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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前言:公共关系与公共规则

作者 张静 发表 2006年03月01日 16:00:00   文章访问量  4604

 

针对性及背景

社会政治竞争与经济竞争

分析视角

相关问题

现代性规则的社会形成

公共权威的确立

分析理念

公共性

       非个人关系

资料来源

 

 

针对性及背景

本文集内容涉及乡村土地、人事、精英角色、集体行为及社会关系等方面。我特别关切的主题是,有关乡村公共事务的组织、角色、行为、规则和冲突的性质。我认为,它们能够展示乡村社会关系的状况,对于研究者理解乡村制度变迁的社会结构条件、推进和限制它的各种影响因素、以及它的发展能力和方向颇有帮助。延续《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的研究,我把上述讨论放在多年来学界使用的一个分析框架--国家政权建设--之下,并试图发现,与这一过程相关的公共关系、公共规则、公共权威角色、以及公务行为标准(这些方面,都是理想类型的现代公共政权建设)在乡村的存在基础。

西方近代以来比较有影响的学者、特别是研究中国基层社会秩序和变迁的学者,大都接受一个主流性的观点,他们使用"国家政权建设"来观察基层秩序、特别是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并倾向于认为,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国家政权深入基层的结果。这一"深入"过程改变了基层社会原有的整合规则,重新组织化了基层社会秩序。很多学者都曾以不同的方式指出,由于近代国家强化自身权力、向基层吸取资源过程的推进,使基层社会关系发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化,它改变了社会中不同集团的角色关系和行动机会,破坏了传统上以地方精英为中心的社会整合秩序。

应当说,这一认识对现代中国基层社会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在社会研究的解释方面,这种影响体现在,对于国家力量、特别是国家政权的层层行政系统之管治力量,对于乡村基层的规范作用给予了特别关注,它甚至成为一个主导性的研究视角和思维路径。这是本集系列论文针对的主要理论背景。

我提出的问题是:这种视角是否限制了我们对乡村社会的丰富认识?实际上,在反思上述视角的时候,有一系列问题还没有清楚界定,比如,什么是国家政权建设?它的内涵是什么?什么是现代公共政权建设?在当权者(person who has power)和公务人员(civil servant)之间,具有什么样的角色、行为及工作准则差别?还比如,乡村精英对于地方基层社会的管治规则是否和现代国家行政管治规则一致?乡村精英对国家中心的认同、对国家赋予其角色的认同是怎样的?他们和国家建制的关系性质怎样?他们对于国家体制现代转型具有什么影响?他们致力于将地方社会整合进国家统一的行政管治系统,还是分离它们、从而建立相对"独立"并能自我控制的地方共同体?这些问题的提出并探索,可能对精英的基本作用(并非动机)--是构建统一的国家公共管治体制,因而巩固村(公)民的对统一权威中心的归属,还是构建乡村地方单位,因而巩固村民的共同体归属--进行辨别。最后,现代公共政权延伸需要的社会结构基础--现代公共关系在乡村基层是否确立?它们是什么样的关系?和传统社会庇护关系的差别是什么?特别是村民对于处理公共事务(issue)的观念和行为是怎样的?涉及乡村公共事务的财富资源分配、或竞争方式及规则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是后面七篇论文的焦点讨论所在。

    上述所有问题的中心主线是乡村公共性社会关系的性质。在我的认识中,确立公共性社会关系是现代公共政权建设的社会基础。公共政权"建设"的是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的公共机构,提供的是公共服务,解决的是涉及公共(共享)需要的问题,处理的公务事务和公民的关系。因此,在社会成员中确立公民(身份)、公共关系(公民之关联、公民与公共组织之关联)、以及公共规则,是公共政权建设的重要任务。它是现代社会关系的一种形式,也是宪政关系形成的基本结构条件。我把"公共规则"看成是一系列相关的权利义务界定,它们约束着不当行为和因此产生的社会对抗,以增加或减少成本的方式影响着利益竞争,并防止这些竞争产生危害。从规范的角度说,公共角色的行为应当符合一些公认的准则,但每一种社会都历史地形成了自己的公共关系和规则,它们可以是文本--合约状态的,也可以是合意--文化状态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公共关系及其行为可以找到文字根据,在后一种情况下,虽然没有文字根据,但一些行为仍然被认定为违背了社会公认的规矩,继而遭到排斥。这说明,一些行为的公认性设定虽未写明,但却是不言自明的,它已经以合意的形式在人们心目中存在。我希望认识这些规则在乡村中的实际和历史存在,并与我心目中的规范性存在进行比较性讨论。

    公共关系和公共规则在中文中一般被用来讨论宏观的治理关系,例如国家宪法、政府机构、法院建制、代表会议等、属于国家或公民社会各种组织之间的关系。而我尝试把它用于观察基层行为,原因是我确信,社会关系的宏观和微观状态具有某种相似性。公共关系以及公共行为规则,虽然更多的和公共身份(比如干部角色)有关,但它的基本原则、价值的产生和社会评价密切相关,社会行为中生发的需要和认同,是公共关系得以在微观或宏观层次确立的基础。这就是说,生存秩序的基本原则来源于社会实践,而不是精英论述或模仿的文本。我的另一个理由是,无论是微观还是宏观层次的社会关系,都具有某种共同的特征,规范行动者基本关系的原则怎样发展,部分地取决于这些共同特征的影响。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主题上,社会认同都是条文能够生效的根本,如果社会实践不那么需要一类基本规则,不那么支持这些规则权威性地发挥作用,不那么依赖公共机构监督这些规则的实现,规则就没有"公认"的社会基础,那么条文也等于不存在。故,社会规则的强制性深深地扎根在社会承认中。这是我为什么更愿意从基层社会的实际案例认识公共关系和规则的原因。

 

社会政治竞争与经济竞争

    公共关系和公共规则之所以重要,原因是它们与社会竞争和冲突有关。社会成员对资源--权力、财富、机会、地位的追求充满竞争,而公共关系和规则规范着这些竞争。这里,公共组织和角色的权力作为一种控制工具,可以影响其他社会资源──诸如机会、实物资产、财富、服务和忠诚的分配。由于力量对比的不同,权利在不同人中的分布经常发生变化,于是人们不断地采取行动增加权利、或抵抗权利消失,以防止利益受到损害,这就是社会冲突发生的原因。

    无论在政治或经济学研究中,都有一种主流性的看法,认为自由竞争不仅有助于一种均衡状态出现(因为竞争能破除垄断,促进资源的广泛分布),而且对于社会财富的最大化积累也是有益的(因为经济竞争刺激了生产,向社会提供了更多的产品)。根据这个看法,社会竞争刺激权力分化,并且导致权力分布的平衡趋向,因而公共大众获得了权益,这符合"帕雷托改善"的要求。但如果竞争的内容是影响力或控制权,我们是否那么确信,这种竞争(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助于权利的合理分布,并必然能创造具有"普遍效益"的公共产品──比如权利保障、安全、服务、公正规则和稳定(均衡)性呢?

