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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与不变:中华三千年社会结构的政治社会学解读

作者 董磊明 发表 1970年01月01日 15:00:00   文章访问量  2971
关键词 权力  精英  整合  社会结构 
三千年来,在具体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背景下,形成了权力精英主导中国社会的格局。顶层的权力精英一方面倚重社会精英维护其统治,另一方面又为了统治的长久,抑制中下层权力精英和社会精英势力的恶性膨胀。今天,以权力精英主导社会的格局依然存在;但较之古代社会,又呈现出权力、经济、知识三大精英群体整合的态势。这使得整个社会体系越来越缺乏弹性,中华民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导着社会格局的权力精英的执政能力正经受着考验。

中国是一个权力主导的社会。中华文明三千年的历史是权力精英与社会精英(主要指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也包括其他领域的能人)及底层大众互动博弈的历史。中国社会这种以权力为主导的格局是在具体的自然、社会生态中形成的,是为了应对外来的威胁和降低内部的管理、整合成本这两大需要而产生的。三千年来,权力精英与社会精英之间存在着交集,彼此既联盟又斗争。顶层的权力精英一方面倚重社会精英维护其统治,另一方面又为了统治的长久,抑制中下层权力精英和社会精英势力的恶性膨胀。当人地资源矛盾尖锐,顶层的权力精英蜕化,过于骄奢淫逸之时,社会精英乃至中下层的权力精英就会整合、动员底层的大众,推翻上层的权力精英,由此上演出一幕幕改朝换代的人间悲喜剧。今天,中国以权力精英为主导的格局依然存在,但由于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生态较之古代社会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呈现出权力、经济、知识三大精英群体整合的态势。此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权力精英主导社会局面的形成

 

我们对历史的梳理从周朝开始。周朝建立后,分封诸侯,建立侯国。吴思曾很形象的将这种分封制度比喻成金字塔结构:天子是居于顶端的最大实体,控制者权利逐层递减的下层较小实体。[1]不过更需要指出的天子对诸侯的这种控制力很有限,各诸侯的自主性十分强。诸侯的领地实质上都是独立王国,诸侯们对天子的主要义务就是朝贡和服兵役,甚至到后来一些诸侯不仅不向天子纳贡,郑国的国君还去抢天子的麦子。在分封制的初期和中期,以暴力为支撑的国家机器对社会的掌控能力还非常小,各国连常备军都没有。

到了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周天子式微,各诸侯国之间的争斗不断。同时北方的游牧民族日益强盛,当他们遇到自然灾害时就不断南侵掠夺,分散的农耕民族不是彪悍的敌人的对手。为了应对外敌,各诸侯国不得不加强内部的组织和整合。管仲在齐国的改革就是其中最为成功的一例。其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在政治上实行“国野分治”,加强中央集权,建立一套严密的行之有 效的行政机构和制度,打破阶级界限和等级制度选拔人才,任用非贵族 士人担任较高职务等,建立初步的法治。在军事上采取军政合一制度(即“作内政而寄军令”),实行全民皆兵的耕战结合政策,既不影响生产,又不增加 军费开支,却极大地提高了战斗力。在经济上整顿赋税,发展工商业。这样齐国迅速强大起来,齐桓公因此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到了春秋后期,中国已经完全进入了礼崩乐坏,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盛行的时代。各国进行着综合国力的大比拼。这就对国家的财富生产能力、财政汲取能力和组织、整合动员能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因此各国都纷纷进行变法,以应对“国际竞争”和战争的需要。这些变法使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使得国家机器不断强化,以暴力为后盾的权力精英对社会的主导权日益突出。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原来在各个封建实体内部,实行着井田制,庶民出劳力耕种公田时,经常偷懒,因此管理成本非常高,内耗极大。针对此,诸侯们被迫改革,进行分田,允许土地买卖。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的“初税亩”就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济社会变革。到战国时期,中国已开始逐步进入小农经济时代。生产方式的变革,加上生产技术和工具的革新,使得各国的农业生产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在政治领域,整合能力很弱的分封制以很难适应高频度的战争,各国因此均采取措施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国家机器的动员和控制能力。其中成效最明显的就是秦国实行的郡县制。对于这种制度,依然借用吴思精彩的描述,那就是它将“各种资源集中在顶端,中层则由官僚代理人构成的支架代替了贵族实体的巨石,基层是一盘散沙般的小农。这种结构可以比喻为金属管材建构的井架,动力在顶端,资源在基层,两端之间的钢管架构就是负责上传下达的各级官僚代理人。” [2]由于有了这套高效的国家机器和战争动员能力;加上关中和成都平原丰富的物产;有利的战略位置,秦国很快就后来居上,进而吞并了六国,完成了统一。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应该调整战争紧急状态、全国总动员的体制,应适当改革严刑峻法,减少对社会的过度汲取,让老百姓休养生息。但是暴力机器的强大使得统治者敢于肆无忌惮,过度的抽取社会资源。最终导致了秦王朝二世而亡。西汉初年,注意吸取秦灭亡的教训,废除严刑峻法、让人民休养生息,但又受制于特定的情势,实行了分封制度。结果一方面国家难有效的动员全国力量抗击匈奴,另一方面各侯国日益尾大不掉,以至出现“七国之乱”。一直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经过几十年的文治武功,才重新恢复了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从此中国完全进入了以暴力机器为后盾的权力精英主导社会的时期。

