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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探讨的问题

作者 黄宗智 发表 1986年12月01日 16:00:00   文章访问量  8646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探讨的问题*

 

中国的小农

革命前,中国的小农具有三种不同的面貌。首先,是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为自家消费而生产的单位,他在生产上所作的抉择,部分地取决于家庭的需要。在这方面,他与生产、消费、工作和居住截然分开的现代都市居民显然不同。其次,小农也像一个追求利润的单位,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又为市场而生产,必须根据价格、供求和成本与收益来作出生产上的抉择。在这方面,家庭的"农场"具备一些类似资本主义的特点。最后,我们可以把小农看作一个阶级社会和政权体系下的成员,其剩余产品被用来供应非农业部门的消费需要。

 

农民学中三个不同的传统

小农的这些不同特性,各主要传统学派已分别加以阐明。西方经济学家研究其类似资本主义企业一面的代表作是西奥多·舒尔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传统农业的改造》。舒氏在书中精辟地论述:小农的经济行为,绝非西方社会一般人心目中那样懒惰、愚昧,或没有理性。事实上,他是一个在"传统农业"(在投入现代的机械动力和化肥以前)的范畴内,有进取精神并对资源能作最适度运用的人。传统农业可能是贫乏的,但效率很高。它渐趋接近一个"均衡"的水平。在这个均衡之内,"生产因素的使用,较少有不合理的低效率现象"(Schultz 1964:37)。舒氏认为小农作为"经济人",毫不逊色于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Schultz 1964:特别是第二、三章)。因此,舒尔茨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的正确途径,不是苏联式的改造,而是在保存家庭式农场的生产组织结构的基础上,提供小农可以合理运用的现代"生产因素"。一旦有经济利益的刺激,小农便会为追求利润而创新,从而改造传统农业,如同美国所经历的农业改革一样(Schultz 1964:第七、八章)。[1]

最近,波普金进一步阐明了舒尔茨的分析模型对我们了解小农政治行为所蕴含的意义。在他看来,小农的农场最宜于用资本主义的"公司"来比拟描述。而作为政治行动者的小农,最宜于比作一个在政治市场上的投资者。在波氏的分析中,小农是一个在权衡长、短期利益之后,为追求最大利益而作出合理生产抉择的人。波普金的书因此取名为《理性的小农》(Popkin 1979)。[2]

对这种把小农当作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分析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则强调小农为自家生计而生产的一面。此学派可以苏联的蔡雅诺夫为代表。他在20世纪20年代对革命前俄国小农所作的研究,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小农经济不能以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说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利润计算法,不适用于小农的家庭式农场。因为这种农场不是依赖于雇佣劳动,其家庭全年所投入的劳动,很难分计为一个个劳动单位的成本。农场一年所生产的农产品,是全年劳动的成果,也不易像现金收入一样按单位计算。最重要的是:小农的家庭式农场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其家庭的消费需要,不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Chayanov 1966a,1966b)。

三十年之后,经济史家卡尔·波拉尼又从另一不同角度批评了用资本主义经济学来研究小农经济。波拉尼和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派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都是以一个根据供求规律而定出价格的市场的存在为前提。将这种经济学应用到尚无此类市场的经济体系上,实际上等于强把"功利的理性主义"世界化:把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等同一个追求经济合理化的"功利的原子"。波拉尼提倡用"实体经济学"取代上述"形式经济学",以"实体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市场尚未出现之前的经济。他还认为,"形式经济学"的前提是人人都有余裕作经济抉择,并假定土地、劳力和资本都可以用货币买卖。他所提倡的"实体经济学",则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出现之前的社会中,经济行为"植根"于社会关系,如古代的"互惠"关系(例如互助及亲属之间的义务),而非取决于市场和追求至高利润的动机。研究前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要把经济作为社会"制度过程"来探讨(Polanyi, et al. 1957:特别参见第十二、十三章)。

波拉尼的观点,得到许多研究尚无市场关系的小社团和半商业化农村的经济人类学者的支持。这些"实体主义者"(同行们常这样称呼他们)一向反对用西方传统经济学的模式,来研究非西方的前工业社会。时至今日,资本主义经济学到底应否或如何应用于小农经济研究,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所涉及的问题范围可见于Dalton 1969,以及附录的评论)。

詹姆斯·斯科特阐明了蔡雅诺夫和波拉尼的学说,在分析农民思想和政治行为方面所蕴含的意义。在其《小农的道义经济:东南亚的叛乱和生计维持》(Scott 1976)一书中,斯科特力持:小农经济行为的主导动机是"避免风险"、"安全第一",在同一共同体中,尊重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的道德观念,以及"主客"间的"互惠关系"等。因此,小农的集体行动基本上是防卫性和复原性的,是为了对抗威胁生计的外来压力,对抗资本主义市场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入侵。

与形式主义及实体主义的观点相对立,马克思主义强调的则是小农的最后一个方面。一些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认为,小农经济是"封建"经济的基础,其主要特点是一整套的阶级关系,即地主和小农生产者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小农的生产剩余,主要是通过地租(包括劳役、实物和货币地租)和赋税形式而被地主及其国家所榨取。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既非形式主义分析中的企业家,也非实体主义者笔下的道义共同体成员。他们是租税的交纳者、受剥削的耕作者。其生产的剩余用来维持统治阶级和国家机器的生存。(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封建主义社会中小私有者农民的存在,但认为当时主要的阶级关系是地主和佃户间的关系。特别参见Marx 1967,3:782-802;Lenin 1907:190-218;Stalin 1940;毛泽东1939。)

 

对分化中的小农经济的一个综合分析

本书所采用的首先是一个综合的分析。以上概述的三种分析,对我们了解他们所特别强调的那个方面有所裨益。可是,这些分析引起了长时间的争论。在我看来,继续坚持某一方面的特征而排斥其他方面,是没有意义的。本书首先主张:要了解中国的小农,需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其关键是应把小农的三个方面视为密不可分的统一体,即小农既是一个追求利润者,又是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当然更是受剥削的耕作者,三种不同面貌各自反映了这个统一体的一个侧面。

其次,我们还需要区别不同阶层的小农。因为这些特性的混合成份和侧重点,随不同阶层的小农而有所区别。一个经济地位上升的、雇佣长工以及生产有相当剩余的富农或经营式农场主,要比一个经济地位下降的、在饥饿边缘挣扎、付出高额地租和领取低报酬的佃、雇农,较为符合形式主义分析模式中的形象。后者则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模式。而一个主要为自家消费而生产的自耕农,则接近于实体主义所描绘的小农。