对于这个问题,即使是在经济方面,恐怕也很难给出肯定的结论,否则我们没有办法理解,产权保护原则的历史演变──它从单方面保护私人对其财产的绝对支配权,逐步发展到保护有益于公共(分享)利益的私人产权。即,在私人产权纠纷发生时,法院要求产权人证明,他的要求不仅符合自己的产权利益,同时也符合更多产权人可以共享的公益要求。[1]人类法律史演进中的确出现过这样的变化。[2]

法律史学者指出:这种变化的实质,是排除财产权的垄断,加强资源占有和使用方面的竞争机制(季卫东,1999,页367)。我愿意再加上一个补充:上述变化中判决"标准"的变化是关键性的──判断谁更具有竞争能力的标准,在于证明其产权创造的公共受益范围大于它者。这一标准显然在确立个人权益符合或增进公共(共享)权益的原则,受到这一新原则保护的产权人,其胜诉的理由不在于他的原始产权地位,而在于他(的私人财产权要求)创造了更大的共享(公益)价值。这种原则在要求,当人们在增进其私人利益的同时,必须使更多的人从这种私益行为中获得利益,即扩展公共共享的利益。这一点,随着法院的判例变化,逐渐被定义成更具正面竞争性价值的行为。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竞争都具有正面的价值,而产权制度的进展方向,就是不断避免"保护"具有负面价值的竞争行为。

我们看到,产权保护原则的这种变化,在于追求让更多的社会成员受益、进而促进私益与公益的相容或互利。这意味着社会规则的"公共性"进展。这种进展通过法院的判决得到肯定并产生约束性,说明了如果没有约束性安排,即公共同意的规则,即使在经济领域,也不是所有的竞争都有助于均衡、或社会财富最大化之"帕雷托改善"的。产权保护原则的变化事实上反映了,它在力图约束不具有"帕雷拖改善"价值的个人或集团竞争,从而将对个人产权的保护引导至有利于公共受益、即更多的个人能够分享受益的方向。

这种公共共享规则,中立于任何特别权,区别于服务任何专门团体,我以为,是现代公共秩序得以存在的缘由。处理公共问题的规则只有符合这一原则,才能获得公意的基础。现代公共组织,比如国家以及公务人员的各级行政系统,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获得权威来源。但现实中,我们并不能假定所有公共组织自然效仿这一原则建立。布坎南在1998和1999年的研究中证明,任何权势集团、即使多数选举产生的权势集团,在财政政策方面几乎都倾向于进行直接转移支付──即保护本集团的利益,增加他们支持者的收益。布坎南发现,对所有相关的社会成员来说,这种保护的直接效果是,产生不公平并酝酿进一步的冲突:"人们尽量保持在收益集团内的身份,寻租活动的规模很大,但它并没有创造具有普遍效益的公共产品"(布坎南,1999)[3]。在布坎南看来,这可以定义为资源的耗散活动,因而是浪费性活动。这项研究帮助我们认识到,社会竞争的成功者掌握控制权后,不必然创造"公共产品",虽然社会竞争活动常常为部分行动者带来利益,但是以"是否创造具有普遍效益的公共产品"来衡量,一些公务活动不能达到这项标准,它的基本作用完全可能是损害公共利益的。

经济学的一般探究方法假定,无论在其市场活动中还是在政治活动中,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要求个体牺牲其他个体以增强它自己的效用。这种方法把政治活动看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交换,就象在市场关系中一样,期望这种政治关系使所有各方面都互有收获......,即,所有参与者的"权力"(利益)都得到增强,......对各方都有利。这种效用如果用经济分析方法表示,按照抽象的理解,政治过程可以解释为一种正和博弈(a positive-sum game)。但与此不同,权力最大化分析法认为,这可能是一个零和博弈,......一个人控制着另一个人的行动或行为权力,就这两个人来说,权力不可能同时得到增加,相互都从交易中得到收益乃是不可能的事(布坎南,2001:页25)。[4] 

这就需要理解经济竞争和社会政治竞争的不同:它们竞争不同的东西。经济竞争中双方交易的东西不同,一方要货币,一方要产品,通过竞争产生的合约,可以让双方和得其所,不满意则放弃合作。故一个成功的竞争交易可能使双方都获得利益。社会政治竞争双方要的是同一种东西:控制权力和再分配权力。有时,通过定义新权利和身份创造,社会政治竞争确实能够导致普遍权力增强的事实,但经验告诉我们,在很多时候,情况并非如此。社会政治活动的产品,是确定谁有权生产、拥有、分享和分配社会财富,一些控制权的改变可以通过经济行为--市场购买的竞争获得,但条件是必须允许这样的行为发生。这里,"允许"的存在或改变,毫无疑问,影响着经济控制权的变化,而"允许"什么或不"允许"什么,往往是社会政治行为的后果。因此我们可以说,大部分"允许"的改变是通过社会政治行为、而不是经济行为完成的。[5]而所有这些活动都意味着公共规则的再界定、或再阐释。

社会政治竞争既能够分散权力,也能够集中或垄断权力。如果这两种竞争确实存在着上述差异,那么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去观察,同样的问题仍然有意义:利益竞争和获益,是否也存在着(与经济学意义上)同样的递进关系?社会中不同人群基于利益对于控制权(和再分配权)的竞争活动,在什么条件下会促进权力的分化性分布?在什么情况下,它会形成并非少数或多数控制的公共合约--规则安排、从而使所有的人都能受益于这种安排?换句话说,社会中的利益竞争活动,是否能通过建立公共规则的方式自动创造社会平衡和秩序?它能够超越集团权益、创造出权力的多元分布或力量的"均衡"──从而使普遍受益的公共产品增加吗?    

