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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跨国学术,我的跨国体验

作者 赵月枝 发表 2011年05月13日 08:00:00   文章访问量  2417

 

[此文为赵月枝《传播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序言,略有删节。]

    1986年,在中国对外开放政策背景下,我以公费留学生身份出国加拿大读攻传播学硕士学位。出于对西方新闻学理论前沿的无知和对英文阅读的没有信心,我箱里装着《报刊的四种理论》的第一个中译本。这本冷战时期的美国新闻理论经典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供批判资产阶级新闻理论之用的名义在国内内部出版的。由于当时我们自己可作为其批判武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已失去了权威性和说服力,而我们又根本不知道可作为批判此书之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其它批判理论早已在西方学界流行,所以,我不仅多多少少从接受的角度来阅读这本书,并且假想这本书还作为西方大学的必读教材使用。

然而,我的第三世界国民身份又使国际传播秩序的不平等问题萦绕于心。于是,我又带上了作为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成果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中文版。这两本随我出国的书,冥冥之中把自由平等这两个主题放入了我的理论视野,而我当时从一个社会主义的东方民族国家到一个资本主义的西方民族国家的出国旅程则意味着,我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离不开对东西方关系、民族国家范畴、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一对相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概念的审视。

1997年,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劳工政策背景下,我又一次出国”——离开加拿大这个我已经获得其公民权的国度,去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传播系任教。在信息化资本主义时代的国际劳动分工中,作为跨国知识劳工,我是被美国当做有特殊专长人才引进的。我是H1B签证的持有者,在美国的正式身份是合法异族legal alien——虽然我是地球人,但是英文中的“alien”一词总使我首先想起“E.T.”一类的外星人。

当时,我的《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 和《中国的媒体、市场与民主》) 这两本英文著作即将分别在加拿大和美国出版。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尝试用中文写作学术文章,希望自己能成为中文学术共同体中的一员。不过,出于教学与出版英文著作的压力,当初我自己定下的目标是一年出版一篇中文文章。所以,10多年后,当我发现,除了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维系民主?》两个中文版本外,自己已出版了40余篇各类中文文章时,我还是十分高兴的。

《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分为四编,共收集了我的18篇文章。第一编提供理论视野。第1章是有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发展轨迹、分析路径、主要作者及其观点和当下研究前沿的概述。第2章对1980年代的文化批判理论,尤其是后学一些主要流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的意识形态范畴的新批判,进行了梳理与评价。这篇文章的主旨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作为批判的武器的相关性同时,批判地吸收后学对媒体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理论贡献。以第1和第2章的理论探讨为前提,第3章进一步引入从社会学马克思主义到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对公共领域概念的重构等当代社会理论资源,结合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传播问题,从全球角度和批判理论视野来审视中外传播中的社会权力关系。这一章旨在使政治经济分析与文化分析相结合,力图在动态的社会历史分析中,构建全球化时代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性学术视野。

       本书第二编,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收集了我对中国以外西方”——中国之上全球传播的一部分研究。从第4章对1991年美国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中美国报界新闻话语的细致解读和对美国主导文化迷思的解构,到第7章对2002年美国电信业危机的评述;从第5章有关北美新闻客观性与可持续民主的讨论,到第9章有关传播全球化与民主化复杂关系问题的疑问,这些文章体现了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一些基本思路。在第8章里,我引入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 帝国概念,讨论了当下世界传播中,国家、资本和非政府组织力量的重新布局。基于此,我把这一编定名为帝国时代的世界传播。不过,我要强调,任何有关当下全球结构的社会分析范畴都有其局限性。在这样一个巨变的年代,保持分析的开放性和不同分析范畴间的对话和相互补充最为重要。

       邓正来教授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传播学》一文中写道,当下全球化的世界蕴含着结构性的不平等,形成了世界结构。而且,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尤其是在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进入世界体系以后,我们所关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孤立的中国,而是一个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对于中国来说,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真正的大变局。事实上,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被洋枪洋炮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了。如我在本书第13章和第14章所论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以加入WTO为重要里程碑的加入全球化的进程,是中国在经历了1949年的社会革命后重新进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过程。不过,正是在邓正来教授所说的中国所参与世界游戏世界结构是不平等的、蕴含着发达国家对后发国家的结构性支配这一层含义上,我把第三编定名为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传播。这一部分包含了有关中国传播在制度变迁和话语呈现方面的一系列分析,包括中国加入WTO这一事件在媒体话语和传播结构层面的分析。这一编始于第10章有关报业结构转型的分析,结束于第15章围绕信息传播技术的有关中国宏观发展道路的讨论。