我们要采用的是一个区别不同阶层小农的综合分析。16世纪后,在华北平原开始植棉。这些棉农,表面看起来,似乎都是为适应市场需求和棉花的较高利润而植棉。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各个阶层的棉农,其植棉的动机是不同的。较大而富裕的农场,在决定把棉花纳入其总作物组合型时,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利润的诱导。然而,即使是最大、商业化程度最高的农场,一般仍以其耕地面积的相当部分,种植直接供家人食用的作物,并把部分剩余用以纳税,供政权组织所用。至于较贫穷的小农,生存的考虑往往重于利润的追求。小农分化和人口递增的双重压力,使许多贫农农场面积在18世纪后,缩小到生产不足维持其家庭的食用。许多这类小农,被迫冒险以反常的比例面积来种棉花,因为植棉可以较充分地使用剩余劳力,而棉花的较高收益,也使他们有可能赖以维持生计。至于租佃土地的贫户,则往往毫无选择的余地。地租一旦随棉花所得的收益增高,租种可以植棉的土地的小农便无法继续种粮食。但是,如果市场行情发生剧变,他们便相应地调整作物组合比例,与较富裕的农场并无二致。换言之,小农对种植棉花的态度,同时受三种因素的影响。利润的考虑,在富裕的农场上占较大的比重。在贫穷的农场,则较多地考虑生计与生产关系。

另一个有关的现象是: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和依赖家庭劳力的家庭农场对人口压力,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大农场得以就农场的需要变化而多雇或解雇劳力。家庭式农场则不具备相似的弹性。从相对劳力而言,面积太小的家庭农场无法解雇多余的劳力,面对剩余劳力的存在和劳力的不能充分使用而无能为力。在生计的压力下,这类农场在单位面积上投入的劳力,远比使用雇佣劳力的大农场为多。这种劳力集约化的程度可以远远超过边际报酬递减的地步。蔡雅诺夫指出,革命前俄国农业中曾存在过这种现象(Chayanov 1966b:113-16)。克利福德·吉尔茨给爪哇水稻农作中这种集约化到边际报酬收缩的现象,冠以一个特别的名称:"农业内卷化"(Geertz 1963)[3]。本书将证实人口压力常使冀-鲁西北平原贫农农场劳力的边际报酬,降至雇佣劳动工资和家庭生计需要之下。对一个与资本主义企业相类似的大农场来说,这样的经济行为是不合理的--一个企业何以会在边际收益低于成本时继续投入劳力?这样做岂不等于故意要亏本?

但我们不应就此下定论说,那些家庭农场的经济行为是"不合理的",是不能用形式经济学来理解的。内卷化的现象,实际上可以用一般微观经济学的理论来给予合理的解释,但需要同时用关于企业行为和消费者的抉择理论来分析,而不可简单地用追求最大利润的模式来分析。一个有剩余劳力的小农,把投入农场的劳力提到如此高的地步,是因为这样的劳力对他来说,只需很低的"机会成本"(因缺乏其他的就业可能),而这种劳力的报酬,对一个在生存边缘挣扎的小农消费者来说,具有极高的"边际效用"。不用追求最高利润的观念(来自企业行为的理论),而用"效用"观念(来自微观经济学中关于理性消费者的抉择的理论)的好处是:它可以顾及与特殊境况有关的主观抉择。最主要的是要把家庭农场当作一个生产和消费合一的单位来理解。

小农的经济行为在以上两个例子中--一个和商业化有关,另一个和人口压力有关--只能通过区别不同阶层的小农,而又综合形式主义、实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分析来理解。这是本书探讨华北农村的演变型式时所采用的基本观点。

 

农村演变的型式

近代农村演变的古典型式,当然是英国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模式。小农分化为农业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农业则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而现代化。在这个过程中,小农社会和经济的彻底转化,使得小农这一名词不再适用于英国农村。

若与西方其他国家相比较,当然会看到很大差别。例如,法国小农家庭式农场,在工业化发生之前及其发生过程中,比英国的家庭式农场顽固得多(Brenner 1982)。而在美国,比任何其他国家更使我们注意到,现代化和资本化的家庭式农场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所起的作用。然而,和中国比较起来,这些不过是速度上的差别。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的小农分化过程,归结于农村经济的全面转化;中国则是在小农经济范围内的进展,它所导致的不是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而是一个分化了的小农经济。

 

过去的研究

关于中国农村演变的型式问题,必然会连带提出下面两个问题: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入侵之后,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要了解近代中国的变化,必须首先明确那些变化的底线。

形式主义学者特别强调明清时期人口的压力。主要著作见于德怀特·珀金斯(Perkins 1969)对1368至1968年六个世纪的中国农业所作的大规模的量性研究。在他之前何炳棣(Ho 1959)对怎样运用中国历代田赋和人口的资料,系统研究中国人口史,作出过建设性的研究。珀氏的数据研究建立于何氏的成果基础上。在分析结构方面,珀氏采用了埃斯特·博塞拉普(Boserup 1965)所总结的一个模式:人口增长是历史上农业发展(也就是集约化)的主要动力。从20-25年一作的"森林休耕制"(刀耕火种式农作),到6-lO年一作的灌木休耕法,三年两作的"短期休耕法",一年一作法,及人口稠密的小农经济中的复种制,是一个由人口增长推动的集约化发展过程。

根据珀金斯的研究,从明初到1949年,中国人口增加了七至九倍,农业产量增长的比例也约略相等。在这段时间内,农业技术和"制度型式"(土地所有和生产关系的型式)基本上没有变化,因此人口的增长本身,是推动产量增加的主要动力。人口的递增,促使小农向他处迁移,从而把耕地面积扩大了约四倍。这是产量提高七、八倍的原因之一。另一主要原因,是由于单位面积产量的倍增。在这期间,投资于农业的"资本"[4]有所提高,主要是需要大量劳力的水利工程和有机肥--两者皆得自人口和劳力的增长。同时,单位面积投入的劳力增多了,促使小农选种产量较高、劳动较集约的作物,或提高复种比率。这样,中国的农业得以和人口保持齐头并进。直到20世纪,可供移民的边区开发净尽,集约化的道路也已走到尽头,方始面临危急的关头(Perkins 1969;特别见第184-189页)。珀金斯的分析,显然是把"传统晚期"的中国社会视为只经人口促成的量变,而未达到西方那种质变的程度。

