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智 2010年08月08日

常君睿 2010年07月23日

陈安 2010年07月19日

本文分析了乡镇一级的财政危机及主要由1994年的税制改革造成的农民负担增加。这项改革改变了税收分成制度，有利于中央政府。在更大的财政资源限制下，地方官员的政绩压力促使他们复制中央政府的“为我服务”政策，极力试图搜刮其下属行政管辖区来平衡本级财政预算。乡镇处于国家行政级别的最底层，没有下属部门来弥补其财政损失，填充政府腰包。收入来源减少，使乡镇官员榨取农民更甚，尤其是在农业省份。在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废除、取消了农民负担的同时，农村财政最根本的结构性问题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正在恶化。

古学斌 2010年07月19日

1993年，我首次造访中国大陆梅县客家地区的古村。我惊讶地发现农村在改革开放之后，村民普遍失去了过往对村干部的尊敬和信任，尤其令我深感诧异的是公社瓦解和去集体化（decollectionization）之后，农村所出现的那种紊乱现象，那种一塌糊涂得好像完全无人能撑大局的脱序现象，好像再也没有新的地方政治权力能够取代当年毛泽东时期公社运动所展现的地方组织力及管理力。古村不再像早期人类学者所言那般的中国南方村落了。村子里没有特定的世家大族足以掌控地方领导核心，没有集体资产能做为村民的共同经济收入，没有地方富豪能透过贷款或垄断控制当地的交易或农业生产，以至没有任何长老和／或财阀能支配集体生产。那时候，村民对村中的公共事务表现得漠不关心。
1995年，我再度造访古村时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本是紊乱的村落变得井井有条。那些曾经嚷着事不关己的村民都显得活跃起来，经常关注村子的发展。他们竟会兴奋地告诉我，他们要成立祠堂委员会，他们要重建古村。时至今天，古村祠堂委员会的成立已成为当地社区的重要力量。在社区营造的过程中扮演了重大的角色。同时，它亦成为了村民的集体象征。特别是跟地方政府交涉各种事务之时，它更加是村中的一股重大的政治势力。
究竟传统文化包括宗族、宗教、习俗等在社区发动和组织的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村民自我认同的重构在近代中国农村地方政治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社区发展如何借用农村的传统文化网络和资源呢？古村的例子对我们这群在农村搞社区发展的学者又有甚么的启迪和借鉴作用呢？本文将重点探讨古村自发组织形成的历程，寻索宗族、自发组织、与社區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村民自发组织在中国农村基层政治的意涵。

郭慧玲、赵旭东 2010年07月19日

20世纪40年代末,韩丁在长治张庄亲眼目睹了该村的土改运动，之后以张庄土改运动中收集到的资料为素材创作了长篇纪实文学《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翻身”运动中张庄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生活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本文旨在通过对当前张庄的政治、经济和宗教生活的详细考察，与当初的情况作比较，从而揭示出1945年以来张庄社会生活的变迁情况。最后，笔者将对韩丁的视角和记述作出反思，由此来进一步认识整个社会生活的变迁过程。

裴玉成 2010年07月19日

本文的写作目的在于通过对一个草根企业的发展历程和内部组织权威结构特点及维系手段的剖析，从家族企业内部的组织权威结构切入审视一个个案意义上的企业的运行特点。在威服概念下，“威”所强调的是对权威核心在组织内部地位的认可和敬畏，而其所采用的手段，则是将权威的秩序等级观念融入日常生活和管理的诸多细节中，并通过日常生活中经常性的仪式表演，达到强化权威等级秩序合法性的“服”的最终目的

吴明煌 2010年07月23日

本文通过对1944年山西省昔阳县东丰稔村的个案研究，探讨中国革命的繁难进程。在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国家意志和政策与农民传统价值和行为实践之间的交错互动使中国革命呈现出国家对农村生活强权渗透的特点；面对农民对国家渗透的普遍抵抗，共产党外来干部采取了各种激励机制，以使合作化运动得以继续，这些机制成为1950年代农业集体化的制度建设来源。

吴重庆 2010年07月19日

由于阴阳两界信息的隔绝,人神之间的沟通主要是信息的沟通。人之畏鬼及人之求神，皆缘于人与神、鬼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人神关系的实质是“委托—代理”的经济关系,委托者需考虑成本问题。作为神明代言人的女巫—童乩,其灵力取决于是否提供准确有效的信息。如果信息失灵,信众将因不经济而“改信”，导致童乩灵力的变迁。由于信息供给者的特殊身份,信众对灵验的负面信息采取自我管制和过滤的策略,使外圈层信众处于灵验负面信息的屏闭状态。而单方面传播灵验的正面信息,使童乩的声名远播。因此而形成童乩灵力的变迁规律：在空间上,童乩灵力的覆盖面并非呈圆形或扇面区域,而是呈圈层结构；在时间上,童乩灵力只有在内圈层的辐射力衰退之后才进而辐射到外圈层。由于乡村交通和通讯的日益发达,童乩灵力辐射的外圈层的范围半径越来越大,使神明的本土化色彩越来越淡；童乩灵力辐射从内圈层到外圈层的推移速度越来越快,使童乩灵力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乡村社会神明的跨地域性、去社区化以及童乩生命周期的短暂化可能对乡村社会以及人的心态产生深刻影响。

薛涌 2010年07月23日

一种新型的商品化肥料--豆饼的采用标志着一项晚明江南农业的重大科技进步。豆饼的流行是两种发展趋势的结果：清代江南地区严重的肥料短缺以及"满洲"豆制品的输入。然而，近来彭慕兰和李伯重的研究将来自"满洲"的进口数量夸大了10-25倍。他们同样对于东北豆饼的输入主要集中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三四十年这样一个被限定的时间结构区间的情况一无所知。事实上，尽管"满洲"具有生产足够豆饼以解决江南地区肥料持续性肥料短缺的潜力，这种潜力在外国势力进入中国贸易前却长期没有被展现出来。十九世纪江南农业的停滞不前是源于该地区利用"满洲"改进其农业上的失败，而并非如彭慕兰所声称的缺少英格兰所具有的那种"地缘优势"。

岳谦厚、黄欣 2010年07月19日

张卫国 2010年07月23日

本文着重研究始于1978年的市场改革和1979年开始实施的更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两个国策的交互作用，考察其在重塑中国北方农村社会性别、家庭和亲属关系方面的影响。研究尤其关注已婚妇女与其娘家之间的纽带关系；它在改革后显得更为紧密，女儿与家长之间的联系也更加频繁。研究的定性数据来自2002年到2004年之间在河北省三个县间断进行的访谈。作者认为，改革带来不断变化着的新政治经济背景，打破了改革前集体时代女儿与父母关系中原有制度和经济的约束,从而增进了改革后农业社会中妇女与娘家的联系。此外，针对控制个人生育和延缓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增强已婚妇女与其生身父母之间的关系，也有着计划决策者所预料不到的结果。

崔之元 2010年06月21日

崔之元 2010年06月21日

崔之元 2010年06月21日

汪晖 2010年06月17日

作者有关“五四”的系列研究第一部分，曾以同题在斯坦福（2009年2月27日）、纽约大学（2009年3月3日）公开演讲。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关键时刻与方法”（加大柏克利分校，2009年4月3日）会上，作为主题论文发表。上篇以《东方杂志》为中心，分析对欧洲战争和共和危机的政经分析为何转向文明问题；中篇以《新青年》、《新潮》为中心，分析“新文化运动”的文化政治与“五四”政治运动的关系；下篇以二十年代初期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新型政党政治的形成为中心，分析文化运动与政党政治的关系，说明“新文化运动”的退潮和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