在权力精英主导社会的格局下,国君及其家族成员处于金字塔的塔尖,属于最上层的权力精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遍布全国各地的代理人——各级官僚,则是庞大的中、下层权力精英群体。地主、商人等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以及其他领域的各种有名望、有影响力的人构成了社会精英群体。社会精英和中、下层的权力精英共同属于社会大系统这个金字塔的中间层。这两大系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交集:许多社会精英通过各种选拔和荐举制度能迈进官僚系统内;一旦成为官僚集团的一员,则可能通过各种手段敛财,成为经济精英——“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而金字塔的塔基则是众多的一盘散沙的小农。

在这种格局下,权力精英由于拥有强大的暴力机器,能聚敛、掠夺到大量的财富,很大程度的主导着社会资源的分配。这些财富一方面供他们享用,另一方面供他们维持、强化暴力机器。人类社会乃至动物界,暴力在决定资源分配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有人才说“暴力是政治斗争的最终上诉法庭”、“枪杆子出政权”。这是千古不变的铁律。今天美国得以维持美圆帝国、虹吸世界资源的根本原因也还是在于它强大的武力。

中央集权的帝国体制是低效的分封制为适应竞争而进化的产物。强化了的国家机器对外更能保证公共安全,对内则能更有效的实行整合,减少内部各大利益集团的竞争(如三家分晋、七国之乱)所带来的损耗。国家机器、政治权力强化的进程,在西方社会则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以此为参照,因此很多西方中心论的学者都说中华文明是个早熟的文明。

 

 

各精英群体以及大众之间的博弈互动关系

 

 

以往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充分论述了权力精英与社会精英,尤其是其中的经济精英的依赖关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起,中国史学界的主流接受了马克思的五阶段论,以生产资料占有状况为核心的阶级分析方法成为主流的叙述。依据这种框架,人们更多的看到了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对立——于是以皇帝为代表的整个官僚集团只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权力精英似乎是简单的为经济精英服务的,或者两者原本就是铁板一块。

诚然,权力精英为了维持统治,通过举荐、科举等举措将社会精英吸纳进行政体系中来,对社会精英更为倚重;在基层的统治也很大程度的借助社会精英来实现;中、下层的权力精英更时常与社会精英进行勾结。但是中国历史上,权力或者说暴力具有宰制社会的能力,他们能较为便利的剥夺社会成员的财富甚至生命。权力精英自身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实体集团,他们凌驾于社会之上,社会精英则依附于权力精英,并千方百计的挤身其中,对于知识精英来说就是所谓的“学而优则仕”。中国的知识精英,尤其是唐朝以后,对权力基本上是顶礼膜拜的。而权力精英虽然对社会精英不敢小觑,但是一直在努力的抑制其势力的扩张。中国是个儒表法里的国家,而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则一直反对那些不进行农业生产,不能保卫国家安全的的社会精英,将他们称为“五蠹”,即社会的蛀虫。韩氏这种观点被后世的帝王广泛接受。可以说,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帝王对社会的中间层,即中、下层的权力精英,社会精英,尤其是具有极大侵蚀能力的经济精英,是非常警惕的。