在珀金斯的人口增长推动农业集约化的理论模式之上,马克·艾尔温又添加了边际劳动生产率递减(当其土地、资本和技术不变时)的概念。当中国农业伴随"帝国后期"的人口增长,集约化程度发展到愈来愈高时,边际劳动生产率逐步下降,小农农场在必须消费上的剩余随之消失(Elvin 1973:特别见第十七章)。换言之,小农经济已像吉尔茨的模式那样内卷化了。

西方学者研究的重点是人口,而中国学者的重点则是生产关系,主要的分析模式是"资本主义萌芽"论。这一模式坚持认为,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资本主义已在中国"萌芽"--此事实可见证于商品经济和雇佣关系的发展。但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从而妨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这是一个有一定的政治内容和民族感情的论点:它的前一部分把中国历史摆入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人类一切社会都经历原始、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社会阶段);后一部分则毫不含糊地谴责帝国主义的罪过。中国的经济史学家们多在这个分析的前半部内工作。[5]

在农业方面,景甦、罗崙首先于50年代作出创新性的研究--他们用口述资料证明,19世纪90年代,山东一些地区有相当数量的"经营地主",用雇佣劳力经营农场(景甦、罗崙1959;Wilkinson, ed. and tr. 1978)。随后,李文治说明17、18世纪中,伴随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许多小农因"力农致富"而成为"庶民地主"(1963a,b;1981)。最近,一些学者更用明清档案馆所收藏的清代刑科题本中的资料,进一步充实了农业中雇佣关系发展的证据。其中刘永成的贡献尤其重要(1962;1979b)。[6]

由于理论的限制,也由于资料的缺乏,过去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著作,多着眼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较少分析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概念中两个因素之一。许多学者简单地把资本主义萌芽,等同于自由雇佣劳动关系的兴起。至于生产力方面,即使论及,也只不过视生产力的发展为必然的事,而没有去系统地分析、估计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景甦、罗崙1959;刘永成1962,1979b;中国人民大学编1957;南京大学编1980)。至于"资本主义萌芽"公式的下半部所提出的问题--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或因触及当代及政治上的敏感性,未曾有深入的学术研究。[7]

实体主义者之中,蔡雅诺夫提出了最独特和完整的关于前资本主义小农经济变迁的一个模式。蔡氏认为农场家庭经济的情况,主要随家中消费者与劳动者的比例的周期性变化而升降(该比例随家中子女的数目和年龄而变化)。家庭的经济条件,在成年父母不需供养老人而又没有子女时(消费者对劳动者的比例是一比一)最佳;在没有劳动能力的消费者(儿童和老人)至多时最差(Chayanov 1966b:第一章)。革命前的俄国农村,主要循周期性的"人口分化"型式变动,而不是循列宁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时所强调的阶级分化型式而变化(Shanin 1972:第三章)。(最近的实体主义著作,例如Scott 1976,多着重分析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对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而不注意其前的演变型式。实体主义关于那方面的分析,我们将于下一节讨论。)

蔡雅诺夫的模式,尚未被系统地应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能看到的有关家庭农场经济的数据,多限于20世纪30年代调查的横断面资料。我们没有可供检验蔡氏模式的长期性按户统计的数据资料。在现有资料范围内,我们只能对蔡氏模式作一些推论性的讨论:此理论显然没有充分考虑到土地和其他财产的分配不均。在俄国的"米尔"村社组织下--它在不可确定的程度上时而重新分配土地(Shanin 1972:79-80)--这个偏向尚可理解,但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虽然如此,蔡氏的"家庭周期"概念,若能兼顾到中国分家制度对农民家庭所施加的压力,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何同样经济条件的家庭会有不同的命运。在废除土地私有制之后的中国,蔡氏的理论显然有一定的分析力:一村中最有钱的农户常是生产与消费比例最有利的家庭。

 

人口与生产关系

本书主要探讨农村长时期的演变型式。将来若能得到足够的资料,我们也许可以兼顾蔡氏所提出的基于家庭生物节奏的短期变化。本书所强调的是,我们必须兼顾考虑人口和生产关系,综合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才有可能说明中国农村在帝国主义侵入之前的变化型式。

形式经济学对阐明人口增长对中国农业所起的作用,肯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20世纪,中国的家庭农场平均面积,只有当时美国农场的1/60,法国农场的1/10左右。这一根本差异,对中国农业和经济整体结构,有着一定的约束作用。中国的农业经济,与美国、英国或欧洲农业的一个主要差异在于,它主要依赖农作物,而较少饲养牲畜。后者只占中国农业很小的比例(约为今日农业生产总值的16%,而在美国则占60%,法国57%),而其中多数是喂谷牲口,如猪和家禽,绝少牛羊之类的放牧牲畜(陈平1979,1981)。此一区别,当然是由于中国人口数量相对耕地比例较高的缘故。而高人口密度,排除了大量放牧牲畜的可能性,必定要依赖作物,因为生产一斤肉(或牛奶或乳酪)需耗去数斤饲料。[8]

这个以作物为主的农业经济的特色,表现为极高的土地生产率和极低的劳动生产率。河地重造曾用卜凯的资料指出,中国农业在30年代所达到的单位面积产量,实际上比当时已相当现代化的美国农业高出很多。在卜凯的"冬小麦-高粱区"(包括冀-鲁西北平原)中,单位播种面积的产量,和美国中西部差不多。但中国的"冬小麦-高粱区"复种率较高,是一个高粱、小麦和大豆的两年三作耕作制度。而美国中西部则是一个小麦、养草休耕和小麦的三年两作制。假如把不同的复种指数计算在内,中国每亩耕地单位面积产量就等于216-247斤,或每英亩647-740公斤,比美国的每亩133斤或每英亩400公斤[9]高出甚多。当然,这几乎完全是由于中国耕作制度远比美国高度集约化的原因:每英亩小麦所投入的人工是美国的23倍,每英亩高粱则是美国的13倍(河地1963;Grove and Eshrick 1980:423)。高土地生产率与低劳动生产率的结合,正是农业内卷化的证明。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萌芽的分析,使我们得以掌握小农经济的商品化及伴之而来的阶级分化现象。明清时代中国农村所经历的,并不只是伴随人口压力所引起的量性变化。实际上,愈来愈多的小农加入了经济作物的种植,因此分化为一系列在两种生产关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阶层。"封建主义"这个概念,突出租佃关系的轴线,即把租种土地、并将农场的一半收成用来付租的人,和脱离生产、依赖地租为生的人区别开来(也区别耕种自有地的自耕农)。资本主义萌芽的分析,则强调革命前小农经济中的第二条生产关系轴线--雇佣劳动,并将雇主(用劳动者生产的价值的约l/3雇用农业工人)与佣工区别开来。根据这两条轴线,我们可以像1950年土地改革法那样,系统地区别农村社会中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于第四章中详细讨论)。这样的分析,也可以阐明革命前三四个世纪中农村社会演变的主要型式。

