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glish | About Us | 网站导航

阶级斗争:20世纪中国革命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

作者 桂涛 发表 2010年01月13日 16:00:00   文章访问量  3712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唯物史观形成了一个生产力叙事模式,该叙事遵循生产里发展-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改善的逻辑。阶级斗争理论被排除在这一叙事之外,被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但是在马克思理论中,生产力和阶级斗争是并存的,至于二者是何种关系,马克思并未言明。对此,20世纪的中国革命者并非一无所知。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明确指出生产力与阶级斗争并存于马克思主义,且觉察到二者之间存在紧张。通过把阶级斗争视为对唯物史观的一种运用,李大钊调和了二者间的矛盾。而在实际运用中,他更偏向于阶级斗争。这是由于,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经济条件不发达的中国,能否实行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远比生产力赋予中国更多的主动性。并且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强调生产力,意味着默认极为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生产力的进步,在当时的条件下,相反会增强统治者压迫下层民众的能力。毛泽东则更进一步,把唯物史观等同于阶级斗争,完全排斥生产力。其主要目的是说明中国革命的合理性。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唯物史观已经形成了一个经典叙述模式,可以称之为生产力叙事模式。其基本的逻辑是:生产力发展-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改善。在这个叙事中,生产力被理解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它不仅决定着生产关系,也决定着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既然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而历史发展的目的地是共产主义社会,那么发展生产力也就成为达致共产主义社会的唯一手段。生产力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阶级斗争由于有可能扰乱社会秩序,从而阻碍生产力发展。因此,被视为这一叙事的反面,打入另册。相连带的,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斗争的运用,也被理解为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个误读。[1]生产力叙事模式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首先,这个叙事模式是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政策相配合的,并为其提供合法性。其二,生产力叙事模式是另一个更大的话语体系--现代化叙事模式的组成部分。

上述这种叙事模式既否定了马克思主义一个极为重要的洞见,也否定了20世纪中国革命者的实践。首先,马克思认为并非所有人都能从社会的进步中获得好处。这一认识由于包含在阶级斗争理论中,而遭到生产力叙事模式的摒弃。这一点也正好指出了生产力发展与人民生活改善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其次,生产力叙事模式也暗藏着现代化叙事所带有的"西方中心主义"视角。这个视角把地缘性置换为时间性,从而使西方的经验普适化。由此,西方近代的历史进程当然成为历史发展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革命者由于走了一条与西方社会民主党议会政治斗争不同的道路,被视为对欧洲经典理论的误读,遭到否定。这样,中国马克思者的实践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注脚,其成功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其失败则被归结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解出现偏差。

本文想要摆脱这种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认识,从20世纪中国革命者运用阶级斗争的历史过程中,理解他们为什么这样认识马克思主义?写作的想法来自于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汪晖把西方科学话语体系与中国科学话语体系相对照,将它们历史化,探寻其各自得以成形的历史过程,并能超越其上,试图探索一条超越二者的道路。本文是汪晖做法的一个简化版,我把阶级斗争和生产力机制置于马克思探寻指向共产主义的历史目的论中来理解,也就是看它们各自在建构共产主义的历史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但是我没有分析马克思的认识得以形成的社会历史过程。我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的阶级斗争理论,没有建立其一个谱系,只是在两个点上(李大钊、毛泽东)进行观察。同样对他们的历史化也不够深入,更多的还是停留在话语层面。就选点而言,我认为,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思考,可能更具有分析价值,但这一问题也更为复杂。因此本文只能一个有待展开的计划。

就这个初步的考察,我有两点认识:其一,马克思理论中,共产主义社会有两个特征,即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的自由。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既包含有经济的向度,也包含道德的向度。生产力机制和阶级斗争分别是这两个向度演进的逻辑。但是,二者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并未得到说明。实际上,二者之间是存在张力的。生产力机制不能排除生产力极度发达而不自由的社会形态,同样阶级斗争也不能排除平等而不发达的社会形态。进一步而言,生产力发展不会自动带来人的自由。对于其后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在二者间建立起某种关系,是一个核心问题。其二,20世纪中国革命者,对于生产力机制与阶级斗争之间的紧张并非一无所知。他们立足于中国实践,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革命者之所以选择阶级斗争,最重要的一点是,比起生产力来它赋予中国更大的主动性。