如果布坎南观察的正确,我们就无法相信这一点确实能够发生。观察社会政治和经济行为的分别,可以发现,它们的基本不同在于,在社会政治行为中,个人性和公共性并不象经济行为那样是自然相连的。追求个人财富的经济行为,具有能够扩展公共需求和财富的后果,一个市场中的失败者,可以继续享用社会财富和公共产品。但追求个人或集团影响力的社会政治行为,后果上却未必能够建立一个公共分享权力的秩序,如果是一个政治上失败的群体,多数情况下都会丧失对财富及其配置的参与和支配权。社会政治竞争要谋求公众的支持,但公众是分布在冲突性集团中的,超越于这些集团权力、利益之上的公共性与集团控制权利益是相悖的。换句话说,权力虽然可以竞争,但它没有成为公共分享的资源,而是成为被胜利者垄断控制的排它性资源。这是社会政治竞争中经常发生的事实。

    问题的要害,我以为是规则的公共性,即规则无涉于个别、专门利益的中立性质。而推行公共性规则,正是现代公共组织的特征。公共规则的基本内涵,就是权力从个别人或个别集团的垄断中过渡到公共控制,参与并分享权力的人具有公共特征-他们的范围扩大、人数众多、身份各异、具有多元代表性;权力的控制程序经过公共同意,即建立在公共合约的基础上;它提供公共产品,包括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财产、保障公共秩序、维护规则的公共性-普遍主义规则;供职人员的公务员身份;财政来源于公共税收等等。很明显,公共权威是一个独特的机构,其独特性在于,它与政治行为的双面联系:一方面,公共权威必定经过社会竞争行动产生,因此需要有强大的社会支持方可能成立。另一方面,其服务对象和代表性又必须超越于特定的利益群体范围,成为一个中立于不同利益竞争的"中间"机构。前者要求它有相当的利益代表性,后者需要它超越于任何特别的利益代表身份,而把自己的立脚点放到"公共" 的位置上。

因此,公共权威专职于履行公共责任,不从事利益竞争行动,它不是根据某一个集团利益制定规则,而是根据不同利益的平衡来制定规则。它维护的不是某一些人的权益,而是每个人-公众的权益,它也不是只为某些人服务,而是为每个人──公众服务。虽然公共权威通过利益竞争过程产生,但由于它的独特位置和角色的规范作用,使其超越专门或独特利益,成为公共利益的保护者。这一中立性的组织化过程,将公共政权放置于非政治化的公务行政服务位置上,它的存在使利益冲突成为可规范的文明秩序。这一结构的存在,在我看来,是社会既有竞争(活力)、又具稳定性的基础。

 

分析视角

不同社会的秩序构成不同,它们都存在着某些惯例(routines)规范着利益竞争活动的"产出",这些惯例没有成为文本,但却是行为导向的指南,我们需要从社会活动的实践中认识它们。因而在这组论文中,我的写作重点在,通过乡村基层的实例观察它们特有的"公共"规则之性质。我曾经在《利益组织化单位》中讨论了(城市社会)利益组织化的"Unit"问题。[6]在那一研究中,根据1995年以前一个国营企业的案例,我试图说明:在中国城市地区,利益组织化的单位 (unit) 主要不是身份群体或社团,而是人们所在的工作机构。这一研究关注的是基层社会利益集合与分隔的样式,目的在于认识它的后果--比如,对于社会政治活动的压力进入公共领域的影响,对于公民参与行为的影响等等。[7]由于材料的关系,那一研究没有讨论乡村社会,但我一直希望了解的问题是,相对于制度化程度较高的城市社会,乡村社会这方面的情景怎么样?后面的这些论文,应当说继续了上述主题,但有几项重要不同。

首先,前者讨论的是城市社会,而这组论文使用的资料来自乡村,主要是华北两个地区和少量山东材料。由于城市和乡村社会成员的身份、所在组织、乃至与之相联系的一系列权利义务差异,我们无法贸然把他们看成是同质性社会,虽然它们在很多方面存在着相似。事实上,我是假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连结方式具有各自的特征,所以需要分别处理。

其次,本研究的分析单位不同于前者。在前一项研究中,我注意的是社会成员增进他们利益的行为怎样在局部整体化,所以单位集团性活动在分析中是行为主体,个体在其中既没有重要的地位,也不是我的关注重心,它们只是作为集体中的成员在活动。"集体中的成员"视角重点在观察团体而不在个体。在本研究中我更重视个体行为,但不是和公共事务无关的个人行为。社会成员一方面是千差万别的个人,另一方面,又是与其他个人分享共同特征的个体。个人不同于个体,原因是在研究的分类上,前者被看成是独特的实体单位,而后者则是具有普遍特征的实体单位。个人在行动,但形成的规则如果具有公共性,就必须是以个体的一般性需求为基础,即以不同个体的共同需要、亦能够共同分享的东西为基础。可以说,以个体需要为基础、但又具备共享性的东西--此乃公共性--是我关心的对象。在乡村,这类公共事务通常涉及到财税、资产和人事配置等几个重要方面,它们与每个个体的利益相关。所以,我把它作为观察权利分布和社会关系结构的重要证据。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不同在于,这本书关心的若干问题,比《利益组织化单位》更进一步。它的主题不再是利益组织化的"单位",而是这种组织化的利益行为对于社会公共规则发生的影响,尤其是对于这些规则的现代转型发生的影响。这里所说的"规则"指的是,人们行为实际上遵循的东西,不论他们是否承认或认识到,这些规则是正在发挥作用( working)的东西。规则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但不一定都是成文法律,尤其是在乡村社会。所以社会规则可以以文字或非文字的方式存在。这里所说的"现代"指的是,规则具有的中立(非集团利益)性,普遍主义(非个人/特殊主义)原则性、标准性(非随意可变的弹性)、公开(非私下)性和公共(非专用)性质。