为了同时兼顾到人口和生产关系所起的作用,本书在大量实地调查资料和清代刑科档案资料基础上,对冀-鲁西北平原上的经营式和家庭式农业的历史,作了比较分析。这两种农业生产关系迥异:一个主要依赖雇佣劳力,一个则是靠家庭劳力。家庭式农业之转化为经营式农业,显示雇佣劳动和大农场的扩展。这两种农场对人口压力的反应也不相同:一个可以根据农场的需要调整其劳动力的数量;而另一个却常常无法作同样的调整。因为一个农户家庭不能解雇自家多余的劳力。比较两种农场劳动力使用的不同,有助于我们理解人口压力对家庭式农业的小农经济所起的影响。

分析比较两种农场的生产率,可以解释农业经济的发展及停滞的原因。经营式农场是华北平原最大和最成功的农场。它伴随商业性农业而兴起,证实了本地区农业的发展;其未能导致农场生产力发生质的改变,则说明了农业经济的停滞。

经营式和家庭式农业这一孪生现象的历史,可以同时照顾到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因素,并清楚地说明经济内卷化下社会分化的客观事实。这一演变型式,与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所塑造的形象,都不相同。华北农村所经历的变化,不是简单的内向超集约化,也不是简单地向资本主义过渡,而是一个极端集约化的小农经济中的阶级分化。

中国经济之没有像西方那样蓬勃发展,意味着中国社会变迁的方式与西方的型式是各不相同的。西欧农村在近世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分化:一方面是资本家的兴起,一方面是小农的无产化。在无产化的过程中,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生产资料而依赖佣工为生,从农村雇佣劳动者到乡村手工业作坊和小型工场的雇工、城市各种服务性行业中的伙计,以至现代工厂的工人,都是小农无产化的结果(Tilly 1978,1979)。小农社会便渐渐地被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所取代。与此相反,华北农村的演变,没有像典型无产化过程那样,导致经营式农场的资本化和越来越多的小农从他们的家庭农场分离出来的现象。它却导致了有雇佣劳动,但未资本化的经营农场的兴起,和越来越多小农的半无产化。这些小农,同时依赖家庭农场和佣工收入为生。虽然有的在农业部门之外就业,但大部分仍束缚于农业,许多是短工,有的做长工。本书称这个演变过程为"贫农经济的形成",或称为小农经济的"半无产化"。我用"半无产化"一词,并不意味这个过程是必定要过渡到资本主义和完全无产化的一个中间阶段;而是要表明一个受到人口和阶级分化双重压力,又没有蓬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小农经济的特殊演变型式。

本书的宗旨之一,是要说明小农的性质会在半无产化过程中改变。这既不是说他们简单地从小农变为非小农,也不是说他们简单地失去了前文提到的三个面貌中的任何一个。这个变化的主要内容,是三个特征混合的相对比例的变化,以及在小农特征之上又加上佣工者这一新的特征。

 

经济落后的问题

中国社会经济演变型式异于西方的问题,必然会连带引出中国经济为什么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艾尔温继他的分析,进一步论说人口压力通过两条主要途径迫使中国经济的落后:它蚕食了小农农场维持家庭生计以外的剩余,而使小农无法积累"资本";它也把传统农业推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但对新式投资却起了抑制作用。因此,中国农业陷于一个"高水平均衡的陷阱"(Elvin 1973:特别见第十七章)。艾尔温的分析和舒尔茨的看法基本一致。

他们认为中国的小农和西欧、美国的农场主一样,是追求最"合理地"使用资源的经营者。这样的小农把传统的农业推到高效率的"均衡"。此外,英国的经历似乎证明,地租并不足以妨碍佃农资本家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前驱。因此,小农家庭式农场的生产组织方式应该保留,不应通过革命来改造它的社会结构。[10]

艾尔温根据他的分析,进一步提出了政治性的结论。关于帝国主义怎样影响中国的问题,艾氏写道:"近代西方的历史性使命是缓和,而后解脱中国的高水平均衡陷阱"(Elvin 1973:315)。帝国主义把中国开放给世界市场,并提供了近代科技,因而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和科技传输如真能不受限制地发挥其作用,其结果定会导致中国的工业化。[11]而中国小农的企业心和创造性会重新显示出来,并促进中国农业的现代化(Elvin 1973:315-6,319)。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封建主义下的小农视为受剥削的辛劳者,其生活之外的剩余是被地主以地租形式榨取掉的。因此,他们认为,艾尔温那样问小农何以没有累积资本来促使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地主控制了可供投资的剩余,所以这个问题应该针对他们提出。只要封建地主把剩余用于消费而不作生产上的投资,经济便会停滞不前。只有当一个新的积累资本的阶级兴起,才能导致新的雇佣关系和新的生产力,资本主义改造才会实现。生产方式从旧到新的过渡,源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这样,一种生产关系会继续到它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为止。而在真正向新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会呈现生产关系及生产力双方面的变化。资产阶级是伴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兴起的。[12]

保罗·巴兰为进一步阐明资本形成的过程而区别"实际剩余"(消费后留下的)和"潜在剩余"。后者包括从劳动者身上榨取而供统治阶级消费的剩余,现存阶级关系一旦改变,这样的剩余便可能用于生产投资,故称为"潜在"的剩余(Baran 1957:特别注意第二章)。维克托·利皮特把巴兰的理论应用于革命前的中国,试图以数据说明:地租、雇佣劳动、高利贷和赋税等形式,是用以榨取小农剩余的手段。以地租形式榨取"潜在剩余"的计算方法最易说明:如有1/3(利皮特数据的约数)的耕地出租,而租率一般约为农产的一半,那么收取的地租就约为农业总产量的1/6。再用此演算程序来计算支付工资后的剩余,农民付予高利贷主的利息,以及小土地所有者向国家交付的赋税,利皮特得出的总数约为农业总产量的30%,相当于经济整体总产值的约19%(Lippit 1974)。

因此,利皮特认为中国经济落后的原由,并非如艾尔温所提出   的剩余匮乏[13],而是潜在剩余被统治阶级所控制,只作奢侈性消费,而不去用作生产性投资。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只能随社会革命而产生。中国土改的经济意义是:国家通过社会革命,从统治阶级夺取了潜在剩余,部分转用于生产性投资,部分用以提高农村社会中贫穷分子的生活水平(Lippit 1974,1978;参较Riskin 1975)。