 

二、马克思:徘徊在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之间

 

马克思对未来的设计是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的想象中,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生产力高度发达,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失,劳动不再是人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采各尽所能,按需分配。[2]显然,这个共产主义包括两层含义,即生产力高度发达、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共产主义化既是经济向度又是道德向度。除了这个想象外,马克思还为他的共产主义设计出相关的理论机制,使共产主义不再停留在空想阶段,而是构筑在历史的基础上,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

那么,是什么推动人类社会向着共产主义社会发展?或者说,推动社会进步(这里既包括道德的、也包括经济的)的根本动力是什么?德布拉·萨茨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历史进步》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是模糊不清的。[3]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唯物史观(可以称为生产力机制),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社会形态的变迁是为了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则提出阶级斗争,强调阶级斗争在社会变迁中的根本性作用,阶级斗争不仅决定了旧的社会形态必然被新的社会形态取代,也决定了新的社会形态的性质。但是马克思没有对生产力机制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作出详细说明,也没有阐明二者在历史进步中所处的地位。这两个机制有着各自难以涉足的领域,都不足以推导出社会发展必然指向共产主义这一命题。生产力机制无法解释"前后相继的社会关系为什么会展示走向共产主义的方向,而非走向生产力水平高却很不民主的社会形态。"同样,阶级斗争机制也只能指出历史发展趋向人的解放,而在解释生产力水平提高方面,显得过于牵强,回答不了"为什么人类历史会指向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平均主义下的不发达社会"这个问题。很明显,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斗争是外在于唯物史观的另外一个理论,并且与唯物史观存在矛盾,它过于强调人的能动性,带有唯意志论的色彩。生产力机制与阶级斗争这对矛盾,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从来都是争论的焦点,往往需要在马克思主义中植入新的理论模式来调和二者。[4]

 

三、李大钊:阶级斗争是唯物史观的运用

 

李大钊以上下篇的形式分别于1919年5月、1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李大钊也看到生产力机制与阶级斗争的矛盾冲突:"盖马氏一方既确认历史......的原动为生产力;一方又说从来的历史都是阶级竞争的历史,就是说阶级竞争是历史的终极法则,造成历史的就是阶级竞争。一方否认阶级的活动,......一方又说阶级竞争的活动,可以产出历史上根本的事实,决定社会进化全体的方向。"而马克思"自圆的说法"始终"有些牵强矛盾"。李大钊认为产生这个问题"全因为一个学说最初成立的时候,每每陷于夸张过大的原故"。[5]

那么,李大钊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他接着说道:既然"历史的唯物论者以经济行程的进路为必然的、不能免的",那么社会主义政党"除去等着集产制自然成熟以外,什么提议也没有,什么活动也没有",这是唯物史观的流弊。因此马克思"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6]在这里,可以看出李大钊对于生产力机制可能产生的行动的担忧:强调历史发展的物质性,可能导致消极等待。出于这种担忧,他在生产力机制与阶级斗争之间作出决断,"历史的唯物论者所说经济现象有不屈不挠的性质,就是团体的意思、团体的活动,在他面前都得低头的话,也不能认为正确了"。[7]李大钊宣称:"一阶级的团体活动,可以改造经济组织";"一个阶级的团体活动,虽未至能改造经济组织的程度,而有时亦未尝没有变更经济行程趋势的力量"[8]换言之,阶级斗争可以改变生产关系,进而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出于对唯物史观消极性的批评,李大钊在生产力机制和阶级斗争之间做了一个调和:"经济现象和法律现象,都是社会的原动力,他们可以互相影响"。并创造了一个他的"自圆的说法":阶级斗争是对唯物史观的一个运用。[9]后来,李大钊进一步完善了他的思想,在与胡适进行"问题与主义"争论时,李大钊说道:"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又称历史的唯物主义)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就能实现,也不知迟了多少时期。有许多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者,很吃了这个观念的亏。"[10]于是,马克思主义中独立的两个理论--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理论,在李大钊那里,通过阶级斗争理论被纳入唯物史观的形式,合成了一个理论。而且在这个调和方案中,可以感觉出,李大钊更多的是用阶级斗争来拯救唯物史观。

李大钊为何如此处理生产力机制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这个问题必须回到当时的社会情境中去理解。认识他所处的世界是怎样一个世界?与他论争的对手持怎样一种观点?

