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以前的律文中，妇女没有进入法律的视线，没有对妇女告状作出相应的规定。自元代以来，一直到明代，律文都规定妇女告状须有抱告，但在清代的律文中，妇女告状须有抱告的规定在律文中消失，直至清末又才出现。在清代，虽律文无规定，但在具体的诉讼中此规定却是一直在执行。之所以限制妇女告状，主要是传统社会的妇女观使然，其次是防止女性本人或他人利用女性在诉讼方面的优势参与诉讼。通过选取《南部档案》自嘉庆九年至宣统三年的406件妇女参与诉讼的案件，从年龄、抱呈与妇女的关系、以子为抱、夫在告状，及妇女与抱告在呈状、差唤、参与堂审等方面的考察，说明了妇女与抱告在司法诉讼中呈现出复杂的面相，律例规定、官方认识与实际运作之间多有落差。通过对妇女诉讼与抱告制度的研究，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事实。清廷总体上是限制妇女参加诉讼的，但恐妇女有冤无处可诉，而始有抱告制度之推行，但妇女或他人竟利用妇女的诉讼优势反其道而行之，“恃妇逞刁”、“支妇兴讼”、“窃名捏禀”之事经常出现，并将诬告之风愈演愈烈——这是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造成如此结局，制度上的疏漏、执行者的不力、民风不正乃是重要的原因。而这三种因素又相互作用，形成了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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