现代性的另一个方面是理性,我们无法回避这一点,虽然它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在一般的意义上,利益冲突是社会规则产生的条件。人们需要设法解决这些冲突,并延续使用前一次解决的方法(规则),以避免再次可能发生的同类冲突。所以,规则可以看作是人类基于理性考虑--反思过去,避免未来损害--而对自身行为进行约束的发明。毫无疑问,这种约束需要理性能力,因而它同理性活动达到的水平有关。这种理性"水平",不仅意味着人们对自我的社会行为进行约束的力量,它还意味着人们能够通过想象预期和后果来处理当前行为,并学会利用抽象的表述--对于正当性权利的界定--来调整社会行为之预期和后果的力量。这样,规则就成为行为的标准界限,这一点可以有助于理解,为何在理性社会里规则是重要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规则的性质。不同社会的差别不在于有没有规则,而在于规则是什么样的,即它的基础性原则是什么,这些原则是否具有广泛共识,是规则发挥效用的关键。

我把上述方面看成是现代公共规则的基本原则,我用它们作为本研究分析的参考系统。因而规范和事实的比较是我的基本分析视角。在处理乡村资料时我强烈意识到,利益政治行为和现代的公共规则之原则之间存在着紧张,它们在结果上构成两类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秩序。我认为,如果我们关心宪政规则构成的条件,无论在宏观或微观的意义上,这些紧张都是值得重视的社会现象。说它们是"紧张"的,意味着我的分析视角是"规范主义"的。根据莱昂. 狄骥的分类,[8]规范主义与功能主义是主宰公共法规思想的两种基本分析风格。这两种对立风格的思想类型"几乎完全无法在基础性问题上形成共识"。这些分歧的根源在于对公共规则性质的不同认识,它可能归结为一些根本性问题的差异--对人性,人类社会和政府的不同理解:

 

 

规范主义

功能主义

信念:分权,政府服从法律

信念:法律是政府机器的组成部分,工具

主义的社会政策路径

重点:关注法律的裁判和控制功能,

规则导向和概念化属性

重点:关注法律的规制和便利功能,注重

法律的意图和目标

理论基础:自由主义,保守主义

理论基础:进化式变迁

 

 

显然,规范主义的分析视角是"理想类型"式的。它的特点是,运用已经抽象化、一般化的规范原则作为分析标准,以分辨实际行为的性质和类别。这种立场的哲学根基,是人类的理性反思能力--它能够认识自身行为,并将这种认识的成果--知识--运用于未来的行为,因此人类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9]认识自身需要把人类自己区分为"此"和"彼"两个方面,并使他们有所不同,这样,"彼"(原则规则)才可能超越于"此"(实体利益),并引导"此"的变化。用黑格尔的话说,这反映了世俗世界与精神世界、历史过程与思想过程的区分和统一。很明显,规范主义的思想方法相信理念的作用,相信人类的观念、或主体性认识的发展,使得普遍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运动,强化着关于人类一致性的信仰。这样的立场假定理念高于现实,而且理念可以创造或约束现实。理念帮助人类形成一系列思想规范,"人类借助这些规范审视人类自身的历程,历史从此不再是纯粹时间的积累,而是呈现出有因果联系的历时性运动,而人们的活动呈现出相互关联的共时性运动(胡卫清,2000:页10)。[10]这些精神运动使人类的历史开始发生变化,使人类从分散孤立的状态中摆脱出来,他能够通过学习、比较和交流这样的精神活动改变自己的历史。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确立规则(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才可能运用制度或程序改善社会秩序。因为这些制度反映了人们对于一般价值和美德的认识。因此,无知将毁坏秩序,利益将腐败原则。"如果不受某些普遍的、不可更改的原则的限制,人类的偏心和偏见会很快使世界陷入混乱" (海耶克,2001:页562-563)。[11]换句话说,人类对于自己的控制方式演进,和精神运动的发展有关,和他们对于理想彼岸的构造和追求有关。

    规范主义的分析视角要求将价值和具体利益进行区分,并让制度规则建立在这种区分基础之上,以防止专门利益和是非信念取代社会规则的威信。我坚信,社会规则"并不是从具体的个人、或公众因享用任何具体物品获得任何功利或好处中推导出来的,......公正女神作出的决定,决不考虑其结果对具体的个人是否恰当,而是以更普遍的眼光指导自己"(海耶克,同上)。公共的社会规则是从更普遍的原则、或者说,是从广泛分享的个体收益(超越于具体的个人利益)推导出来的。公共规则处理的是利益冲突,但这种处理遵循的原则却在现实利益之外,在人类精神所可能达到的最高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理解,休谟在"普遍的抽象规则"和"公众的具体目标"之间所做的区分。

 

相关问题

本集关心的其他问题还有:

#现代性规则的社会形成

    在我看来,社会公共规则并不仅指一套规则文本、并在形式上公布实施,有了这样的文本并成立实施机构,并不一定是接近现代性标准的标志。作为研究者,我更感兴趣的问题在它之前:这些文本规则是怎样在社会实践中生发出来的?它们怎样成为人们实践的追求,从而在人的努力下,最终发展成为行事规则?我以为,规则的内在化──成为人们追求的价值,并不在文本制定或机构成立之后,而是在它之前。如果文本反映了人们想要的东西,它就坚不可摧,因为无法把人们心中的规则拿走。显然,规则文本只是规则的外部形式,它描述了人们的实践规则,文本才有社会基础。我支持这样的说法:"宪政不是一部成文宪法,理解宪政的更恰当的方式是将宪法视为一整套牢固的惯例";......"对宪政文化来说,......即使有一部这样的成文宪法,也是不够的。因此,宪政主义的背景是宪政建设需要关注的最深刻的问题" (弗雷德·夏尔,2001)。[12]

一些学者曾经从文化和精神的角度关注这一主题。他们倾向于认为,在传统中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实践(规则)。昂格尔写道:

 

"与社会规则最为接近的"礼",在观察上仅是一种与等级紧密相关的行为标准,它根据个人相对的社会地位支配人们之间的关系。礼是习惯性的行为模式,它在期待一个特定行为时,在如何行为和应当如何行为的认识之间缺乏严格界限。因此,礼是因地、因人制宜而不是超越性的、普遍抽象的行为标准,它只适用于高度具体的情况,对它的理解、规定和服从都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关系,因而礼缺乏实在性规则的性质。礼不是人们制定的,而是社会活生生的、自发形成的秩序,是一种人虽有能力破坏但却无力创造的秩序。那种关于秩序创造,即由人确立、能够被人所批评和改变的关系体系和社会秩序概念,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控制社会生活基本结构的概念,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来说,是奇怪陌生的东西。......(传统中国)几乎完全依赖于相互作用的法律,而不知道还有其他形式的法律存在"(昂格尔,1994[1976]:84-86)。[13]

