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以其独有的、自在的方式悠然地运转，生活中充满着司空见惯与习以为常。身处其中的人们并没有感受到生活的特别之处，显然"这就是生活。"然后，生活却远不像想像得那么简单与平淡，在它的深处，有许许多多不为人知的运转机制。幸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解读生活文本中来，而遗憾的是在这些人试图解释实际生活时，却常常将自身高傲地凌驾于实践生活之上，对生活所进行的霸权式陈述无疑抓不到其真髓。在这种情况下布迪厄对理性理智主义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自己对实践（或对理论）的认识态度--尊重实践的逻辑。
实践的逻辑是无视逻辑的逻辑，它不求逻辑本身的自洽与绝对，但这种自相矛盾的逻辑却是任何实践的逻辑。①在实践逻辑的思维下，布迪厄打出了自己的三大概念：习性、场域与资本。习性与场域的概念相对容易理解，而资本这一概念却承载了太丰富的信息，对社会运行机制具有相当强的解释力，其中的象征资本就是一把分析的利器。这一概念通过将象征引入到思考范围之内，因而拓宽了原有的经典的物质化的思维方式。
但是，布迪厄虽在实践逻辑思维下提出了象征资本这一相当锐利的概念，但他对这一概念的界定与运用却似乎并不够完善，尤其是在以实践的逻辑来分析这一概念本身时。象征资本并不是无生命的概念，它同时有自身的实践的逻辑，在日常生活中它有着无穷的丰富性，而不仅仅限于布迪厄所指出的一些功用。下面就对象征资本的内涵及其实践逻辑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一、象征资本的隐蔽性与转换性
"所谓象征资本，就是被人们承认和接受了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资本。"同时，它还是"一个'话语暴力系统'，它总是要将客观的制度、权力关系、社会结构再现成合法性、合理性的社会理想秩序。"② 象征资本的获取得益于象征体系的存在，象征体系具备认知、交流和社会区分等相关功能。象征系统首先是"建构中的结构"，譬如宗教、艺术、语言、阶级、性别等意义体系和区分模式，给予社会世界以意义和秩序。同时，它也是"被建构的结构"，象征符号作为交流和认知的结构被内嵌入行动者身体，成为内在的感知体系。因内化于习性与场域的象征体系，象征资本便具有了合法化的效果，它就像对社会成员施加了魔法一般，使他们形成共同的"信仰"，即认同自身在等级社会中所属的差异性身份，是天然合理的，与此同时，就生产与再生产了社会结构。
象征资本在获取了天然合理的外衣后，便可以顺理成章的与其它几种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相互转化，即在特定的场域中依据一定的转换率摇身一变而成另一种资本。而且这是一种相对隐蔽的转换。布迪厄在此对学校和教育制度进行了深刻的解析，指出没有任何制度比学校和教育制度更有利于支持和掩饰优越者争夺、传承资本与特权，学位就是制度化了的象征资本。从对象征资本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其社会炼金术的意味，它使特定的人群长久地占有特权（因而也就剥夺了其他人的平等权力），并被理解为合理的存在。而布迪厄在对象征资本的剖析中，剥离了它华丽的外衣，使它的不公正性显现于人前，从而也就直指了那些利用象征资本迷惑群众、并从中渔利的人。
不过，也有人对象征资本的转换性提出了某种疑问，即象征资本与其它资本的转换之间存在障碍。Aihua Ong在对美国的香港移民的观察中发现，这些移民一般都相当富有，但在东道社会中仍处于低下的地位，很难进入真正的上层。"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钱不能购买一切，而在于象征资本的积累只能到此为止，很难使其威望和荣耀转变成社会资本，以增进制度化的关系，如共同的理解和承认。"③不过这是涉及各资本在不同场域中的转换率问题，因而能构成对象征资本的真正挑战。
二、象征资本的层级性
布迪厄对象征资本的区分是依据其经济资本（或物质资本）的占有量，经济资本占有量大，那么相应的其象征资本就大一些，反之亦然。如果按这样的理解，象征资本便成了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在不同的场域之中，许许多多的人都拥有自身特色的象征资本，如一个村庄的村长与一位中央领导他们都有自身的象征资本。但在各自的象征资本间，却存在、也必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而影响了个人对资源的获取能力。可以想见，村长在本村中有着较普通村民更多的象征资本，但这种象征资本如果与这位领导的象征资本相比，二者就会形成鲜明的对比与差距。