利皮特证明,这个小农经济中存在相当的剩余,是对艾尔温"陷阱"的前半部分的一个重要纠正。考虑到生产关系,便不会怀疑这个社会中有小部分人控制了相当的潜在剩余的事实。对华北平原的农业而言,本书的资料特别突出经营式的农场主。他们直接参与生产,而异于普通地主;他们控有剩余,而又异于一般小农。分析他们为什么没有作创新性的生产投资,可以具体地说明中国农业停滞不前的原由。

艾氏"陷阱"论的下半部分,分析高密度人口对剩余使用的影响,尚需进一步讨论。我们可以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分析综合起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口与生产关系如何相互影响该经济体系中剩余的使用?这里,经营式农场的历史,可以清楚地说明一个在人口压力下分化了的小农经济,怎样阻碍农业部门中资本的形成。它也可说明社会政治制度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

农业部门当然不能单独地解释整个经济体系。农业的发展,可以促进工业部门的成长,例如可以为它提供用于投资生产的剩余。而农业的落后,也可以抑制工业的发展,例如限制了国内市场的发展。相反地,一个高速发展中的工业部门,也可促进农业的发展。利皮特的分析,试图解释中国经济的整体。但艾尔温主要着眼于农业。要对人口和社会结构如何在落后的中国经济中互相作用这个大问题作出分析,我们必须考虑到农业部门以外的许多其它因素。在此问题上,本书只能作一些初步的分析,指出一个内卷而又分化了的小农经济,在某些方面,怎样影响到中国幼小的工业部门中资本的形成和使用。

 

帝国主义的问题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农村在近代怎样受到西方和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形式主义者既然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前提,所以世界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基本上是有利于中国的。如上所述,艾尔温坚持帝国主义赋予了中国经济唯一突破停滞陷阱的机会。但是,中国经济并未真正能够迅速地发展。艾氏认为,这应归咎于高密度的人口。形式主义经济学中很有影响的"二元经济论"模式,同样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冲击,使中国经济分化为两种截然不同的体系:一个是受帝国主义刺激而兴起的"现代经济部门",主要集中在商埠、城市。另一个是没有受到此刺激的腹地的"传统经济"。这两个体系分道扬镳,极少互相渗透。传统经济的劳力集约和所生产的价格低廉的货物,仍吸引着传统市场的乡村消费者。在这方面,经常引用的例子是手工织的土布。它不仅幸存,而且在面临机织布的竞争下增长。现代工业产品,往往价格较为昂贵,超出收入低微的农村消费者的支付能力。所以,那些商品,正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影响一样,大多局限于城市。于是,近代的中国农村,实质上没有受到帝国主义和近代城市经济多大的影响(Hou 1965:特别是第七章;Hou 1963;Murphey 1977)。

马克思主义者不会同意帝国主义有益而无害的论说。根据西方一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分析,帝国主义所强加于第三世界的是一个两层的剥削系统:在受害国内,城市榨取农村的剩余产品和原料;在国际之间,先进国家榨取后进国家的经济的剩余。"宗主国"与"附属国",或"中心"与"边陲"地区之间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帝国主义非但没有赋予第三世界以经济繁荣,它实际上强加了"附属性",造成并延续了其经济落后状态(Frank 1968,1978)。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Wallerstein 1974,1979)在"附属论"之上又加添了资本主义"世界系统"的观念:世界市场把各国的经济结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系。这个观念的优点是,有助于把剥削意图这个感情性的问题从帝国主义问题的讨论中摈除,而强调它的客观系统性和世界性。它也突出全世界同类现象的相关性,指出这些现象都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扩张有关(Wallerstein 1979,1974)。

实体主义者从另一角度指出帝国主义的破坏性作用。根据斯科特的看法:脱离人与人之间直接联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旦侵入农村,前资本主义的互惠性道义经济便会遭到破坏;此外,资本主义殖民地国家机器向农村榨取更多的剩余,也会瓦解闭塞自主的前资本主义自然村。

西方这三家学派的论说,虽然都有助于了解近代中国,但它们都忽视了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的内在的变迁动向。本书将指出:只有把这一变迁型式分析清楚,我们才可以从几个世纪的眼光来了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二元经济论"虽然在讨论农村手工织布业的命运时,大体上正确,但却严重地低估了农业加速商品化对中国农村的影响。"附属论"在分析机器纺纱对手工棉纺业的破坏,以及日本经济侵略对山东省经济的影响,虽然基本正确,但它忽视了这一事实:即中国小农经济在结构和变动的方向上,基本延续着过去的趋势。最后,道义经济的论述,虽然指出了生产关系演变过程中常被人忽视的一面,却过分夸大了道义观念在过去生产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至于帝国主义和近代中国经济的落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帝国主义和中国内在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如何相互作用这一角度来考虑。单纯突出帝国主义这一因素,或者把它当作一个类似实验室的试验中可以随意加入或抽出的因素,我认为是不符合历史客观事实的。帝国主义一旦侵入中国,即和中国原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本书将提出理解此问题的一种分析方法,即着重分析资本形成的过程,把帝国主义视为许多相关的决定因素之一。

 

中国的农村

华北平原的村庄,如同它们的小农一样,同时具有形式主义、实体主义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各自分析中所突出的三种特征。小农家庭一般都在一定程度上是分别为市场生产的单位。从这一角度来看,与其说每个村庄是一个紧密内聚的整体,不如说它是一个由个别农户组合的街坊。可是,大部分的村庄也在不同程度上形成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它的居民直接消费他们的产品的一部分。村庄不仅划出居住的界限,也在某种程度上划出生产与消费的界限。工作和居住的纽带关系,又常和宗族关系交织而互相强化。从这一角度来看,村庄是一个闭塞的、或许也是紧密的共同体。同时,一般村庄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租佃和雇佣关系。着眼于这些关系,便会得出村庄是一个分化了的社会的缩影:其中部分人榨取其他村民生产的剩余。和分化了的小农经济一样,华北村庄及其在近代的演变,必须综合形式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实体主义的观点,而又注意不同村庄的区别来进行分析。村庄多半具有三种特征,但其混合的比例,则随村庄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而变化,也因村庄所遭受的外来势力的性质不同而变化。

 

过去的研究

美国史学家心目中的中国村庄的形象,主要来源于形式主义的观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威廉·施坚雅的研究。施坚雅企图纠正人类学主流只注重小社团而忽略村庄与外界的联系的实体主义倾向。他写道:

人类学者在中国社会作实地调查时,把注意力几乎全集中在村庄上,大多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况。要是说中国的小农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世界中,那个世界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共同体。我要指出的是:小农的实际活动范围,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村落,而是一个基层集市所及的整个地区。(Skinner 1964-65:32)

