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2011年秋季研修班课程总结
赵大千（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2008级博士研究生）
深秋的北京，我带着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的困惑来到黄老师主持的“法律、社会与经济：历史与理论”研修班。9个星期，战斗般的日子。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冲击、对立、比较、选择……这是一次酣畅淋漓的思维训练。课前报告、课上讨论、课后反思，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被调动起来，痛苦并由衷的快乐着。2个多月的记忆清晰而踏实，在此借着这篇小小的课程总结，记录下那些点滴的变化。
不是方法，而是思维
说实话，知道黄宗智老师，接触老师的著作要远远早于参加研修班。黄老师深刻的指出中国学者在“理论”与“经验”上的相互隔离的状况，倡导二者的连接，从最基本的经验事实中提炼最深刻的理论概念，并用这些概念与那些源自西方的主流理论对话。审慎对待那些脱离经验证据的“空泛”的理论。还记得最初读到黄老师这些清晰而有力的表述时的兴奋，它刚好击中了我在学术研究中的迷茫之处。
我以为自己的问题是对于经验研究缺乏方法上的系统训练。我的学术入门开始于西方法学理论的研习，没有受过系统的实证研究训练，方法上的缺失导致我在面对经验材料是捉襟见肘。在参加课程之前，我将自己的课程目标定位为学习如何做深入的经验研究，侧重关注老师对经验证据的具体操作，学习可以借鉴的方法。研修班的课程以黄宗智老师的“法律三部曲”和“农村三部曲”为开端。能和作者本人对话，由作者亲自判断我的阅读是否精确，仔细讲述自己的研究过程，对任何一个学生来说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课程之始，我的“美梦”就破碎了。研修班的头号“反面教材”——这样的身份贯穿始终。从第一堂课开始，老师就不断的警醒我反思自己既有的思维方式：中国社会科学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如何产生原创性的理论？既有的理论是否裁剪、束缚了我的视角？我既有的思维方式是否造成某些自己不意识的盲点？
理论批判的来源有两种：一种是理论之间的对立。这种思维方式从研习本领域的不同理论出发，通过研习阅读经典著作把握各自的基本观点，在不同理论的交锋之处发现最根本的问题，从而批判某种理论。这种理论讨论的是根本的问题，还是细枝末节的问题。理论内部是逻辑自洽，还是自相矛盾。相关理论对它的质疑、批判是否有说服力。这是一种“理论——理论”的思维方式，对现实经验的关切在就理论而理论的过程中被架空了。我长期以来的思维方式正是如此，这种思维方式造成了我在理论关联经验过程中的无力。
“历史感”与“真实感”
跟朋友谈起研修班的心路历程时，大家都很疑惑：为什么一个“反面教材”high到不行，乐在其中。我认为，越是巨大的思维差异，越能体会到不同，越能触及问题的实质。真正的痛苦在于迷茫和徘徊，与“赤裸裸的真相”相伴，自我挑战，是何等快意之事啊～～
感谢黄老师对我的耐心、宽容和敦促。我的固执和愚笨会不会有时让您很抓狂呢：）感谢您如此认真的阅读我的读书报告，结合我的特点给出建议，并忍受我每周五凌晨发出的邮件炸弹。感谢您一边叹着气说：唉~~这个学生“病入膏肓”了，一边鼓励我转换视角和思维方式。
您说我需要关注理论批判的另一个途径：事实与理论的对立。从“理论——理论”的思维方式侧重对理论本身逻辑一致性的追问，取代了更为重要的问题，即理论对现实经验的解释力的追问。经验事实是理论批判最根本的来源。比如我们研习一种理论，追问的问题是这种理论由那些经验证据支撑？这种理论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经验现实并非如理论展现的那样逻辑一致，而是一个矛盾体。正是这种矛盾往往使得事物保持长期的稳定性。理论在追求自身逻辑自洽的同时往往切割掉了经验事实中的差异和矛盾之处。
更为重要的是，“质疑理论”并不是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黄宗智老师多次强调，真实感是学术研究的首要条件。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中国社会处于巨大的转型之中，大量独特的经验事实不断冲击着既有的理论，几乎所有重要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释，新的思想孕育其中。找寻自己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充分收集和占有第一手的经验证据。从中发现问题、提炼概念。研究的问题是否是当下中国实践真正存在的问题？材料本身是否可靠？对材料的分析是否有说服力？这些都需要来源于经验，都需要不断运用和磨练自己的真实感，提醒自己避免简单的经验堆积，要有明显的问题意识。