 

在昂格尔的分类中,相互作用式的自然生存规则与建立在抽象原则基础上、可以被批评改变的、由人确立的规则,造就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秩序。前者是可以因地、因人置宜的规则,在实然和应然的认识之间缺乏严格的界限,而后者则是超越、普遍的规则,为行为确立严格的应当(正当)标准。如果这种超越性的、普遍性的规则体系是一种现代性发展,那么这样的发展是如何生成的?是否是,原因在于社会条件中的集团多元主义、自然法理论及其超越性的道德(宗教)基础(昂格尔,1976,)[14]的发展?是否是,宪制精神--一种取得了主体性自由的精神旨向--的发展?黑格尔提到,(在中国)"宪制精神即是家庭精神,(在其中)......我们无从发现主体性的成分"。......"主体性者,即个人意志的自己反思,因而能够与实体性形成对峙的东西";"精神尚未取得主体性,所以在表面上依旧未摆脱天然的情景,外在的、内部的、法律的、道德的仍未分别清楚──它们还是一种未经区分的单一体──宗教和国家亦然如此"。[15]因此,礼不是奠基于个人权利、并由个体共同制定的东西,而是先王、圣人们制定用以防乱的,这不可能是一种政治上自律的宪制(石元康,2000:76-80)。

这些研究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它帮助我们注意到和宏观文化有关的观念背景。但这些研究的引路问题,基本是韦伯式提问:中国社会为何、以及怎样与西方社会不同,而不是,中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为何这样。同时,这些研究所依赖的材料,多不是当下社会的行为经验,而是历史文字和记载。这些资料提供了一个经过文化精英复述和整理的"社会和文化事实",引导上述研究倾向于进行文化不同的解释。但我很想把提问从"为何不是那样",变成"它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上去。这种提问方式,仍然把西方和中国作为不同的事实案例,但处理的标准并不是任何一方的。虽然我们的分析中需要使用双方都可明了的概念,但它们只是分析工具,并没有以其中那个一方为标准引导我们的问题。换句话说,我试图避免以某一方为标准处理另一方。我不希望停留在文化差异论上,原因是想知道,文化差异论怎样解释,在几百年前的西方社会,也曾经流行着不同于现在的社会规则--权威等级、裙带关系、特殊主义、庇护网络、村社共同体税制等等(Gordon S.Wood,1997;Donna Bohanan,2001),[16]而时至今日,这些规则已经大大改变,换句话说,这些社会规则已经被现代性规则所约束,这是不是文化发生了变化的结果?如果文化解释可以成立,那么一个基本文化未变的社会几乎无法发生社会关系和规则的变化,但事实上我们不仅发现,这种规则变化在不同的地方发生,我们还能在不同文化的社会中,发现对公正、平等、自由、独立、公开等价值的追求。

 

# 公共权威的来源

构建公共权威,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现代国家对暴力和税收的垄断性加强,上述原本是私人控制的权力过渡到现代公共组织--国家控制。在现代社会,国家对这一过程的影响莫过于科层体制的建立,在推行结构集中化的过程中,通过完成公务管理中行为标准的统一化,国家增强了自己的权威。它成功地将人们的身份认同,从对各种地方体制的归属中转移向国家。科层制的主要作用是把政治活动和公务活动适当区分,让其中的成员根据各自的角色原则去行为。根据Ezra F. Vogel的说法,二者角色的不同大致可从以下方面得到体现:

 

 

政治活动者

行政公务人员

竞争支配权,权力操控者

中立于政治竞争和政治议题辩论

依赖支持者存在

晋升和任命依据普遍主义原则,资格和技能

某种利益人群代表者

公共利益的服务者

组织化动员群体意见

面向所有公民个体有效履行公务责任

影响力不断变化:上升或下降

工作于稳定的专门领域中

影响力扩大目标

理性、效率目标[17]

 

 

根据这种分类,一切和公务人员相关的工作原则、行为规则、程序范例,以及他们的工作机构统称为科层体系,而它明显不同于政治体系中的角色。很明显,科层体系是公务机关现代转型的结果,它保证了政治变动的活力和公务服务的稳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韦伯将科层制发展的制度化看成是社会现代化的必须方向。[18]根据N.P.Mouzelis的定义,现代科层体系须满足下列特征:

 

(1)高度的分殊化

(2)分层次的权威结构,其中各自责任领域是被限定的

(3)组织中成员的非个人关系

(4)成员基于资格、技能和知识更替

(5)在收入和财富方面,将个人和公共的进行区分[19]

 

科层体系的建立表徵不仅仅在机构设施,更主要的是行为原则和规范,其基本区别在是公共的、有统一标准的,还是个人可以随时定义的、富有弹性的。公共权威的确立意味着,公共利益和专门利益的转换和协调被高度制度化:合理、效率、公开、不逊私情的标准被强制性确立,所有的公务行为必须受到这些标准的约束。而乡村人事、税收、财务和财富分配实践,是观察这些准则的合适场合,因为这些领域和公共、个人利益密切相关,同时又是各种权力发挥影响作用的场所。正如前面所说,如果承认,中国近代以来的确存在着一个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我希望知道,在乡村领域,是否发生了上述规则的变化?换句话说,在国家政权建设中,是否呈现了不同于基层社会的治理原则、理念和行动规则?

