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人生：生活方式与社会使命的双重选择
——《社会、经济与法律：历史与理论》研修班感悟
石亚兵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一、课程申请
记得，一年前那两个短暂的镜头。一是，卢梭的《论科学与艺术》中，看到第戎学院征文的卢梭痛哭流涕。在当时，我很难理解卢梭的行为。因为对于卢梭来说，那次征文唤醒了他那被压抑的感情，而我却是生活在这个表面上看似思想自由却对自己的方向一无所知的时代，这也就自然能理解我不能理解卢梭。二是，在网上查找读书方法。当我看到黄老师总结时，猛然想到导师曾经提到过黄老师在农村社会史领域的杰出贡献，而我却一无所知。或许这就是无知者无畏。这两个看似无关的两个生命镜头，如果没有后来的课程申请，或许将会永远被埋藏在凌乱记忆中。
七月初的那天晚上，我习惯性地打开中国人民大学农发院的网站。当我正在漫无目的地点击鼠标时，我的生命轨迹却意外地改变了，因为我看到了研修班的招生简章。当时那种既痛苦又喜悦的心情一直难以忘却。想象到人大聆听黄老师的指导就能情不自禁地露出微笑。痛苦在于自己的不自信，二本本科毕业，现在又是读教育学，自认为读的书也算不少，但是黄老师能录取我吗？一段时间的挣扎让我好生痛苦。
七月十六号递交完申请后，自己长吁了声，结束了！
八月二号晚上，打开邮箱，看到黄老师的课程录用通知。我终于体会到卢梭当时的激动，那种心情胜过我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书的激动。而后，随之而来的却是另外的紧张。我在问我自己，我怎样才能不辜负黄老师的信任？或许是我的顾虑太多，因为任何事情只要努力，定会有结果的。
二、课程学习
十月，带着忐忑的心情和对课程的期待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到北京后，在黄老师的关心和几个同学的帮助下，安顿也算顺利。接着也就自然进入紧张的课程学习中。现在回想起来，参加黄老师的课程让我收获到不仅仅是知识的获得，而且让我对学术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
首先，阅读习惯与方法。习惯的养成体现的是规训的艺术，就像在工厂工作的工人，变成一个没有思想的工作机器对他们来说反而是自由。这就是习惯的力量，让人丧失了反思能力。对我来说，如果不是参加黄老师的研修班，有些阅读习惯与方法问题将会像儿时的梦魇，永远纠缠着我。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第一，在阅读方面，黄老师非常强调做笔记的重要性，尤其是需要精确地掌握一本书，这对我这种从来不做笔记的人来说是一种挑战。因为从大一到现在，自认为也阅读了不少著作，但做笔记的情况却几乎没有。这点直接导致经验材料积累的贫乏。这也是习惯的力量导致我一直没有对这种错位方式进行反思。就在黄老师对我阅读习惯的重新建构的过程中，我慢慢学会了反思，学会了做笔记。黄老师对学生的笔记要求非常严格，每周都会花大量的时间让我们对作者的中心论点和论证过程进行总结。而我在这过程中，也体会到了这种严格给我带来的好处。第一次课程黄老师让我对作者的中心论点进行总结，我没有说清楚；第二次课程黄老师对我的读书笔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我再次震撼，这让我不得不去反思自己的阅读与写作；而第三次课程黄老师对我鼓励除了让我感到先生的宽容的胸怀之外还促使了我进一步的反思怎样才算读懂一本书，怎样才能让这本书对自己有用。这就是黄老师在课堂上常说的“实用主义”——对将来的教学和研究有用。第二，在阅读的过程中，要关注作者的理论对手，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精确阅读一本书所要关注的。很清楚的记得在《改造传统农业》的课堂上，黄老师对舒尔茨的评价让我大出意料，因为在我阅读的过程中，不仅惊叹舒尔茨的严密的逻辑，更对他的人力资本的提出敬佩不已，可能因为我教育学出身的缘故。但黄老师在解说这本书时说到，一本书层次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理论对手，舒尔茨在理论对手的选择方面并没有显示出其高超所在。
其次，对待理论的态度。近代中国以来，大量的西方理论被引进到中国。这不仅仅拓展了我们的视野，更是对我们的思考方式进行了改变。尤其是最近几年国内教育学界出现了惟理论和思辨的趋势。这同样对我产生了影响，不管是在思考问题还是在写作的时候都是从理论到实践。来到北京，第一次课程黄老师就强调我们要小心对待理论。任何研究，都应该是以问题为中心，从实践出发提炼概念再回到实践中。任何理论都是想成为“万能的上帝”，这或许也就是理论的魔力所在，任何人都能从某种理论中得到启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根据研究问题和实践中的材料来提炼概念或者改造理论，出发点在于实践而不是理论。但是要真正做到这点却不容易，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从杂乱的碎片化的经验中提炼概念，并根据已有的理论发展中层概念。这都取决于一种对于现实问题的敏感，这种敏感一方面取决于天赋所得，另外就是平时的训练。这或许能用米尔斯先生一直强调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来形容。另外，贯穿在课程中的另一学术思想是，中国现实中的悖论现象。不管是在黄老师的《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中还是在我熟悉的教育学领域，都能清晰这种悖论的存在。发现并超越悖论的武器在我看来，就像黄老师说的，必须要走进中国的实践历史中。这种走近不仅仅是发现悖论现象的存在，还在于发现现实中实践中可资借鉴的创新（这点是后来黄老师在和我的通信中所提）。
从第一次课程到现在，我都一直坚信黄老师带领我们所走的路是正确的。不管是对年轻人的学术训练、学术告诫还是对中国社会科学领域所走道路的指出都符合中国的现实。黄老师一直说，要想改变中国学术界的现状，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地努力。这对于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生活的选择，或许更是一种社会责任的延续。
二、北京生活
来到北京，除了很有幸聆听黄老师的指导外，还认识一群有志于学的青年学子。他们的行动很值得我学习。尤其是外地的刘诗古、李琴、赵大千，我们甚至自诩为“四人帮”。或许这就是归属感吧。人都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在北京他们就是我的归属。
借助黄老师的课程总结，我需要感谢诗古兄、徐进老师，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很难想象我在北京的生活：不能进图书馆，一个人的孤独。记得有一次和诗古开玩笑说：“我们俩真是相依为命！”当然这有点夸张，但是在北京的一个多月中，我和他的确每天在一起学习、生活。对于李琴和大千的学习进取精神，我甚是佩服。博士毕业在即，为了聆听黄老师的教导抽时间来北京学习。到北京，有一点是遗憾的，那就是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完整地结束课程，希望黄老师和同学原谅。
当然，以上简短的文字并没有完全表达出我对黄老师、对研修班同学的谢意。在北京的以前我会让他融入我的学术生命中。因为通过和大家的短暂生活，我了解到，选择学术生活，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更是社会责任的选择。在黄老师和同学们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学者应该有的社会责任感。北京之旅的结束，也是我新的学术生活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