       本书最后一编由三篇文章组成。在这些文章中,我从国际和国内、国家和社会、政策和文化、主导性力量和挑战性社会力量、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层面讨论了当下中国和全球传播领域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一编的标题,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是世界性的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社会正义运动的一个口号。它是针对新自由主义语境下的历史终结论没有它择之说提出来的。在第16章中,我讨论了信息社会世界峰会过程在通过信息传播技术解决世界结构中的不平等问题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在第17章中,我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多样性问题进行了历史回顾和现实分析,并讨论了与文化多样性问题密切相关的中外进步社会力量为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和追求替代性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而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多种努力。在本书结尾的第18章中,我进一步引入当代激进认识论和去西方化社会理论,以世界结构中的中国社会传播和华语传播学术的理论主体性问题为主要关照,提出了当下传播研究的理论新面向问题。从本书的结构角度,把这一章作为结尾,彰显了从理论讨论到传播制度、话语和政策研究再到理论知识与传播实践相结合的分析路径。同时,通过第一编中对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梳理到最后一编有关南方认识论的讨论,我希望本书体现东西方和南北方在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中共同探索的自觉文化意识和批判世界主义的学术理念。

不过,我不能说本书汇集了我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比如,我的两部英文专著,未曾有机会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事实上,这两部著作最直接地反映了我希望与其他中国传播研究者进行学术对话的努力:在1998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的媒体、市场与民主》一书中,我质疑把市场国家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通过对中国社会内部复杂传播政治经济演变过程的动态历史研究,挑战了当时流行于国内外中国传播研究中有关市场化与民主化关系的简单线性分析。而在有关市场和国家共谋的市场威权主义制度分析框架在新世纪初又几乎成为新的简单化分析框架的时候,我致力于开拓中国传播研究的社会历史深度。因此,在2008年也是在美国出版的《传播在中国》 一书中,我在突出政治经济分析以及市场与国家之间在传播领域的复杂相互构建关系的同时,强调了中国革命遗产和社会分层、尤其是社会抗争,对分析中国传播问题的核心意义。而相对于1998年的著作对中国内部问题的重点关注,2008年的著作有了更多的从世界结构中把握中国传播问题的学术自觉。从某种层面上看,我所有的中英文著作都好像继续与装在我当年出国行囊里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和《多种声音,一个世界》进行着某种对话。

在学术取向层面,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我的努力的话,我想这个字应该是英语中同时可以作名词和动词的 bridge——或与桥相关的cross)字。我希望,我的基于动态社会历史的整体性分析路径能使我跨越一系列不可避免的二元对立: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主体与结构、压迫与解放、民主与专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公共性与阶级性、新媒体与旧媒体、新闻与娱乐、新闻研究与传播研究、媒体研究与电信研究、批判与建设、主流与另类、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等等。虽然这些二元对立是现实存在和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希望,我的分析是三维的或更多面向的。同时,在分析中,我对一些不但没有建设性而且可能隐藏着话语霸权动机的简单化等同逻辑保持警觉,包括把市场等同于自由(自由市场),把自由市场等同与民主圭臬,把消费者等同于人民,把中产阶级等同于民主主体,把国家等同于压制,把媒体规制等同于威权,把新闻自由等同于私人办报,把批判知识分子等同于国家主义者,把反帝立场等同于民族主义等等。

虽然当下流行的中产阶级专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宣称是把个人生活体验与学术分开,就像本书第5章讨论的新闻客观性体制要求记者把自己的主体性从新闻报道中隐去一样,我相信个人因素与学术研究的相互构建关系。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做自我异化的学术。我更聊以自慰的是,我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个体的内在志向的统一。就像我的学术生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世界历史进程紧密相关一样,我的跨国学术与我的跨国生活体验密切相连:当年,我离开在温哥华的家人,在美国南加州写成我的第一篇中文学术文章;去年,我在把家人送回温哥华后,在北京完成了这部中文文集的编辑工作;2011年初,我又在弥漫着中国春节气息的温哥华起草这篇序言。当年,是中国和美国的人才和劳工政策使我得以到加拿大求学和去美国求职;现在,是加拿大和中国为增强本国学术能力而各自设立的国家人才计划——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计划和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计划——使我有更好的条件从事我的跨国学术研究。