帝王的代理人,各级官僚有着自己的职业利益,他们损公肥私。相较之周朝的小封建主与国君,官僚在帝王面前要孱弱许多,更不敢公然违背帝王的意志。但是官僚的代理人性质,使得他们更短期行为,常常对社会资源进行掠夺性开采,杀鸡取卵。虽然帝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几乎对每一个官僚都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力,但是他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是一个经过长时期精心编织起来的关系网、利益保护网。经过这层层的关系网的过滤、筛选和减振,帝王的权威到达下层时已经没有多大的实质性作为了。帝王和官僚群体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官僚群体就利用信息来交换帝王的资源。帝国的大厦轰然倒塌,除了顶层的权力精英退化以外,很大程度上还归因于以权谋私利的官僚集团将大厦蛀虫空了。为此历朝的帝王都处心积虑的整顿吏治,强化中央集权,朱元彰甚至规定贪污六十两白银就处极刑。但是仍然不能解决问题。作为代理人的官僚集团自身利益的膨胀是全人类社会至今都无法真正解决的难题。

与对中、下层权力精英的制约相比,上层权力精英对社会精英,尤其是经济精英的制约是比较成功的。正是这一成功,有力的保证了中华帝国的长期存在,保证了中华文明的绵延不中断。权力精英对经济精英的抑制最集中的就体现在“重农抑商”,或者说“重本抑末”的政策上。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虽然都在努力发展经济,但是大凡比较集权的国家(一般也就是比较强盛的国家)里,权力对经济的控制能力都是比较强的。例如管仲在齐国就垄断盐铁批发生意,建立国家粮库,用国家商业挤压私人商业,形成一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国营和私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秦国则干脆“尚农除末”,抑制商业。而那些富可敌国的大商人则主要出现在王权较弱的小国,如郑国的弦高,赵国的吕不韦,陶朱公范蠡也是到了宋国才真正发大财,能与国君“分庭抗礼”的。

西汉初年,虽然重农,却不抑商,基本上实行着放任自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流之物莫不通的局面。然而这带来了两大问题,一是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大地主手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二是这些经济精英不愿意承担社会义务,在国家急需财政支援时袖手旁观,《史记·平准书》记载他们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七国之乱时和与匈奴作战时,国家为出征向商人借债,长安的大商人除无盐氏外,均拒绝贷给。不仅如此,这些人还偷税漏税,国家税收进一步减少。维护公共安全需要巨大的开支,单凭农业经济的收入是难以支撑的,而过度征敛又会导致秦朝速亡之覆辙。掌握财富的私营工商业者成为与汉王朝争夺经济控制权,妨碍政权巩固和发展的主要威胁。于是,汉武帝对其采取了打压措施,实行盐铁官营,建立了一系列官营工商业机构。这样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以相当低的管理成本收上来。为了防止豪强势力的膨胀,避免商人祸害民生搞囤积居奇,又大力推行了均输平准之法。针对经济精英们的偷税漏税行为,汉武帝还实行了告缗制度,号召大家进行检举揭发,“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结果“中家以上大抵遇害” 武帝将没收的缗钱分配给各个部门。水衡、少府、太仆、大农等机构设置农官,加强农业建设。因此我们认为权力精英抑制经济精英有很大动因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等公共品需求,也就是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仅仅是吴思等学者所说的为了与民争利,满足自己的利益需求。

在那个财富生产能力非常底下的时期,“重农抑商”是非常富有远见和哲理的政策。它不仅能防止社会两极分化,保证国家有足够的财力维护提供必须的公共品;它还与农业生产的剩余非常有限这个具体的现实相匹配,它是一个符合具体国情的政策。如果立足于今天社会财富生产能力很高,剩余较多这个现实,去批判当时的“重农抑商”是很不负责任,很荒谬的。工商业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农业生产有足够的剩余的基础上。西汉时期,中国的农业生产能力非常低,非常肥沃的土地在丰收年景亩产小麦也只有140斤左右。这种情况下如果很多人放弃农业生产去从事工商业,去投机,必然会将全国的经济搞乱。