在布迪厄的笔下，象征资本更像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一个象征的连续体。但从上面的例子就可以看出，在这一相对的象征连续体中，却存在着绝对的区分。可以设想此领导莅临这个村庄，对于领导而言，他感受不到村长的象征资本，领导不会"买村长的帐"，但村长却会竭尽全力效劳于这位领导。这从高干子弟如鱼得水的社会生活就可见一斑，某位核心人物的象征资本具有跨场域的阴蔽性。
同样是象征资本或是占有象征资本的人，但在两者相遇之时，就有一方的象征资本被削减、抑或隐匿。这说明了，象征资本不再只是一个相对的连续体，而存在着显明的层级性，这种层级性体现在象征资本的跨场域作用上。在对其进行分析和理解的过程中，一定要以整个社会性的场域为背景进行思考，这样才不会限制象征资本的延展性，而如果只在特定的单一场域里分析，就忽视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往复于不同场域这一基本事实。
三、象征资本的载体
在布迪厄的运用中象征资本的载体仅是人，是人因为具有经济资本、社会声望、名誉等而获得了象征资本。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象征资本却并不必然依附于人身，它完全可以先赋予给物，然后再通过人与物的联系而回到人本身。
例如，在张小军对象征地权的研究中，指出"象征地权是一种认同范畴的地权，是被人们认知并赋予意义的象征资本。"象征地权突破了以往只把土地产权理解为一种实物产权、仅仅把土地视为经济资本的分析框架。这里的土地被象征资本化，而在资本化过程中，国家是最大的象征地权所有者，它"可以通过政策规定和法律的形式，形成象征地权对实物地权的合法化侵占"。④
除实体事物之外，一些抽象的事物同样也可以被象征化，也许在这个由象征联结的世界中，几乎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被象征化，而形成象征资本。我们常用的一些概念就经常以象征化的面孔浮现于我们的头脑之中。例如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阶级、革命等词汇，无不联系着自身的象征意涵，有着时候这些意义是以积极的一面呈现，有些却以消极的一面呈现。在我们对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这一对概念的理解中，就倾向于将东方文明理解为古老的、静止的、保守的，而西方却是现代的、创新的、充满活力的。在中国现代化的语境中，东方文明对应着前现代，而西方文明对应着西方发达社会，在两者的对比中便使东方文明相形见绌，因而西方就成了我们努力看齐的对象。可以说，世界就是在多种象征资本的暴力运用中才越来越单向度的。再如，计划经济被等同于僵化、低效率、贫穷等一系列图景；革命就更意味着暴力、流血、极端等。然而，这些词汇曾经却是与崇高和神圣相连，如今的此种变换该怎要理解呢？这就与象征资本的具体运用密切联系了。
与象征资本所依附载体多元化相对应的就是资本控制力量的多元性与隐蔽性。象征资本作为一种资本的存在方式一定有具体的操控者，但是，由于象征资本不仅可以是为个人所有，同时也可以为集团所有、甚至为国家所有，因而这些控制力量就是多元的，并且有些是显现于台前，有些却是深深地藏身于幕后。
四、象征资本的实践
1.象征资本的正向运用
在澄清了象征资本具有的层级性、可以跨场域运作，并能赋予于多种载体后，便可以进入我们下面的关键话题了：象征资本在实践历史中的多重运用。在布迪厄的运用中，象征资本一直以内向性的、正向运用的方式出现，其所谓内向性是针对资本占有者自身而言，而正向运用是指通过象征资本而使个人受益。简单的例子就是村落中有威望的人，依据其家产与名誉，不用担保人就可以借到别人的东西。
然而，如果我们承认象征资本是存在层次与梯度、同时可以跨场域，那么它的动作就不再仅是内向性与正向运用的，它可以有其它的存在方式，主要有以下两种：即外向性的正向运用、与外向性的否定性运用（至于内向性的否定性运用还没有有力的例证）。
除布迪厄关注的内向性的正向运用，还有外向性的正向运用（直白的理解接近于利用）。这可以从一些具体事例中得到佐证。百崎回族是一个离泉洲不是太远的回民社区，不过这里的村民几乎不愿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因为他们基本已经汉化，表现在当地的建筑上，就是普通居民的住房都是汉式的。