与此有关,我还特别关注社会规则和法律规则的一致化进程。在欧洲历史上的国家政权建设中,司法权是一项关键的政治管辖权,因而受到各方的争夺。地方法院为谁服务──根据谁的规则判案,就成为扩张谁的权力的助手。在英国,地方法院服务于国家法院,因而强化了国家权力合法性并促进其增长;在德国,地方法院也参与了国家政权建设,使得国家顺利地掌握了管辖权[20]。可以说,欧洲律师的作用在维持国家的规则,因而客观上帮助重建了国家的权力,法律专家通过他们提供的社会服务,将普通的问题表述为法律规则可以衡量的问题,以及用法律可能判断的语言,后果是使社会生活和行为进入法律语言系统的约束。这些发展使法律经历了"简化"(确立法律语言)、"统一"(确立唯一的法律制定和解释权)和"集中"(确立唯一的司法授权机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即法律规则的集中化发展,使得一个简单的、标准化的、形式化的、一元权威中心的法律体系得以确立,而标准化的专门系统分化设置,又同方便统一税务体系的扩大有关。这些都成为"国家政权建设中"及其重要的内容。[21]

那么,在中国乡村案例中,我们是否可以观察到这项发展?乡村各种关于税务冲突和财富分配纠纷是否带来了统一科层体制、统一法律体系的压力?是否带来了公务行政标准化的发展?还是仍旧保持了巨大的灵活性(一事一议),不断生产着弹性处理的普及化?运用一些土地纠纷的事例,我试图讨论个体支配、群体支配和专门权力支配的冲突性质,并以治理原则的现代取向为参考讨论这些社会现象。我还留意乡村精英的权力竞争活动、及其对于规则变化的隐含意义,不少这样的活动集聚了改变规则的动力,但由于公共社会关系、及其公共角色尚未随之转型的限制,这些动力被耗散并回到原来的增强自我权力上去。

 

分析理念

#公共性

    社会规则关注的是公共问题,因而作为基础性的概念,观念上对"公共"和"私人"领域进行区分十分重要。这里,公和私不是道德指陈,而是一种空间、结构和关系的概念,它代表着不同规则发挥作用的领域。区分公域与私域的标准是可见性(visibility)和集体性(collectivity,Jeff Weintraub, 1997),具有这两种性质的是公共领域。[22]这种标准有时可能混合使用,但基本原则仍是可能清楚辨别的:

 

 

私域

公域

隐蔽的,收敛的,难以接近的,封闭的,非正式的

开放的,披露的,可接近的,公开的,正式的,

个人的,部分的

集体的,整体的

个人利益,特别利益,特殊性,特别规则

整体利益,共享利益,普遍性,公共规则

 

 

Jeff Weintraub认为,在进入社会和政治分析时,上述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分类有助于认识社会结构不同方面:

 

 

区分领域

标准的标准

政治与非政治

共享利益与特别利益

社会关系与个人关系

可接近(开放)性与隐秘(封闭)性

国家行政与市场活动

强制性与自愿自利性

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

他人支配与个人支配

次级组织与初级组织

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

 

 

根据政治哲学(Aristotel's Politics)的研究,公域和私域同步分化出两种支配机制:私控制生活,公控制政治。但是根据自然法理论和自由理论的一般说法,这一判定不是来源于自然或历史,而是人类的行动。它们是行动的结果,是由人的理性能力来主导的。行动者能够站在自身之外,对其行动后果的合法性进行评估,这种能力、加上强制力量,可以被指派给公共机构承担,来保护个体安全不受侵害(Ganiela Gobetti,同上,1997:104)。

    显然,公域和私域具有紧张关系,紧张的核心在于私人权利和公共权利的冲突方面。进行领域划分、并区分它们的作用范围能够缓解部分冲突,但还不能完全解决私人权利的保护问题。人们认识到用私权保护私权还不足够,因而需要由公共权力履行这项职能。但是鉴于上面提到的紧张关系,公共权力事实上存在着保护和侵犯私人权利的两种可能,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公共权力,而是要什么样的公共权力。也就是说,公共领域的规则必须具有公共性,才能保证其合法性和权威性,即多数个体愿意接受并遵守。在政治社会学中,这一点也可以表述为是政治上可接受的。显然,这需要公共理性,即以共同需要为出发点,选择公共同意作为个体(私)遵守的条件,"他们互相视对方为社会合作体制中自由与平等的公民,愿意按照他们认为是合理的正义概念彼此提供平等的合作条件,即便是在特殊情况下损害自身利益,他们也愿意根据那些条件去行动"(罗尔斯,2001:6)。[23]

公共性还涉及到社会成员公民身份的塑造,它不仅是一种关于结构和空间的实际类别,更是一种关于社会成员的身份、归属、认同的规范建构,它培育、扩大着包括国家和公民社会在内的公民权责支配。因而国家和非国家领域都关涉到公共规则(Brubaker,Roger,1992)。[24]在现代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公共性是权威道德资源的来源。[25]

在这组论文中,我接受上述区分,但试图讨论它们在乡村社会的特别样式。我留意这样一些现象:这些规则由私人界定还是公共界定?它是个人的工具还是公共可使用的东西?它带来的福利是个人专用还是公共可分享的?它具有普遍主义责任还是特殊主义责任?它的改变跟随个人意愿或情景阐释,还是需要经过一种公共程序?它的权威是来源于个人确定还是公共程序?其权力是严格限定的、公开的、受公共审查的还是无限的,私下的和自主的?私人关系和公共关系是否存在界限?它们的连接方式怎样?等等。

 

#非个人关系

与个人关系相对,这是公共性社会关系的另一种说法。很多研究已经证实,个人关系被发现在传统的初级组织(例如亲属组织)中,它以个人间的亲疏、忠诚、互惠作为纽带连结着社会成员,并形成社会连接网络。个人关系在公共领域最为典型的形式,是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者已经充分讨论的庇护关系网络。这种关系呈现以下特征:

(1)在个人认同和权力义务方面,具有强烈的非平等的关系,一方拥有较多的权力、财富、影响,而另一方没有;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平衡的友谊,比如礼物交换的不均衡,单向馈赠或等级化服务等;(2)形成和保持关系依赖于互惠,交换各自需要、不同类型的资源或服务;一方给予控制、机会、权力和保护,另一方提供支持、忠诚、服务和尊敬;(3) 互惠功利性的依赖关系;互相具有团结忠诚的承诺;内聚的,非条件的,和长久稳定的信誉关系,合作性;(4) 特殊主义和弥散性的关系;非特定目标,不断变化的动机,以及全部问题的包办性;(5) 包含人情,及一系列相关的社会规范(标准)和道德义务,给予或要求帮助的正当性,忠诚指向个人,而不是组织或价值意识形态;(6)个人而非职位的统治,公私混合限制,具有有效的动员力量和高超的组织化能力,可以连接或抵抗更大的政治权威,形成地方共同体(S. N. Eisenstardt and L.Ronicer,1994)。[26]

