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时代，全能主义的国家权力面对着具有高度内部认同的地方性共同体：国家权力能在广度上控制农村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在深度上却未必能完全渗入乡村社会的最深层，乡土的观念和逻辑依然能在较大程度上抗拒、消解国家对乡村的诸多现代性改造。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可以概括为“覆盖模式”的理想类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地方性共同体的解体，市场化的深入，交通、通讯、传媒等现代技术的发展，“悬浮”的国家政权直接面对着“核心家庭本位”的理性农民，国家开始通过更为隐性和精妙的手段直接对个体的理性农民进行规训和监控。国家和乡村社会关系呈现出“嵌入模式”的理想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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