在1990年百崎回族从原行政区中析出而成立百崎回族乡。成立回族乡后，乡政府迫切希望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因而试图以"侨、台、民族"来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当然，将"民族"作为当地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主要是鉴于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提出来的。为此，乡政府提出了"宣传百崎"的口号。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接受了当地知识人士的有关突出"民族特色"的建议，而且认为要将这一特色在空间上充分表现出来。于是，一批伊斯兰式的建筑拔地而起，乡政府大楼是其中的典型建筑，但这些建筑却与原有的文化景观呈现出强烈的反差。当地居民对于这些建筑也都表示反感，他们认为这与他们毫无关系，都是弄出来给人看的。之所以会这样，就是政府在"利用当地人的回族背景而大打民族处牌。"⑤
我们可以看出民族特色的复兴，是与地当政府追求商业利益密切相关的，这是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前提下运用伊斯兰民族的象征资本，最大的受益人是地方政府，而真正的伊斯兰人民却极少从中得到好处。甚至他们对新建的建筑与当地营造出的伊斯兰氛围表示不满，因为商业气氛笼罩下的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文化。在这个事例中，生动地体现了当地人伊斯兰文化的象征资本被当地政府用来作为招商引资的筹码，这明显地体现了象征资本外向性的正向运用。类似这样的运用，可以说数不胜数。
2.象征资本的否定性运用
除了正向的运用外，笔者更想指出的是其否定性运用的形式，即更高一层级的控制者通过否定某一象征资本而让自身受益。从中国古代讼师的称谓中就可以显见这种否定性的运用。黄宗智教授曾指出中国古代法律的思维方式是"实用道德主义"，也就是：一方面以儒家仁政的思想来进行治理，期许建立一个自我管理的道德社会，认为百姓都是良民、无所谓纷争；另一方面，虽然将地方诉讼纠纷归为"细事"，但却仍要用较大精力来处理，而处理的原则不是调解，而是依法处理。⑥从中便蕴含着一个很些背离的现象：百姓都是良民、彼此谦让有度，但却有如此多的诉讼，原因何在呢？地方政府对其的解释是：无知的百姓受了恶意讼师的挑唆，此中，讼师扮演了唆讼、架讼、从中谋利的角色，所以讼师又被称为"讼棍"，这种称谓是十分贬义的。
但如果继续探究这些恶毒讼棍的日常生活，却又会是另一个景象。其实这些被称为"讼棍"的人本质并非官府所言是好利之徒（当然并不排除个别讼师如此），他们识文断字，而且从事正当职业、帮助百姓维护利益，但他却不可避免地冲击了道德教化体制。讼师有着比普通百姓更多的象征资本，尤其是凭借其讼师的职业。但是，也正因为他的这一职业，他成了恶毒的"讼棍"，是无耻的好利之徒，那还有什么正向的象征资本可言呢？从正反二种象征资本的对比中，可以看出象征资本在不同的层面，对于不同人而言，所产生的效果是不一致的。在这个例子中，官府通过对讼师的象征资本的否定性运用，而圆满地解释了自我体系中的悖论现象，从而获得了关于道化治理的象征资本：地方官成了平息纠纷的父母官，他们子民都是良民，而所有的纠纷都是由讼棍挑拨的。
笔者认为对某一群体的或层级的象征资本的否定性运用，是更高明、也更不易被察觉的象征资本的动用方式。更高层次的象征资本所有者通过否定别人，从而成全了自己，而这一否定有时还不必制造出其实质的敌人，因为在这些否定性运用中，并没有触及到下层所有者的真正利益。可以说，这样的运用在现代社会中是屡见不鲜的，目前社会中很多被抛弃与厌恶的事物都与这一否定运用有关！
再举一例来说，就是各高校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课程所表现出的独特现象。熟知大学的人应该都知道，高校的学生对此类课程极为不屑甚或反感。在马哲、毛概等课上鲜有人在听课，或者干脆逃之夭夭。是什么造成了这一现象呢？是老师讲得不好吗？还是马克思、毛泽东的东西没有可学之处？还是同学天生反感？恐怕都不是，同学的反感可以说是来自后天的习得，最后这种反感成了大众习性，这里有主观的选择，但更多是客观的社会结构的沉淀，对同学的影响来自于一种特殊的对象征资本的否定性运用。