非个人关系与此不同。它与亲疏远近无关,而是以普遍主义、感情无涉的单一角色(公务)关系--以权利、义务和责任为标准。非个人关系与个人关系区别的关键点,在于区分个人利益(personal interests)和个体利益(individual interests)。在汉语表述中,它们好象都是个人利益,但却有重要的不同。前者的个人是一个实体存在,它特别指向某个个人,他的特别利益可以和其他人分别开来。个人利益需要依附于具体实体,离开了这个实体,个人利益就无法存在。Individual interests中的个体不是一个具体实体,而是每个行动者都具有的性质,因而它指每一个个人都具有利益诉求,这种共性可以和其他实体共享。这意味着个体超越了任何具体实体,取得了抽象地位:他的属性每个个人共有,而不是某个个人特有的、因而不同于其他个人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个人间可能区分不同的personal interests,因为它们是差异的,但不能区分individual interests,因为它们是共有的。显然地,能够被每个个人共享的东西,才是公共利益的基础。共享的个体利益与公共性有关,而公共性,必须以非个人关系中的个体利益(而非个人利益)为基础。而personal interests只能推导出特殊的价值,它无法在不同的实体中扩散、共享,因而不能发展出大家认同的普遍性原则,无法进入公共空间。相反,个体性(individuality)是大家共有的属性,它能够导出普遍性价值──公共同意的原则,即公共性,或非个人性。

对于理解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来说,这种区分很重要,因为,特殊的个人原则同公共性格格不入,而普遍性原则(非特殊性原则)和非个人(impersonal)原则同义。从"个人利益"中,我们找不到非个人关系的生长基础,但从"个体利益"中我们能够找到这一点,即共享的个体利益与公共性(非个人性)有关,因而后者更具有一般性。因此,区分"个人利益"和"个体利益"的目的,在于寻找"公共"利益、公共关系、或公共空间的基础。公共空间是对某些共享利益(因此可以称为"公共"利益)的共识空间,但更重要的是,这些价值并不超越于"个体"利益,也不与之对立(然却同"个人"利益对立)。"个体"和"个人"的核心差别,在于后者只能发展出与它者利益无关、或者是对立的"公共--集体"概念,而这正是过去汉语世界"公--私"分野的源头。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个人、而没有个体( 每个个人共有的属性)观念,真正的"公共"关系就无从确立。"个体利益"涉及到和其他个体的共享和共生关系,即社会关系,而"个人利益"则没有这个内容。因此,"公共"空间以个体、即非个人利益为基础。这里,我把不同"关系"成份本身看成是重要的"性质"差异。

个人性(特殊性)是"私",非个人性(普遍性)是"公",并不是一种新界定。根据Allan Silver的研究,一些现代思想大师比如斯密(Smith)、休谟(Hume)等人早已发现,现代商业社会创造出了一种历史上前所未有社会关系形式:自我利益关系和个人利益关系的区分,虽然二者都可以是"私利"或"自我利益"。这里的"个人利益"不必受社会规则的定义或承认,也不必受到它的强制性规范,即不必和公共发生关系;但"自我利益",则已经通过构造一种新型的个人契约关系、形成了具有社会规范意义的新价值,这种价值需要社会契约的认可,即需要被交易双方共同承认的"公共规则"约束。这里,社会契约的意义,在于规定那些被双方承认、并共享的"私利"为合法,能够成为契约的关系必定同非个人、非单方面的利益有关,因而受到社会规范、包括法律的强制性保护。社会契约使得私利从单纯的"个人利益"转化为必须有(个人之外)他人同意的"自我利益",这种转变的价值,是让自我利益和他人相关,即和"公共"相关。于是,自我利益定向的、但却是非个人的公共性关系就成为市场交换的基本伦理:

 

"这种新的、个人关系的"私人"世界,不是无关紧要的、暂时的、脆弱的或局限在某一圈中的,相反,它通过确立一种商业性的、合约性的、以及非个人性的行政约束关系,而使得"公共"世界成为可能"(Allan Silver,1997:页45)。[27]

 

    使用这样的分析理念是因为我们讨论是公共领域的事情,它需要有一系列不同于私人领域的规则和原则。而这些规则的存在,在我看来,是个体权利被公正保护的条件。公共规则通过重造一种社会关系,来建构个体的安全感和行为准则。而其构造原则的基础是抽象的个体(individual) 之共享部分,而非具体的个人(person)而专有的部分,这成为个人机会主义和利益政治行为被约束的底线,也是个人自由的正当底线──它们只能在另外开辟的专门空间--政治领域中发挥影响,而不能进入公共规则的执行领域。后者是超越于团体政治的,因而是公共的。

 

资料来源

这组论文使用的主要资料,来自于对华北西村村民的访谈(1998)、文字资料收集(1998-2001)以及问卷调查(2002)。还有少数资料来自东北、河南、山东和浙江。参与这些资料收集过程的有我自己,以及张立鹏,祁冬涛,黎安,徐富海,欧阳景根,张敏,张磊,仝志辉,章永乐。他们当时都是北大、清华和人大的硕、博士研究生,现在一些人已经完成学业从事工作,一些人在继续硕士、博士或博士后研究。这些参与者曾经有多次讨论,大家的知识和建议被不断吸收到访谈提纲或问卷中,他们每一个人都对这项研究作出了贡献。徐富海对问卷资料进行了初步统计。在此特别感谢他们的慷慨帮助,但他们不应为本书的任何错误负责。

为了使得材料具有真实性,资料收集中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1,没有通过行政渠道介绍或组织调查,调查员直接住在普通村民家中,请村民来或上门访问;受访中干部的比率也非常低。这样,受访人群的身份和立场没有经过村干部的挑选,过程中也没有任何干部参与,他们对问答的影响较少。2,访问不同观点、派系的人,以免使调查员受到某观点或派系是非信念的影响。3,调查重点放在访谈和分析资料上,问卷作为补充,后者主要的作用是"核对"与访谈结论是否存在重大差异。4,问卷几经修改后,经过试调查,目标在于发现问卷的不妥之处,再做修改后全面发放。这些修改的主要目标,是更加贴近我们关心的主题,更加贴近西村熟悉的语言和生活。