吴思认为欧洲的工商业之所以能够发展是由于没有中央集权,权力精英的汲取和伤害能力有限,不能为所欲为,给工商业的发展留下了空间。我认为这种分析只看到了表象而没有看到根本。从古希腊、罗马时期一直到中世纪,欧洲大陆工商业发达的地方一直只有很小的一隅,只是在地中海沿岸到尼德兰、英吉利海峡沿岸游移而已。当时这一小块地方实际上与欧洲其他地方,乃至北非、中东地区已形成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它们的工商业之所以能发展,根本上说依赖于它们与其他地方经济上存在着不等价交换,甚至是直接赤裸裸的掠夺。正是从更广大地区巧取豪夺来的资源滋养了它们工商业的发展。而这些又是建立在它们比其他地方拥有更强大的暴力资源的基础上的。今天的世界体系依然延续着这种逻辑。

反观中国,自身的剩余实在有限,而向周边掠夺更是不可能:向北是游牧民族,不被他们掠夺已经是谢天谢地了;向西是戈壁沙漠,就是穿越了戈壁沙漠还依然是游牧民族,向南是蛮夷之地,向东是太平洋。研究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各种经济、政治、社会制度,必须考虑到中国具体的地缘位置,这是一个硬约束。因此在当时的条件下必须固本,强调发展农业。而到了宋朝以后,随着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工商业发展的空间逐步增大,权力精英们的相关政策也就有所松动了。王安石就大体上采取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政策,对国家专营效益不好的行业,就将其改为民营以税之。清朝康熙初年继承明末工商改革措施,基本完成了国家对工商业由直接控制向官督商办、间接控制的转变至于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反对权力精英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的做法,提出的“工商皆本”的观点在当时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给它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而西汉的时候则行不通,因此司马迁放任自流的经济思想一直被冷落就不难理解了。

权力精英对知识精英的态度要温和许多。因为单纯拥有知识与拥有财富相比,对社会的直接影响力要小得多。穷酸秀才们在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面前总是表现出很大的依附性,他们对权力精英的威胁能力和对底层民众的伤害能力也是十分有限的。同时权力精英还需要知识精英充实进自己的队伍中来,让整个官僚体系得以吐故纳新;也需要他们为宣扬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即帕累托所谓的建构“政治公式”——出力,由此实现全社会系统的价值认同和思想统一。因此当时正统的社会地位序列一直是“士农工商”,于是“万班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权力精英的这套平衡手段是非常高明的。它让官僚和相对贫寒的知识精英获得了价值层面的尊严感,从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他们抵御金钱腐蚀的能力。而经济精英虽然拥有很实实在在的侵蚀能力,但是社会声望却不高。这种平衡机制减缓了社会精英膨胀和整体化的趋势,因此对防范社会两极分化是有意义的。

对社会精英的抑制,防止他们走极端,不仅有利于权力精英,尤其的顶端的帝王的安全,也有利于保护底层的大众。因此两千年帝国的历史中,权力精英经常的采取各种措施“抑制豪强”,尤其是对那些具有“土围子”特征的强宗豪族。正因为此,虽然中国的乡村一直被以乡绅为代表的地方社会精英所控制,但是底层的农民们基本上还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传统的中国农村大多时候展现的是一幅“醉里吴音相媚好”的田园牧歌式的山水画。也正因为此,中国的农民向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他们心中的救星不是上帝,而是皇帝和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王铭铭在探讨中国农村民间的纠纷解决机制时曾很敏锐的指出“除了自主的权威以外,民间观念中的权威可能还包括一种对于强制性制度的期待,农民也希望通过强大的国家力量来解决地方社区和家族裂变带来的纠纷”,[3]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虽然中国一直是权力主导的社会,但是在农业文明时代,帝国、权力精英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还是十分有限,与现代国家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老百姓们的切身感受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在民国之前,皇权一直不能下县,是因为国家的财政不足以支撑这么大的行政机器。于是在农村社会是乡绅治乡。由于权力精英的抑制,乡绅在社区内不似西欧的领主那样能为所欲为,皇帝虽然不在场,但皇权的影子却一直漂浮在乡村的上空。地方上的权力精英——各级官僚与乡绅之间保持着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相互利用的关系。乡绅们在实现对乡村的控制时常常需要借助官府的力量,双方相互勾结起来对付“刁民”;而当那些帝王的代理人们过度的敲诈、扰民时,乡绅们又常常站出来保护自己的领地,保护自己的乡亲。由此,底层的大众们就在这种制衡所产生的空隙中得以喘息。这正如张鸣所说的,“传统社会的乡政是一种特别强调平衡的政治,朝廷的甚至地方官的私利必须要得到保护,乡绅的地位及乡民的利益也得考虑,不断的调解,不断的妥协,最终使大家的面子都能保住” [4]