根据施氏的说法,基层集市是地方市场系统的三层等级中最低的一级。在这里,"农户一般贸易需要"都可得到满足。它也是农产品和工艺品向上流动的起点,和供应小农消费的货物向下流动的终点。一个典型的基层集市,是一个约有18个村和1503个农户的核心点,所及范围约为50平方公里的六角形地区(同上:3,6)。根据施坚雅于1949年在成都东南25公里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三个月的实地调查的结果,当地一个小农:

到50岁时,在基层市集赶集已达3000次。他与该共同体的每一户男子平均至少在同一街道上碰面1000次。他在市上向来自各方面的小贩购物。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在茶馆内与远处村庄的小农朋友社交往来,......上集市的人很少不在一两个茶馆内消磨至少一个钟头。在好客和联谊的礼俗下,任何进门的村民,都可以立即成为座上客。在茶馆里消磨的一个钟头,无可避免地扩大了个人的交际圈子,也加深了他对这共同体社会其他部分的认识。(同上:35)

在这样一个图象中,每个小农都"与同一个市场系统中所有的成年人有点头之交"。基层市场共同体是媒婆、秘密社会、宗教组织、方言等等的基层空间范围(同上:40-41)。一言以蔽之,它是"小农的社会生活的圈子",是中国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同上:40-41)。

施氏后来把早期分析市场的模式,延伸成为一个包含八层等级的"中心地"的模式,上达县城以及区域性和中央的大都市。同时,市场系统也上延而成为整体的"区域系统",把中国分为八个"大区域",每区围绕它的中心都市。此外,在空间之外兼顾到时间,把市场结构和区域系统上溯到它们的历经数世纪的"周期节奏"(Skinner 1977a,1977b)。

施氏原意,不过是要矫正人类学家只着眼于小社团的倾向,但结果几乎完全消灭了他的对手(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到他在美国学术界影响之大)。一整代的美国史学家,都以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因此未注意到村庄这个单位。这个假说在过去许多学术研究中有所体现,表达得最明白的,也许就是今日在美国学术界影响颇大的西达·斯科波尔,一位全靠第二手文献来描述中国社会结构的比较史理论家:

......我们必须留心,传统中国共同体的基本单位并非个体村落,......而是包括一组村庄的市场共同体。......虽然农民在个体村庄内居住和工作,但市场共同体才是他们真正的世界。他们经常到定期市集作买卖,取得工匠的服务,贷款,参加宗教仪式,以及寻找婚姻对象。(Skocpol 1979:149)

形式主义学者的不甚重视村庄的观点,也得到其他几种研究者无意中的支持。美国学者对"帝国后期"中国政治结构的研究,多集中于国家政权和士绅阶级。庶民小农,除了在叛乱期外,都被视为纯粹被动地受国家统治和士绅领导的对象。萧公权的主要著作《中国农村:19世纪帝国政权对人民的控制》(Hsiao 1960),是运用国家、士绅这个二元分析模式的好例子。他采用的基线出自官僚制度本身所绘制的理想状态:所有乡村农户,都系统地编入以十为单位的小组,一为赋税之用(里甲制),一为治安之用(保甲制)。这样,国家官僚政权在理论上深入到自然村内,乃至每家农户。萧氏又把社会上所有领导分子等同于士绅。他写道:"说士绅是乡村组织的基石,其实并不夸张。村庄可以、也确曾在没有士绅的状态下存在;但没有士绅的村庄,很难有任何高度组织性的活动"(Hsiao 1960:317)。在这样一个以小农纯粹为被动因素的图象中,中国历代社会政治结构的变迁,主要出于国家和士绅二元之间的权力转移。在19世纪,国家正式机关的权力衰落,权力重心移向"非正式"的士绅政权。村庄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单独分析的必要。

瞿同祖(Ch'ü 1962)和张仲礼(Chang 1955)在他们很有影响的研究中,采用了大体上同一的模式。和萧公权一样,瞿同祖将所有地方社会领导层等同于士绅。在国家机关之外,他只注意政府和士绅的关系,并没有考虑到村庄自身内部的权力结构,以及它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张仲礼也和萧公权一样,强调士绅在地方社会中非公职性的领导作用,而无视村庄中可能存在着的自发的领导。

基于这些研究,孔飞力指出了"军事化"的长期趋势:它开始于18世纪末年,为镇压白莲教叛乱而在士绅领导下成立的地方团练。这个趋势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力从国家向士绅的转移(Kuhn 1970),又成为20世纪地方"自治"运动中士绅僭取更大政治权力的背景。孔氏认为,20世纪20、30年代土豪劣绅的兴起,是国家权力向士绅转移的长期过程中的一个现象。基于此,他认为这些人物的来源,是旧日的下层士绅(Kuhn 1975)。在新近的一篇论文中(Kuhn 1979),孔氏继这一分析之后,进一步讨论因国民党政府冀图将地方政府重新官僚化而引起的磨擦冲突,这同样是国家与士绅之间权力交替转移过程中的一个现象。

所有这些研究的基本假定,是自然村完全被深入基层社会的国家政权和士绅所控制,结合于上层的体系之内。这个观点,和施坚雅认为村庄完全结合于大的贸易系统的模式,是互相支持的。所以,即使事实上村庄居民一般全是庶民,没有士绅或官员,他们仍可坚持说,只需研究国家和士绅,就足以了解村落的组织和政治生活。

这个农村的图象,也得到中国史学界关于农民战争的研究的支持。在那些研究之中,农民常被描绘为一个跨越村庄、作整体性行动的"农民阶级"。当然,在农民意识形态和行为特征等一些课题上常有热烈的论争(见《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Liu 1981),但极少有学者考虑到,农民是否有可能,有时只以村庄整体成员的身份和意识作出行动。

中国关于革命史的研究,大多同样地强调阶级行动,而不考虑村民的内向闭塞性。我们从一些著作中,很少看到把村庄作为一个值得注意的单位来研究的资料。这会使我们觉得自然村共同体似乎在革命中不起任何作用,虽然在后来改造农村社会时,实际上保留了自然村这个基本单位。

有的学者曾对这个主导的阶级模式提出商榷,但他们多从宗族关系而非村庄共同体的观点出发。他们指出宗族关系常跨越阶级,而使农民组织和行动变得更加复杂(例见傅衣凌1979)。他们没有考虑到与亲族交织但不可与之等同的自然村这一单位。在这方面,他们的观点和近年西方人类学者在台湾和香港所作的研究相当接近。后者多把注意力集中于一些望族,而无视一般的村民(Watson 1982,对这些研究作了敏锐的总结)。