1919年7月6日发表在《每周评论》上的《阶级竞争与互助》中有一段话,可以为我们的理解提供一个入口:

 

现在的世界,黑暗到了极点。我们为继续人类的历史,当然要起个大的变化,就是诺亚以后的大洪水,把从前阶级竞争的世界洗得干干净净,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这最后的阶级竞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必须经过的,必不能避免的。[11]

 

1919年,去辛亥革命已是8年,而中国依然贫弱,内忧外患不见减弱,反有加重之势。1914年8月,日本乘欧战入侵山东,随后提出"二十一条"。1915年袁世凯称帝,1917年张勋复辟。1919年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交涉失败。府院之争、军阀割据、政潮迭起。而在贫弱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一个新问题:社会的极度不平等。因此,与严复一辈不同,他除了要找到富强的方法,还要找到实现社会公平的方法。而马克思主义处理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但唯物史观显然不能令他满意,反而阶级斗争更具有吸引力。

要更清楚地理解这一点,可以从他与实业救国派论争的核心问题入手。他们争论的焦点集中在:1920年代的中国能否即可实行社会主义?实业救国派的逻辑与上面提到的生产力叙事模式极为相似。他们认为,"要实行社会主义,必须首先着力于发展实业,以开发全国的事业,增加富力,从而使一般人尤其是广大的下层农民富裕起来"。针对此种认识,李大钊的看法是:

 

然而我的想法却与此相反,我认为要在现存制度下发展实业,只能越发强化现在的统治阶级而迫使下层农民为少数的统治者阶级付出更多的劳动。有人认为历来的借款多用于政界,而最近成立的四国新借款团已决定将借款用作实业方面,这样既可不使政界发生骚动,又能使我国逐渐繁荣起来,我也反对这种说法。如前所述,在现存制度下谋求实业的兴盛,实质上就是要使我国的统治阶级与各国的资本阶级结合起来,这样只能加强统治阶级的力量,而决不能带来其他任何好结果,这是显而易见的。[12]

 

在社会制度极为不平等的条件下,发展实业,增加财富,只会增强统治者的力量,使下层劳动者更加贫困。也就是说,李大钊认为,生产力的进步,并不能自发的带来社会平等。相反,有可能使不平等社会制度更为顽强。唯物史观把生产力作为原动力,背后也正是这一逻辑。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一文中,李大钊把中国是否能够实行社会主义这一问题,放置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考察。他指出,要解答这一问题,不应该只看中国自身的经济条件,还要考虑全球的经济形势以及中国在其中所处的位置。

 

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中国虽未经自行如欧、美、日本等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业,而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中国国内的劳资阶级间虽未发生重大问题,中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已立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13]

 

中国国内虽然还没有促发劳资两大阶级对立的物质条件,但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中国劳动人民与国际资本家已经构成了这一关系。因此,在中国坚持实业救国,无疑是要促动中国的统治者与国际资本家结盟,从而对中国人民造成更深的压迫。基于这种认识,他得出的行动方案中,改造社会关系是优先于生产力的。"所以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在该文中,李大钊还表达了这样一种忧虑:"人家(欧、美、日本--引者)已经由自由竞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我们今天才起首由人家的出发点,按人家的步数走。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也就是说,按照发展实业,那样按部就班的策略,中国在国际上将永远处于落后的地位。这不能满足李大钊需要富强的需求。唯物史观缓不济急,它要让中国经历一个漫长的生产力发展阶段才能等到革命时机成熟。阶级斗争毫不费劲地就吸引住李大钊,他相信这套学说真正能真正解决中国富强与平等这两个问题。"惟有相信自觉政治行为的创造力,他才能看到尽快将中国从落后和社会苦难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14]