在我看来，真实感的根本目的是勾勒出与我问题相关的基本经验现实到底是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同时运用历史感。研究的问题需要历史化，从历史本身发现问题和解释问题，比如说：这个问题从哪里来？经历的怎样的演变？如何形成现在的模样？历史并不单单作为研究的背景存在，它与研究的问题紧密关联，与当下的实践经验紧密相关。同时，开阔的历史视野有助于减少由于意识形态、理论立场所带来的思维上的局限性。
“经验——理论——经验”的批判性研究才是黄老师一直倡导的思维方式。为自己所关心的社会问题收集经验证据，从经验证据中提炼概念和理论，将自己的概念和理论放到实践中检验。随着课程的推进，我对黄宗智老师“连接经验与理论”理念的认识也随之加深。但做到真正的理解，做到思维方式的转变，一切才刚刚开始。“梦醒”了。现实中的行走缓慢而坚实。
启程
我们这个多元化的研修班横跨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特别艳羡农发院A同学从经验证据中发现问题的能力、金融学B同学娴熟的计量研究、社会学C同学充分的田野考察、法制史D同学踏实的史料把握、政治学E同学严谨细致的笔记梳理……还有咱们“外地四人帮”，每周五的午餐讨论都使我受益匪浅。没有红叶的“香山红叶节”因为和你们在一起也格外灿烂呢～～虽然，大家来自不同专业，年龄、理论基础也颇为不同，但整个研修班有着共同的底色，就是对研究认真严谨的态度和对中国现实问题真切的关怀。
庆幸自己“反面教材”这个身份，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冲击迫使我跳出既有框架的束缚，尝试站在第三者的角度审视自己，以同学为师。在课程之初，我侧重讨教大家在经验研究上的方法、操作。认识到自己问题的真正所在以后，我开始注意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面对同样的著作，接受系统实证研究训练的同学他们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有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呢？我们提问方式的不同是否是因为他们从经验出发，而我是从理论出发呢？怎么从经验证据中发现、提出问题呢？
感受最深切的要数研修班最后的那堂报告讨论。我的报告是关于国企改革中工龄买断问题的研究。在讨论的时候，黄老师指出我所谓的经验研究还是停留在固有的“理论——理论”的思维方式上。用过多的“包装”架空了经验实际。我将国企改革前的工资关系概括为“身份机制”，改革后的概括为“合同机制”，然后就改革过程中两种机制的作用、冲突、问题展开讨论。我的问题是僵化的理解了黄老师的从经验中抽象概念，用概念对概念的讨论取代了经验证据。实际上，基本事实本身即是重要的概念。比如法律三部曲指出“中国法律表达与实践背离”。黄老师说某种程度上这并非一条理论，而是从大量诉讼档案中提炼出的中国法律的基本事实。之所以被大家广为接受和不断讨论推进，恰恰是因为它符合历史感和真实感，对中国当下的法律实践有解释力。再比如恰亚诺夫的“农民农场”的概念。恰亚诺夫通过大量可靠的经验研究总结出农民农场即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有力的挑战了“资本主义农场”概念，对非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农村的经验现实都是有解释力的。“经验——理论——经验”的出发点是探寻真实的问题和基本事实，用事实反思理论，解释问题；而非简单化的、盲目的抽象出概念。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在我的头脑中掀起一场风暴。那么就让暴风雨来得能猛烈一点儿吧！
我很庆幸自己在求学生涯的最后阶段能够来到研修班，它使我有机会看清未来的路，使得我在北京的金秋有了别样的收获。感谢黄老师对我的接纳。研修班虽然结束了，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很高兴在学术的道路上与大家相遇，今后也一起携手走下去吧！祝福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