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社会与经济：历史与理论》课程总结

曾天云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2010级硕士生）

在以前多次参与课题调研的过程中，我愈发困惑于没有清晰的理论框架来分析问题，并质疑自己面对具体事实的价值判断。获知黄老师坚持“从经验证据到理论概念再到经验、实践”的研究方法后，我对这门课程非常期待。很幸运可以在研一的第一学期聆听黄老师的教导，以及与众多优秀的同学交流。细细梳理十三周里的所学所感，印象最深的是三个关键词。

关键词之一：连接事实与理论

黄老师提醒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注意经验证据与理论的结合，更反复强调了对理论使用的慎重，一旦脱离于经验证据，理论只是一种修辞。

在阅读恰亚诺夫的《农民经济组织》一书时，我对如何从经验证据中提炼理论概念有了初步理解。首先，基础事实是构建理论的基础。恰亚诺夫以非常翔实的数据，论证了基于家庭人口周期变化的劳动-消费均衡，是影响家庭农场经营规模的主要因素，形成支撑全书理论构建的重要基础。其次，基础事实是评价理论的依据。一般西方经济学认为，个体理性和利润最大化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出发点，但是恰亚诺夫认为，农民的劳动力投入、资本积累的再生产以及其他要素的配置，都取决于家庭消费需求满足程度和劳动辛苦程度的均衡，并且为满足此均衡不惜以单位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作为代价。

但是，如何恰当搜集经验证据，却是需要学习的。课上，我曾经请教黄老师，“我认同于事实是评价理论的依据，但是，什么是评价事实的依据呢？”黄老师的回答是，“其实许多理论家只是为了分析逻辑的自洽而用理论演绎理论；而我们用事实评价理论时，应该有对事实的真实感的自信”。由此我明白了这份对真实感的自信，是需要个人在经验的磨砺中，反复与理论对话才能增强的。

关键词之二：谨慎话语的力量

以前我纯粹地认为，理论间的分歧只是不同学者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的观察而已，但是在这一门课的学习中，对理论背后所隐含的政治和文化霸权的力量感受越来越深。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强调“东方学”不是一种纯粹存在，而是人为建构的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知识和权力结合下的话语机制，这种话语机制是基于东西方之间的历史强弱力量关系下的文化霸权。当时我简单地认为，只要有意识地认识西方理论潜在的话语霸权，就能坚持本土研究的独立性。

但是在后来看《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时，汪晖对中国采用专业性的分工和知识分类谱系的制度化教育体制，以及进入市场经济体系等的历史分析，改变了我此前较为乐观的想法。接受西方的建制模式，是国家在客观上为进入世界的体系，提升国际竞争力而采取的手段，这似乎是无可厚非的。那么，承认东西方间的强弱关系，承认话语的霸权力量，又如何构建研究的独立性呢？不能通过证明我们不是像西方描述的那样来进行反驳，也不能通过说明我们其实也和西方一样来归化于西方，那么是否可以只回归事实呢？把理论中的政治文化强权去除，保留与体制和流派无关的、只与客观经验相关的事实呢？

关键词之三：打破二元对立

黄老师在每本书的讨论中，都有意识地让我们认识书中的左右对手，我觉得是一种打破二元对立的引导。将传统相对立的经典理论作为借鉴和批判的依据，将分析包含在以往学者没有考虑到的情况当中，是黄老师的研究最具特色之处。

在课上讨论重庆经验时，黄老师分析了“民营企业+地方政府行为+非正规经济的结合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同时也是其社会和环境危机的根本来源”，而重庆从简单的GDP增长改向注重民生的社会发展，是与以往主流经济学认为的市场和计划、经济和政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不同的。这激发了我对重庆经验的思考：重庆为何能区别于其他地方政府，其发展民生工程的动力和支撑条件何在？掌控着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三大要素资源的支配权的地方政府，在民生经济建设的表达和实践上能否一致？

十三周的学习里，因为自身理论基础的欠缺，我在阅读很多书，特别是经济学之外相对陌生的法学和社会学相关的书时，都尚未能仔细领会其中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框架。但是我的收获在于，第一，在黄老师的指导以及各位同学的讨论中，对经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种理论流派的基本出发点有了初步的了解，为以后进一步学习和理解理论背后的实质内容打下了基础；第二，如黄老师所言，“学科是个愚蠢的概念”，其实理论背后的话语机制在不同学科间有相似之处；第三，认识到学术研究应该“依赖历史视野并扎根于经验证据，但又要具有理论关怀与含义”，由此，应该相信并不断锻炼自己在实地观察中对理论带有历史纵向比较和现实横向比较的真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