确知黄老师是了解中国法律史绕不开的大家。得知2015年“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研修班招生之时，我刚刚拿到博士录取的通知，但对于读博士的几年里该做些什么，心里却一点底也没有。抱着是机会就该争取的态度，同时也是受到研修班往届学员赖骏楠老师和肖梦黎博士的感召，我决定报名参加2015年的研修班。4月17号到5月29号的7次课程不长（其间我还因故缺席1次），但对我的学术训练乃至人格养成，都产生了触目可见的影响。应黄老师要求写的这篇听课小结，既是给后来人的参考，又是给自己的交待。黄老师常说一份好的读书笔记要做到三、四年后拿出来有用，我也希望这份小结能做到有用，能帮助自己今后回头梳理出个人思想变化、发展、成熟的轨迹和脉络。
一、关于学术习惯的养成
黄宗智老师教给我的第一项收获，就是回答了我心中关于读博该做些什么的困惑。文科博士当然要读书。但读多少书？读到什么程度？花多少时间去读？却是些貌似区区小节实则关系到博士训练质量的性命攸关的问题。黄老师教授的读书法——将一本学术著作凝练成一份两千至五千字的读书笔记，用一段甚至一句话总结中心观点，用三、四段总结主要次级观点，注意概念与经验证据的联接，等——首先回答了如何读书和花多少时间读书的问题。我读书不快，在研修班期间，在对自己实施严酷的时间管理之后，我大概能用3天到3天半的时间读完一本300页左右的著作（而且很多时候在读完后还是一头雾水），然后再用1到2天的时间写完读书笔记。换言之，刨除必要的休息和处理日常事务的时间，一周的时间最多够我合格地读完一本书。此外，黄老师在第一节课上介绍的UCLA历史系博士培养的概貌，为文科博士合格的阅读量提供了标杆。黄老师认为一个成熟的学术领域一般有20-50本构成知识体系的奠基性作品，必须要精确掌握才算能在这个领域登堂入室，而UCLA的博士生每人必须掌握四个领域。这样屈指一算，读书已占掉四年博士学习时间的大半。此外还要收集材料、写作论文，四年的时间竟显得颇为紧张。除去“日月逝矣，岁不我与”的紧迫感，我心里更多感到一种“拨得云开见月明”的明朗与踏实。按照黄老师传授的学林秘笈去修练，是可以练出功夫的。这条路不见得是学术成才唯一的道路，甚至不一定是最正确的道路，但却一定是条有所收获的通途。如此练功，不管最后武艺能学得多高，至少可以强学问之身、健思想之体，这对于我辈学人，已是学林前辈丰厚的馈赠了。
二、关于读书笔记的写作
黄宗智老师教给我的第二项收获是如何写一份合格的读书笔记。我自己的体会是，写笔记要先把自己的水倒出去，再把别人的水倒进来。写读书笔记的目的是精确掌握一本书的观点，哪怕这个观点并不令你满意或赞同。在来上研修班之前，我对自己的概括能力一直是颇有信心的，毕竟之前在美国法学院就读，日常功课就是做case brief，在上下爬梳文本逻辑上多少是受过一点训练的。没想到在讨论《表达与实践》的第一节课上就遭到当头棒喝，我的笔记连基本的合格都没达到，遑论三周内必须达到优秀。反思起来，究其原因，是我太执着于理论的清晰完美，以至于本能地排斥和不吸收不那么清晰、不那么“理论”的观点。黄老师在课上问我，“你用韦伯统领全书，是不是想替黄老师把想说没说的话给说出来？”可谓一语中的。此后我便明白，好的读书笔记的标志是精确而不是创新，是如实反映作者的观点而不是对作者的观点进行修正。如果说过去我视写读书笔记为写论文，现在我则视写读书笔记为做剪报：在理解全书的基础上，把作者的原话按照某种逻辑、体系拼接在一起，辅之以必要的过渡文字和二手文献补充。如实反映一个作者的观点当然不是无条件地接受和同意她的观点。但是反对和批评一个观点却必须要建立在深刻理解这个观点的基础之上。
而做读书笔记对于深刻理解一本艰涩的理论著作的帮助之大，无需多言。研修班期间我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了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历程：恰亚诺夫、韦伯和布迪厄，每位思想家都像一片陌生的思想森林，而一份好的读书笔记则像地图，标注出森林里的道路和森林的边界，使森林不再陌生。精确掌握一位理论家的思想，对于我个人至少有两大帮助。首先，明白了概念之间的内在逻辑，就不会再被一些夸夸其谈蒙蔽。比如韦伯的“法律理性化”命题人尽皆知，但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的关系，法律的综合化和法律的体系化的关系，却可能不是每个嘴边挂着韦伯的人都晓然于胸的，只有自己做过读书笔记、认真琢磨过才能得其真谛。其次，注意了概念和经验之间的联接，就不会再在讨论一些高度抽象的概念的时候产生虚无缥缈的价值危机。比如布迪厄的“象征暴力”是一个很容易让人产生意会式的、似懂非懂的理解的概念，因此“象征暴力”很容易在讨论中变得无所不包却又什么都不是。可一旦把“象征暴力”和布迪厄书中描述的，“通过慷慨馈赠产生和维持道德债务和情感依附”这一点联系起来，对“象征暴力”的讨论就有了事实根基，即便要将“象征暴力”运用于其他的语境中，其转义的过程也清晰可见。