反观西欧中世纪时的封建庄园,底层的大众确实生活在苦难和窒息之中。他们不仅被过度的剥削,而且与领主还有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领主拥有司法权,甚至还拥有少女的初夜权。正是有了暗无天日的中世纪,欧洲大陆一代代的仁人志士才始终高扬自由的大旗。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自由的诉求远远不及欧洲,这不是皇权压制的结果,而是因为中国农民的的处境要大大好于欧洲的农奴。同样的道理,由于没有中央集权的皇帝来制约封建领主,欧洲的农奴无处伸冤。当没有皇帝保护自己时,他们除了自杀以外唯一的选择就是皈依宗教,只能让心中的上帝来麻醉自己了。所以中国人整体上没有宗教信仰,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是中国人不如西方人有价值关怀,而是由于古代社会的中国农民不象西欧的农奴那样的绝望——因为有皇帝,因为体制还给他们留下了一条狭窄而拥挤的向上爬的通道。当现实的处境不是那样的艰难,前面又尚存一丝改变命运的希望时,有必要把一切寄托于虚无飘渺的来世和彼岸吗?

在权力精英对地方社会精英大力抑制和自然经济的背景下,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的人生依附关系与经济层面的强制关系并不突出。血缘关系和地缘(邻里)关系于是就相对凸显出来,人们就强调“伦理本位”了。因此老田指出,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人际关系上伦理和血缘关系比较突出,应该不是一个原生态的设计,而是一个“水落石出”式的派生性后果[5]。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能真正理解为什么中国是个“伦理本位”的国家。“伦理本位”是被这种大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而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血缘关系突出是“伦理本位”的儒家思想人为设计的结果,是一种典型的倒果为因的分析。

当权力精英和社会精英之间能保持这种制衡与合作的关系,又有比较充足的社会的财富可供社会成员分配时,古代中国的社会系统大体上就能保持相对的均衡,社会就比较稳定。然而这个均衡的维持需要诸多的前提条件,因此它是比较脆弱的,时常被打破。这样我们便看到了王朝的周期更迭和治乱循环。

这种均衡的保持首先对顶端的权力精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他们自己勤政、廉正。一般说来每个王朝初期的帝王都还能做到,因为他们知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但是到了中后期就日益退化了。开国的帝王都是乱世中冲杀出来的英雄,是在全社会范围内竞争的胜利者;而他的继承者则只是他诸多儿子中相对出色的一个。那些败家子不仅没有对创业艰辛的切身体验,荒淫无度,骄奢淫逸;而且守业的能力也实在有限,对各级代理人和社会精英的驾御和制约能力严重不足。结果社会的顶端和中间层,也就是所有的精英都无节制的扩张私欲,对底层的大众过度侵害,竭泽而渔。

同时这种均衡又是建立在社会资源与财富的相对充足的基础上的。在王朝初期,前期的战乱使得人口大大减少,人地资源矛盾不突出。而社会稳定一段时间后,人口迅速膨胀;加之权力精英对社会精英的抑制能力下降,土地兼并严重,大量的农民便破产,甚至无立锥之地了。当遇到大的自然灾害,全社会的财富严重稀缺时,各群体之间的矛盾就进一步激化。这种矛盾激化到了没有回旋的空间时,大规模的造反就发生了。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的农民起义实际上都是由下层的社会精英领导的,因为在资源极度稀缺时,他们与更为强势的权力精英的利益边界在步步后退,当连他们的生存也受到了威胁时,势必就要揭竿而起了。现在学术界不少人都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并不是土地兼并导致的,而是权力精英过度抽取社会资源的结果,是官逼民反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官逼民反实际上是农民造反的直接原因;但是之前严重的土地兼并则为造反提供了社会基础,土地兼并的过程就是在给社会铺干柴的过程。