在获取资料开始,我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公共(权威)机构的性质和作用,特别是它们在"建设"公共规则方面的作用。故我当时把调查的主题设置在这样的问题上:如果说,国家力量曾经前所未有地深入到乡村,那么,乡村公共资源管理体制是否随着"国家政权建设"而确立?研究假定,在案例西村,国家政权建设没有造就出组织化科层体系,并实质以标准化的工作形式取代社会对于公共事物、资源的管制传统,这种传统以个人化关系、权威控制、不确定和地方利益政治为特征。原因解释,没有实质性的行动规则演进,以便通过行政(公共资源管理)和政治(实力控制和利益竞争)的分立,即公共利益支配和专门利益支配领域的分立,来约束利益政治行为,改变公共领域的社会关系。西方意义上以确立公民身份、保护公民权利的"国家政权建设"过程没有发生,社会当中通过冲突展现的零星的规则演进动力的建设性作用,被利益政治不断消解。

观察利益冲突需要寻找关乎人们重要利益的领域。我们的观察主要放在税收,人事、财政、资源分配四个方面,因为它们能够反映乡村社会财富的控制权状况。但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必须有标准。根据现代科层制发展的特征,我们用中立(或势力导向)、原则(或利益导向)、标准化行为(或弹性行为)、公开操作(或暗中操作)、统一规则(或随机应变)、公共分享(或专门使用)、普遍主义(或特殊主义)、内部管制(或民意影响)、有限权力(或无边权力)作为测量的基本标准。

本研究的部分文字曾经发表,文中脚注有说明。但在本书成集时,我又将所有内容进行了修改。



[1]在十八世纪的美国,土地所有权被认为是对土地的绝对支配权,这意味着,凡是妨碍土地权利的行为都可以请求法院制止之。随着水利事业对于农业发展价值的增加,大规模的建造水车或修建堤坝的活动开始了,但结果是下游沿岸土地所有者的自然水流可能被截夺,于是关于水利权的纠纷案日益上升。对我们的主题非常有意义的是,这方面法院判例原则的变化。它起初采取了禁止变更自然水流的立场,这有利于历史上形成的土地所有者──承认他们具有优先使用水源的权益,而造坝者改变了自然水流,因此不在法院的支持之例。但是后来,出现了要求原告在申请制止变更水流时,需要进行实效的取证,即证明自己这种要求不仅符合自己的产权利益,同时符合更多产权人的公益。再往后,法院日益倾向于综合衡量上下游沿岸地区大多数所有权者的利益,合理决定用水范围。法院统筹考虑的标准是:公共共享的利益、即水利资源使用的社会效益,而不是阻止水流变更的个人效益,也不是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平等。这就意味着,如果有证据表明,堤坝的建设可以给更多的人带来利益,法院将保护该项目在水利资源利用方面的优先权。参见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 参见《美国法律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3] 参见布坎南,"对政治行动的约束",载布坎南、马思格雷夫,《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1999]。

[4] 布坎南,《同意的计算》,北京财贸大学出版社,25页;

[5] 参见Gary D.Libecap的相关研究,"产权合同中的分配问题",载Eirik G. Furubotn and Rudolf Richter编,《新制度经济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作者在这篇文章里建议,"产权是政治制度,在配置对资源用途的决策权力、以适应新的经济环境上,产权同时也规定了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分配"。所以,"要更好地理解产权制度的多样性、以及与之伴随的经济绩效水平,研究的重心必须放在,以财产规则和法律的建立、修改为基础的政治谈判上"(页258)。

[6] 张静,《利益组织化单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7] 前一主题该书有所讨论,关于后一主题,我已经写就一篇论文"单位政治与阶级政治",发表于《开放时代》,2003年2期。

[8] 莱昂. 狄骥,《公法的变迁,法律与国家》,郑戈译,辽海出版社,1999;

[9] 我使用引号"进步"特指我自己对进步的认识。我意识到有多种对于什么是进步的定义,它们未必互相同意,但应认真对待并获得尊重。

[10]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基督教教育研究(1887-192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1] 海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12] 弗雷德·夏尔,讲座稿,"宪政主义的背景",《天涯》网站2001年10月供稿;

[13] 哈佛法律学者安守廉批评了昂格尔固守自己的西方社会价值,并未与研究对象之间建立共识性的价值,因而正在试图"构造"他的研究对象(参见高道蕴、高鸿钧、贺卫方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页37-83)。这一批评的中心所指,乃在于反思运用西式框架研究它者的不妥。安守廉旨在说明,中国历史文献显示,存在着类似"超越"和"自然法概念"的中国式变形。这也许可以对昂格尔的部分论点提出质疑,但似乎并没有推翻前者认定的事实:传统中国缺乏普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现代法律体系。

[14]见季卫东,1994,序,页2。

[15] 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页196-197;183-184。转引自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三联书店,2000;页76,80。

[16] 对于这些规则的描述,参见Gordon S.Wood,《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以及Donna Bohanan, Crown and Nobility in Early Modern France, Palgrave, 2001;

[17] Ezra F. Vogel,Politicized Bureaucracy: Communist China, in Fred W. Riggs ed., in Frontier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 Durham, HC: Duke University Press,1970,pp556-557.转引自丁学良,2002;

[18] 参见丁学良,"中国学生眼中的西方社会科学",世纪中国网站论文,2002年4月。

[19] Nicos P. Mouzelis, Organization and Bureaucracy: An Analysis of Modern Theories, London,RKP,1975, p39;转引自丁学良,2002;

[20] Gerald Strauss,1986,Law,Resistance and the State: The Opposition to Roman Law in Reformation German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转引自同上。

[21] Melissa Macauley, Social Power and Legal Culture, Litigation Mast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22] Jeff Weintraub, 1997,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Eds., Jeff  Weintraub and Krishan Kumar, 1997, Private and Public,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p1;

[23] 罗尔斯,"公共理性观念再探",哈佛燕京学社与三联书店编,《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北京三联,2000,页6。

[24] Brubaker, Roger,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25] Agnes S. Ku, Revisiting the Notion of "Public" in Habermas's Theory,Toward a Theory of  Politics of  Public Credibility, Sociological Theory, 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vol.18,No 2,July 2000,pp225;

[26] S.N.Eisenstardt and L.Ronicer,1994,in S.N.Eisenstardt, Power, Trust and Meaning,pp202-238;

[27] Allan Silver,Two Different Sorts of Commerce-Friendship and Strangership in Civil Society, in Jeff Weintraub and Krishan Kumar eds., Public and Private in Thought and Practice: Perspectives on a Grand Dichotom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pp4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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