在市场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主流的宣传是不分姓"社"姓"资"，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奉行的原则是"三个有利于"，而落实到日常生活这就是崇尚竞争、崇尚优胜劣汰。那么在这种环境中还讲社会主义、讲马克思主义，显然太过时、太意识形态化了。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老师因其专业素质而获得了职位，并相应地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和承认，他们因其职位而获得了相应的象征资本，但是在这样大的社会背景与舆论面前，他们却成了怪诞的存在。大多数人是将学校里的这种政治教育当作意识形态的灌输，认为这些老师不是在说一些一合时宜的话，就是在说一些空话、套话。所以目前马哲课程的开设，不但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却起了相反的作用，不开还好一些，越是开，同学们越厌学。
在这个事例中，是谁否定性地运用了政治教育课程（或者是马哲老师）的象征资本呢？这可能不太好直接指出其源头，但毫无疑问，这个社会中的的确确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影响在促使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在驱使同学们远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且如果没有这些否定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陨落不会如此迅速、如此彻底！
在对讼师与政治课程的象征资本进行否定性运用之时，没有削减其持有的象征资本，而是继续保持了它的象征性。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剥夺象征资本的现象，即去象征资本。在以前的村庄治理中，乡绅或村庄领袖充当着仲裁人或中人的角色，如遇到纠纷或借贷等事情，村民通常会找村庄领袖来解决，他们被认为是地位较高、关系较广、有人缘、有面子、有威望的人。但是在土地改革中，村庄领袖作为社区"馈赠者"的形象发生了根本转变。因为在共产党的引导与推动下，农民对于村庄客观存在的"剥削"有了感知与认同，这使得有着"剥削"行为的原村庄领袖由"馈赠人"转变成"剥削者"，从而失去了社区地位的合法性基础。此中，"当农民将他们的'贫穷'与地主、富农和'富裕'联系起来思考问题的时候，不仅给农民提供了积极参与土改运动的动力，更重要的是国家在原有'馈赠'型村庄领袖的象征资本获得的通道中成功地实现了'去象征资本'的作为。"⑦
此时，伴随去象征资本实施的是另一现象，即象征资本的再生产。土改的过程伴随着对农民思想的改造与阶级观念的树立，因而，农民越发意识到地主是剥削他们的人，而自己才是真正的劳动者、是世界的主人，这为农民积极加入土改获得了双重效应，一重是物质上的激励，而另一重是内心深处、观念意识之中自我的肯定。因而，"土改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代替了原有的村庄领袖，获得了新的乡村中裁和中人的权力，从此解放区便成为中国共产党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物质保证。"其深刻的影响就是共产党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生产了自身公平正义的形象及实质性权力。在此只是简单的举出土改过程中去象征资本与象征资本再生产现象，但实际的土改要远比这里论及的更为丰富。
之所以对象征资本这一概念做一些补充，是因为在实际的日常生活中，人们过分重视内向性的正向运用，而忽视了其具有的其它形式：外向性的正向运用与外向性的否定性运用。如不考虑否定性运用的形式，就将大大低估象征资本这一概念所蕴含的巨大解释力。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否定性的运用往往比肯定性的运用有更深厚、也更微妙的意义，它可以通过否定它者而达到肯定自身的目的，就如同通过否定科学主义而确立科学至高无尚的地位一样。⑧同时，这一虚假的建构却一劳永逸地获得了极强的合理性，很难让人察觉其中的问题，相应的其影响也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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