因此综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是权力精英主导社会的历史。而要想保持社会的稳定,精英群体的利益就不能恶性膨胀;这就要求上层的权力精英“去人欲,存天理”,并对中下层的权力精英和社会精英保持必要的抑制。否则发展到极端必然是刺刀见红和社会大灾变,整个精英群体也随之一起崩溃。

 

 

当代中国社会的精英整体化趋势

 

 

新中国建立后,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整个社会依然由权力主导。与过去所不同的,原来帝王是家天下,江山是归自己所有,并能世袭给子孙后代的;而现在,即便是最顶端的权力精英也不过是在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一句话,顶端的权力精英由原先的所有人、委托人变成了现在的代理人;现在所有的权力精英集团都是代理人了。

这一变化对顶端权力精英的人格和操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新中国的权力核心们都是有着远大的革命理想和情操的伟大革命家,他们虽然拥有强大的权力,但是却一直想着广大人民大众的利益,没有将公器异化为谋私的工具。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后,中国已经基本消灭了经济精英,因此革命领袖们对中间层精英的抑制主要是针对中、下层的权力精英和部分知识精英。

为了防止新兴的官僚集团过于追求较高的代理人收益和较低的管理成本,毛泽东曾告戒要警惕政权由红变白,由白变黑,否则他们就会吸人民群众的血。但是后来毛泽东感觉自己的教育和告戒都不能阻止官僚集团走向堕落,便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试图通过“大民主”的手段,即他这个最顶端的权力精英和底层的人民群众联合起来抑制官僚集团和知识精英(当时被称之为“反动学术权威”)。或许毛泽东对“敌情”估计过高了,拿现在的眼光,当时的官僚集团整体上还是十分廉洁的,毛如此的判断他们,很多人确实感到委屈。但是毛看到了一丝腐败的苗头,就力图将其扼杀在襁褓之中。

在毛的设计里,当底层的大众“踢开党委闹革命”,原先的官僚集团被打倒后,势必会产生新的权力精英,为了防止他们再腐化变质,这种“大民主”必须加以制度化,也就是“七、八年来一次”,以此起纠偏和震慑作用。毛泽东的计划失败了。他可能过高的估计了自己权威的作用。和古代社会的帝王一样,虽然他当时也具有无限的权威,几乎没有人敢公然对抗他,但是当他的权威经过多个层级到达基层时,早已被过滤、筛选和减振。在基层“抗着红旗反红旗”的现象比比皆是,反对官僚腐败的动因在许多地方实际上成了固有的派系之间权力争斗的契机。毛泽东也算错了人数上绝对占优的一盘散沙的大众与数量虽少但高度组织化,并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官僚集团的力量对比;“造反派”在与“保皇派”的斗争中很快就落败。

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近三十年,顶端的权力精英也还是人民群众的代理人,他们也都依然有着无可争议的人格和操守,这是这个民族的幸事。目前中国仍然是一个权力主导的社会。权力在决定社会资源分配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改革后出现的被称为“暴富群体”的经济精英基本上都是依附于权力而迅速发展膨胀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些暴富的经济精英只不过是那些侵吞国有资产的官员的操盘手。因为用潘维的话说,计划经济时代通过高积累政策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是“藏在红色公章里” [6]的。当前的经济精英很多就是直接从原先的权力精英中循环与再生出来的。但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与原来相比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社会迅速产生了庞大的经济精英群体。权力精英对待经济精英的态度与过去的几千年相比发生了逆转。中国社会传统的那套平衡机制不复存在了,现在经济精英已经成为社会地位、政治地位非常高的群体。这是社会结构、社会价值发生巨变的重要原因。当年资本主义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中曾强调要“节制资本”,十分高明。进入近代工业社会以来,资本以无所不催的力量横扫全球,以至于马克思从此现象出发,将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生产关系作为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资本能为善,但也能为恶,对此若不加以警惕,对社会将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二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知识精英成为既的利益群体,迅速壮大。知识精英对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的依附性依然存在。与古代社会相比,他们对经济精英的依附性更强,不少知识精英已经成为经济精英利益的代言人。这也是经济精英地位上升的表现之一。传统知识精英身上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大大削弱,以至社会对知识精英出现了信任危机。