三、关于研究方法及其他
和一个有思想的人谈话，最大的收获和乐趣往往在于她不经意间提供的洞见。黄宗智老师在谈笑间常有耐人寻味之语，比如80年代言论不自由的苏联生产出一代全国性的青少年头脑，比如重大历史事件常是多个因素交叉影响的结果，比如高级理论左右都有对手、读理论先看清对手是谁事半功倍，等等。在黄老师读史阅世的闲谈之外，对于一个青年学术研究者，值得悉心吸取的当然还有黄老师治学的经验。黄老师一生出入思想史、农村经济史、法律史等多个领域，用前人未用过的研究方法，引前人未引过的研究材料，每当他在我们面前娓娓谈起几十年来治学的经验，我脑海里都会浮现出木心“群公有师我无师”的句子。我在学术上是彻头彻尾的新来者，不像同班的吕文利师兄已在边疆史研究上颇有建树，因而我对黄老师传授的治学方法理解得很有限，还望在日后边做边学的过程中加深体察。
以我之见，黄宗智老师的研究方法有两个基本面向。第一个基本面向是实践论。黄老师认为理论的作用是提出问题（尤其是在各大理论的交锋点）而不是回答问题，理论需要受到实践的检验。基于我对演绎逻辑有亲近感、对博大精深的理论感兴趣的特点，黄老师给我开的“药方”是做一个好的实证研究，要从理论扎到经验事实里去，形成一些可以被证伪的“中层概念”。黄老师常强调中国实践中的经验还没有被完全总结，而将实践给予逻辑化、形式化和精确化，是他之后若干代学人的使命。只有这样通过总结实践而形成的理论才配得上被称为有中国主体性的理论。黄老师方法论的第二个基本面向是矛盾论。黄老师常将课上的讨论焦点引向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的矛盾、表达与实践的矛盾、演绎逻辑与归纳逻辑的矛盾，等等。黄老师最常说的话就是要抛弃非此即彼：矛盾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有矛盾才有变化。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黄老师对中国今天左右两种意识形态并存造成的思想空间非常乐观，认为在这种矛盾中思想者恰可以获得最大的自由。写到这儿，我又突然想起黄老师说他自己走上研究中国农村之路，也是为了解决智识与感情、西方与中国、父亲与母亲之间的矛盾。矛盾了一辈子，也研究了一辈子。“矛盾中能找到建设的动力”，黄老师亲自证明了他此言不虚！
四、关于学术意义的探寻
最后我也想谈一个矛盾：为学术而学术和为现实而学术之间的矛盾。黄老师在最后一节课上说，他认为学术最高的价值是人民的福祉。为求善而求真，当然是每个人文社科学者在踏上研究之路时都抱有的美好情怀，值得赞美肯定。但是同时我依然免不了有所困惑。首先，学术一定要直接为现实服务吗？如果只有造福于民才是好学术，那谁来定义什么是福，谁来定义谁才是民，又为什么还要有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的分别呢？再者，学术一定能直接为现实服务吗？以黄宗智老师本人的研究为例，黄老师从清代以降的中国民法中提炼出“集权的简约治理”与“实用道德主义”等深令我折服的概念，但若仅仅因为这两者是中国民法数百年来的“习性”就认为它们必须作为中国主体性的标志而被保留在中国的民法里，那中国的进步和未来在哪里，人的主观能动性、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又在哪里？可见最优秀的历史研究也不是能拿来直接为现实服务的。在我看来，学人要具备“眼高手低”的品质。学人着眼要在为全人类而学术，但是拿出手的必须首先是像样的、经得起质问和推敲的学术作品。一个学人一生也许都不会对社会做出什么直接的贡献，但科学原本就是一项积累性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事业，需要若干人、若干代人的努力，抱着“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必不唐捐”的态度去努力。这是我现在粗浅的看法，肯定还有诸多有待完善之处，就希望我也能像黄宗智老师一样，靠矛盾来激励自己一生的研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