实体主义的观点,主要在日本学术界中得到表达。平野芳太郎是较早的一个提倡者。他认为,中国的村庄是一个具有内在权力结构、宗教组织和信仰合一的共同体。但平野氏并不是实体主义学派最理想的先锋。他在学术以外另有政治目的:在他看来,由村庄共同体组成的东亚式社会,与西方个人主义式的社会根本不同,可以视作"大东亚共荣圈"的基础。当时戒能通孝从综合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评了平野氏。他强调中国的村落是一个分散而又不平等的社会:它没有固定的分界线或公共财产。其中一家一户各自分别为自己的利益而生产。它的权力基础是阶级和暴力,而不是村民的自发支持。戒能的目的,是要提倡他自己理想中的西方的发展途径:私有财产和小农个人主义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的政治制度,形成了一个所有成员都以平等地位参与政治的真正的近代国家共同体(旗田巍1973:35-49)。戒能与平野的论争,使人联想到最近美国学术界波普金(Popkin 1979)与斯科特(Scott 1976)的论争。

实体主义学派在日本的起源尽管不理想,但村庄"共同体"的概念,后来仍在学术界起了重要的作用。抗战时期,一些日本社会科学家在中国作的实地调查,是一个得助于日本人类学研究的优良传统的调查。它搜集了相当多有关农村内部组织的具体资料。后来的学术分析,即使持形式主义或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都一致把村庄共同体问题放在讨论和研究的中心。例如清水盛光(1951)沿实体主义传统和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进一步假设闭塞的村庄是和"东方的专制主义"相互关连的。仁井田陞(1963:365-83)则主要从家族组织和阶级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农村社会。而今堀诚仁(1963:42-61)则强调各种形式的"共同体",不过是掩盖和维持阶级统治和剥削的工具。旗田巍(1973)在清楚地区别了自己的观点和平野、清水的过分夸张的分析的不同之后,提出了一些关于村庄的比较具体和综合性的分析。

 

华北的村庄

西方形式主义和日本实体主义学派关于中国村庄的看法,之所以不同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两者所依赖的实证根据不同。

西方学者多着重研究中国较先进的地区,即那些商品经济较发达,社会分化较明显,而宗族组织较高度发展的地区。因此,他们多强调村庄结合于市场系统与上层社会亲族网的一面。

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则多受战时在华北平原所作实地调查的影响。该地区农业以旱作为主,且缺乏河道运输。因此,农村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远低于长江下游和四川盆地。小农为市场生产的比率较低,为贩卖产品而上集市所花的时间也较少。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和较少的农业生产剩余,造成了一个以自耕农--即在生产关系上与外界接触较少的人--为主的社会。村庄成员的绝大部分是拥有土地的自耕农,这又意味着国家政权在村民生活中占有相对重要的地位--因自18世纪中叶起,国家赋役已经摊丁入地。国家政权渗入村庄,又促使村庄政治组织为应付国家赋税而形成。村庄之中,居民未经高度阶级分化,缺乏显要人物,又使家族的组织结构较长江下游和珠江流域地区薄弱。华北农村的宗族.一般只有少量族产(几亩祖坟地),而不会跨越村与村或村与市之间的界限。这样的家族结构,加强了村庄的内向性。

在现存的西方形式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之中,我们首先需要把实体主义形象中商品化程度较低而比较内向的村庄,重行纳入我们注意的课题之中。美国裴宜理最近的研究(Perry 1980:152-207)说明,华北平原20世纪20年代的红枪会是一个以个别农村为基础的村庄自卫性运动,是一个以自耕农为主要社会基础,为防御盗贼、反抗国家苛捐杂税,在抗战期间又成为抵抗侵略者的村庄武装组织。刘少奇1938年在总结华北抗战经验的一个报告中,曾清楚地指出这种组织的性质。根据他的报告,红枪会、天门会、联庄会等等都是"单纯的武装自卫组织","对一切问题都是从本身利益出发,谁去骚扰掠夺他们,他们就反对谁",而不会"积极出来反日、打土匪、打游击等"(刘少奇1938:51)。施坚雅本人,似乎既考虑到红枪会这类现象,又为了纠正自己过分夸张了的"基层市场共同体",在1971年提出了一个同时考虑到闭塞分散的和与外界相结合的村庄的模式。在那个分析中,一个自然村会伴随朝代的盛衰而经历周期性的"开"与"闭"(Skinner 1971)。

为了探讨村庄组织与其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本书采用了30年代日本社会科学家在冀-鲁西北平原所搜集的关于33个村落的实地调查资料。据此,我把这些地区的自然村分为7个类型。区别高度商业化、商业化程度较低和中等商业化的村庄(细节见第二章和附录),有高度发达手工业的村庄、市郊村庄、作为移徙东北佣工工人家乡的村庄,以及严重遭受军队蹂躏的村庄。20世纪变化不大的村庄,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可以用来了解清代自然村的基线。

至于清代的村庄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本书用19世纪一个县政府的档案资料,来探讨当时税收情况和国家对村庄权力的限度。30年代,关于各村如何针对现代国家机器企图进一步控制农村而采取的措施的口述资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清代的情况。本书将试图证明清代华北的村庄,在政治上和社会关系上,均比我们过去想像的要闭塞得多。

 

20世纪的变化

清楚地了解19世纪村庄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明了20世纪的变化。美国魏斐德(Wakeman 1966)、孔飞力(Kuhn 1970)和周锡瑞(Esherick 1976)的著作,说明了近代地方士绅权力扩张的事实:先是通过对付农民起义的"军事化",继而通过士绅领导的地方"自治"和改良运动,把权力扩展开来。同时,美国刘广京(Liu 1978)和麦金农(MacKinnon 1980)指出,国家机器试图把地方政权重新官僚化,以扭转士绅领导下的军事化和地方"自治"的趋势。欧内斯特·扬(Young 1977)则说明这两种趋势的同时扩张,导致了地方分权与中央再度集权的交替呈现,军事化和地方议会与正规政府的官僚化相互交错的复杂局面。

上述两种矛盾趋势,以及学者们之间的分歧,使我们忽视了20世纪农村与国家政权之间关系的变化。在西欧,国家权力渗入农村是从政权分封的封建时代向近代中央集权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研究欧洲史的学者已十分清楚地指出这两个过程,把它们合称为"近代国家机器的形成"(Tilly 1975a,b)。但研究中国的学者的注意力,则被吸引到更加惹人注目的一些课题里面去了:在帝国主义入侵下部分主权的丧失,王朝政权的衰落和崩溃,以及军阀割据。此外,因为我们主观上习惯赋予中国古代王朝政权以现代的特征(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唐代以来的科举制度,这在西方则是进入近世之后才出现的),而民国政府现代化的程度又远远不如当时的西方政府,清代与民国国家机器之不同,遂显得模糊不清。