从南加州圣迭戈有南欧情调的生活世界,到温哥华越来越有中国情调的生活世界,再到北京充满着欧美情调的生活世界,我深切感受到,我所分析的全球政治经和文化逻辑——也就是哈贝马斯所论的系统世界对我个人生活现实性的构建力量。当我面对我那因生活所迫而在身体骨骼还没硬朗就去建筑工地抬超长超重的水泥板,结果留下永久腰锥伤的弟弟的时候,当我看到留守儿童经历在我外甥的主体性形成过程中留下巨大阴影的时候,当我听着我的大妹妹含泪言说她对留守儿童儿子的亏欠的时候,我都深深认识到,没有人生活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逻辑之外。每个主体都被这个过程构建着。

然而,任何一个主体又不仅是能动的,而且是社会的和与人类生活共同体中的其他主体相互依存的。学术使我在系统世界中安身立命并与之相互构建;学术也使我更好理解自己的生活世界,从而追寻与实现生命的价值意义。1977年,在高中教育机会十分有限的中国农村,我曾因为自己学习成绩不错而被剥夺了参加初中升高中考试的资格。这是因为,如果我被允许参加考试,而且哪怕择优录取的原则发挥一点作用,就意味着我很可能会占去一个村里权势阶层希望留给自己子女的有限的高中生名额。是我母亲和两位有正义感和社会公平意识的年轻民办老师的抗争,使我有了参加考试的资格并最终获得一个额外的高中入学机会。在1980年代的伤痕文学和主流文革叙事中,主人翁们总是因为政治运动或阶级成分不好而被剥夺了他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权利和在城市上层社会的生活。我生于农村,当然没有资格谈失乐园。事实上,部分正是因为我的家庭阶级成分太好——无权无势的贫农”——我才没有获得参加考试的权利。

我的个人经历是特殊的。在血统论早已被抛弃和庸俗经济决定论早已被扬弃的当下,我更无意在任何个体的社会身份与批判学术理论取向之间建立什么必然的联系:不少批判学者生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精英之家,而那些信奉新自由主义教条并漠视新的阶级不平等的学者群体中也不乏工农子弟。但是,没有什么体验比我的求学经历更使我对制度的许诺与实际权力操作之间的普遍张力更刻骨铭心了。更没有什么体验使我更深刻意识到发展、权利、社会进步、资源分配、机会平等、程序公正、结果平等、赋权、抗争等一系列学术概念的现实生活含义了。此后,求知路上,我以知识的解放性为价值,以学术的公共性为天职,力图通过既能表达个人主体现实性又能体现自我反思能力的特定知识建构进入学术公共领域

我所追求的学术理想是抽象的、乌托邦的,也是具体的、现实的。它来自我在学理上的求索,它也根植于我的生活世界。在我从事学术实践时,我会调用各种理论、概念和方法,我会以真诚和严谨的态度对待我的研究资料,我还会想到我的日常生活体验和我身边人们的命运,包括我个人生活中两个最具有社会历史意义的个体:我那从未谋面的外祖父——他在1960年代初死于饥饿;我那在偏僻山村因看不到生活的希望而在1980年代末自杀的表妹——她自杀时的年龄正是我出国留学的年龄。我常常问自己,我的学术与这两个人的命运有什么关联?我也常常会想到,我的学术和我的跨国知识分子身份与那些没有机会上高中,没有机会上大学,没有机会出国的群体有什么关联?我更会考虑,我的学术对我那些来自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不同生活体验的不同肤色的国外同事、学生以及他们的国人有什么关联?当然,我想得更多的是,我的学术对于处于日趋激烈的学术与政治、立场与价值等问题的纠葛之中的中文学术界及其所关照的、正在经历巨变的中国社会,有什么关联与意义?正是在这样的活生生的、幸福与苦难共存、包容与排斥并进、希望与危机同在的具体社会历史关系和学术政治场域中,我尝试着构建我的跨国学术公共性。

吕新雨在《开放时代》2011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中曾指出,随着中国改革再次走到历史抉择关头,如何重新思考学人在日趋复杂的学术与政治关系中所坚守的学术立场,如何确立学术伦理和建立学术规范,学术共同体如何保护学术自由和以此为基础的思想辩论等等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每一位严肃的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现实存在。她呼唤诚实正直的学术伦理,并以此重铸和激励知识分子对社会守望的职责和信念。她写道:在这个严峻的历史坐标点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已经狂飙落地,再次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任重而道远的历史天命。

作为一位海外华人,我深知,我的命运与中国的命运密切相关;作为一名跨国知识分子,我深信,中国的抉择事关世界的未来。谨以以上言语与那些有心阅读我的中文文集,并愿意与我进行真诚学术讨论的学术共同体学人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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