 

四、毛泽东:阶级斗争就是唯物史观

 

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认为要弄清"中国的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这一问题,"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决定。"紧接着毛泽东列举出这些引起革命高潮的矛盾:"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这么多矛盾归结起来就是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矛盾、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的矛盾。然后,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 [15]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毛泽东的认识中,社会变迁的原因是阶级压迫,那么社会变迁的动力是什么呢?毛泽东回答说:"在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中,有些什么阶级有些什么阶层可以充当反对帝国主义也封建主义的力量呢?这就是现阶段上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了一番分析后,得出被统治、被压迫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动力。[16]

在毛泽东这里,社会变迁不是生产力引起,社会分配不公引发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向更公平(更有利于被压迫阶级)的社会形态发展,才是社会变迁的动力。生产力必须把它在唯物史观中的核心位置让渡给阶级斗争,其发展同文化艺术一样都要为阶级斗争服务。毛泽东在一篇强调要重视经济的文章中说:"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17]新的社会形态中生产力的发展是该形态合理性的一个强有力佐证。[18]毛泽东在《唯心史观的破产》中说到:"上海等处的失业问题即吃饭问题,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几年工夫,就可以和华北、东北等处一样完全地解决失业即吃饭的问题。......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19]革命所要达致的最终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

很明显,毛泽东眼中的共产主义更偏重人的全面发展,因之人类历史可以理解为:通过阶级斗争,人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由政治边缘到核心这一历程,进一步证明阶级斗争的合理性。志得意满的毛泽东,1949年正式宣布:"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20]根据中国革命形势需要,阶级斗争走到舞台的中心,其维度急剧扩张,在李大钊那里与唯物史观还有一定的对立,在毛泽东这里可以说变成了几乎是唯物史观的同义词。与此同时,生产力机制则日益边缘化,最后被扫地出门,斥为唯生产力论。

 

结语

 

本文只是对革命胜利前,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分析,意在说明中国革命者对阶级斗争理论的采纳不是一种误读,而是处于自身实际的考虑。至于革命胜利后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持生产力观点的论者正是基于扩大化造成的后果,从整体上否定阶级斗争)但是,我想即便对这一明显是错误的思想的批判,也不应该采取把它妖魔化的方式,从而简单的置之不理。在这个危险的思想背后,潜藏着毛泽东对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思考,如共产党员特权化、官僚化的问题。

生产力机制与阶级斗争分别处理了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但是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阶级斗争带来的社会平等,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过上好日子,它有可能是大家一起过苦日子。同样,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物质丰富,也不意味着社会公平。"仓廪实"之后接着的未必是"知礼节"。现在,需要思考的不是二者取其一的问题,而是如何建立一种机制,在二者间实现平衡。

 

参考文献:

G·A·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欧阳哲生主编:《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与他的论敌》,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

高放、李景治、蒲国良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四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1] 参见高放、李景治、蒲国良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21页。

[2] 参见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5页。

[3] 关于这一部分的讨论,主要依据德布拉·萨茨:《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历史进步》,载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7-331页。

[4] 关于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讨论,可以参阅G·A·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威廉姆·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罗伯特·韦尔、凯·尼尔森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9页。

[6] 同上,第191页。

[7] 同上,第193页。

[8] 同上,第191页。

[9] 参见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阶级竞争与互助》《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86-195页,第222-225页。

[10]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引自欧阳哲生主编:《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胡适与他的论敌》,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11]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24页。

[12] 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载《李大钊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第583页。

[13] 李大钊:《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李大钊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第603-604页。

[14] 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页。

[15]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7-98页。

[16] 参见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7-646页。在毛泽东的著作中,这样的论调随处可见,如:"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唯心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14页。)

[17] 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05-106页。

[18]《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515-1516页。

[19] 此一认识,可能有现实的支撑,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营经济可能比私营经济有更高的效率。见高原《经济结构的形成与变迁--1949-1952年中国的经济实践》(未刊稿)。

[20] 《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斗派都是纸老虎》,《人民日报》1958年10月31日。(转引自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页。)

 


查看更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