本书在村级资料的基础上,试图描述20世纪自然村与国家政权之间关系的演变情况。在此,我愿再度强调赋税这一村庄和国家之间的主要交叉点。20世纪地方政府权力的扩张,并对乡村的渗入和榨取,都超越清代的国家机器。

20世纪村庄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止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也受到村庄内部结构的影响。本书将指出,伴随半无产化过程而来的是紧密内聚村庄的日益松散化。自耕农之转化为部分或完全脱离土地所有、每年以部分时间外出佣工的贫农,意味着许多村民与村庄整体关系的逐渐松弛,以及紧密村庄向较松散的社团的转化。在20世纪频繁的天灾人祸摧残之下,更多的自然村日趋松散。

半无产化与官僚化两个过程的交接,导致了村庄与国家之间新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村级政府--村庄内在权力组织与外来政权的主要交叉点--尤其显而易见。有的地方出现了"土豪劣绅"和"恶霸"(后者是北方较通用的称谓)的滥用权力、蹂躏村庄。也就是当时毛泽东(1927)、费孝通(1948)和丁玲(1949)等人都曾注意到的问题。这种村政权的兴起,正是本书所探讨的农业内卷化和伴随商业性农业而来的阶级分化,怎样影响自然村及其与国家关系的明显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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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载于《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第一章,第1-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二版,2000;第二次印刷,2006)。英文原作Philip C. C. Huang,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 西方经济学家常以美国家庭农场来说明一个近乎纯粹的资本主义企业(例见Mansfield 1980)。小生产者的大批存在,造成一个在公开市场上比较理想的自由竞争局面(区别于汽车生产中少数制造商控制市场的情况)。一个种植小麦的农场主所作的生产抉择,可以充分说明价格和供求之间的关系。他如何最合理地分配土地、劳力和资本的不同比例,则可以说明如何将有限的资源作最适度的运用,以尽量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

[2] 波普金考虑到小农农业中的冒险因素,试图改进舒尔茨的分析。在这方面,波氏采用了米尔顿·弗里德曼(Friedman 1948)对风险条件下消费者的抉择原理的经典分析(这套理论提出"效用的极大化",包括有计划的"赌博"和"保险")。波普金还借用了迈克尔·利普顿(Lipton 1968)的在以生存为首要条件的"理性"经济行为的分析。在批评斯科特(Scott 1976,见下文)时,波氏也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他的观点基本上和舒尔茨相同。

[3] 我们如在图上以垂直轴线代表产量,水平轴线代表投入的劳力,"内卷"的现象出现于显示产量与劳力之间的关系的曲线开始向右伸平之后,即劳动力边际产量开始递减之后。

[4] 形式经济学习惯以"土地、劳动、资本"三个概念来划分一个企业的生产因素。在传统农业中,"资本"指的是耕畜、农具、肥料、水利等设施。

[5] 资本主义萌芽论虽然仍是今日国内明清经济史学界的主导分析课题(南京大学编1980:2附有截止到1979年的218篇属于这个学派的论文目录),然而近几年出版了一些不同观点的著作。尤其在两本主要著述(胡如雷1979;傅筑夫1980)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中国和西方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上差别的深入分析。胡如雷认为,关键在于中国的"封建地主制"与西欧的"封建领主制"之间的区别。在欧洲的封建庄园内,经济权和军事、政治、司法权融合为一;领主行使这一系列所有的权力。因此,领主制的国家政权体制,是一个主权分封的体制。反之,在中国的地主制中,政权和经济权通过土地私有和频繁买卖而分离。中央集权制因此有可能兴起。地主制与中央集权体系相互关连,而形成一个必须区别于领主制的政治经济体系。胡氏的分析有助于理解中、西方前近代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差别,也可推及于它们在近代不同的演变道路。

傅筑夫指出领主制和地主制之间的另一个差别。在基于农奴制的领主制下,庄园主必须照顾劳动者的生计和再生产,不然,领主经济本身的根基会遭到破坏。但中国的地主没有这种限制,他可以相应供求关系而求取土地租佃的市场所允许的最高利润(傅筑夫1980:9-lO,201-2)。傅氏虽然并未讨论人口问题,但这种规律显然在人口压力加上社会分化压力时最为严酷。在那种情况下,一个无法维持生计的佃户,可由另一佃户取代。地主制可以成为一个把贫穷佃户压至生存边缘以下的制度。

[6] 我在此书英文原稿付印之后,才收到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的新作:《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无论在资料上还是分析上,此书无疑是近三十多年来国内资本主义萌芽传统学术讨论中,关于农业的分量最重、内容也最成熟的论著。虽然,此书仍基本未涉及人口增长所起的作用。我这本书,尤其是第五、六两章,未能参考、纳入李文治等的最新研究成果,深感遗憾。

[7] 中国学者的研究仍未能超越经济研究所的李文治和章有义在50年代发表的资料集。那三卷资料集是任何研究此问题的人所必备的参考书。但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尚未问世。

[8] 卜凯(Buck 1937a:12)指出一英亩土地可产六七倍于所产牛奶的作物。

[9] 这个数字没有把休耕年份计算在内。

[10] 在这一点上,艾尔温和舒尔茨都重申了卜凯的意见。卜氏在其书的序言中明确地申明,他反对社会革命和集体化,提倡以控制人口和改善市场及技术的措施来应付中国农村的危机(Buck 1937a:21-22;1930:159-66)。与卜凯同时代的美国乡村社会学家,也曾同样地论说美国式家庭农作比苏联式集体化农作优越(索罗金与齐默曼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特别见Sorokin and Zimmerman 1929:625-8)。

[11] 艾氏的见解当然不是上述一类分析所能提出的唯一的结论。例如,珀金斯(Perkins 1967)在对比十九世纪中国和日本时,论说日本的发展主要得力于国家所起的作用。与其说晚清政府阻碍了经济发展,不如说它没有像明治政府那样促进经济发展。

[12] 这个宏观分析的最佳总结,当然是马克思本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前言(Marx 1968:182-3)。

[13] 艾氏虽然在正文的讨论中,承认剩余的存在(Elvin 1973:285-316),他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图解(页313),指明人口压力耗费了必要消费以上的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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