三是最根本的变化,那就是相当多数的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呈现出明显的整体化倾向。总体上说,精英群体已经初步完成了整合,其典型的表象就是在某一领域居于强势地位后,立刻能获得其他领域的资源。进入21世纪时,中共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力求扩大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但是实际上不少地方在操作过程中展现出来的是吸纳私营企业主入党,给人的感觉是仅仅扩大在精英群体中的执政基础。以至有人称此为完成精英整合的标志:"三个代表"就是精英联盟的政治宣言。它的提出标志着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联盟正在走向制度化[7]。从某种意义上说,精英整合后能在一定时期内维持社会的整体稳定;但是它又能促使精英群体更加肆无忌惮的侵占底层大众的利益,严重影响到社会公正,从而又为社会的长期稳定和谐带来很多隐患。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应该是对这个问题反思的结果。

四是目前不少精英出现了走极端的倾向,过于短期行为,拿“社会主义当自己的下酒菜”。 精英走极端历史上经常出现。但是在古代社会,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一些贪婪的祸国殃民者是很容易被清算的。嘉庆年间,不可一世的和绅就被满门操斩。但是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中国,不少人能将非法所得通过各种手段转移到国外。因此不少精英与古代社会相比,对“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敬畏并不是特别强,也便更加胆大妄为。

五是精英与大众之间存在着比较尖锐的对立关系。财富不丰富背景下的不公正促使了这种对立的加剧。整个社会体系越来越缺乏弹性,民众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且很容易被煽动。2004年秋发生的重庆万州事件和2005年春发生的安徽池州事件都是无足轻重的琐事而引发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因此有学者称中国已进入了高风险社会。

在精英群体不节制自己欲望的情况下,当社会资源财富稀缺时非常容易引发社会大动荡。今天中国社会的资源与财富状况又如何呢?虽然这些年中国的GDP一直保持着高增长率,但是中国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已经越来越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末端,因此中国产业的利润率在不断下滑。以出口加工业为主导的工业消耗了中国大量的资源和能源,使得中国的资源硬约束越发突出,环境日益恶化。中国的人口将长时间处于高位。人、地、资源矛盾将是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悬在中华民族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结语

 

当前脆性的社会结构——精英的整体化及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对立, 尖锐的人、地、资源矛盾以及不利的国际环境和久拖不决的台海关系,使得中华民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主导着社会格局的权力精英的执政能力正经受着考验。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权力精英主导社会的局面不会,也不能改变。一个弱势的国家,对于资本,尤其是新殖民主义背景下的国际资本,只有权力才有能力起到抑制和制衡作用。

当前中国人民的权力由中国共产党代理执行。中国共产党是有着领导中华民族独立崛起的经历的政党,;是一个有着半个多世纪执政经验的老党,是一个有着七千万党员的大党。她在中国有着不可撼动和不可替代的地位。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引领中华民族迎接前所未有的挑战,实现民族的振兴。而要实现这一伟业,中国共产党必须定位、协调好社会各精英群体与大众之间的利益关系;必须真正保证自己的先进性,加强自己的执政能力。这是全民族面临的时代课题。



[1]吴思:“中国:帝国及其变体的命运”,http://www.revu2005.com/bbs/simple/index.php?t14559.html2006912日。

[2]同上。

[3]王铭铭:“《权力与公正》序言”,《权力与公正》,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p8

[4]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

[5]老田:“不能以五阶段论去理解和看待中华民族的历史” http://bbs.ynet.com/index.php2006912

[6]潘维:“计划经济创造的财富藏在红色公章里”,《建设法治中国》(未刊论文集)。

[7]康晓光:“未来35年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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