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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的性质:中西方学者对话(一)

 

中国国家的性质:中西方学者对话(一)*
黄宗智主编

目录

《中国国家的性质:中西方学者对话(一)》导言 黄宗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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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转型理论 Ivan Szelenyi *

载《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4-108页。

 

作者题记:本专辑与"The Nature of the Chinese State: Dialogues among Western and Chinese Scholars." Modern China 34. 1 (Jan 2008) 同时发表。感谢各位作者和评议人,以及刘昶先生为本辑评议文章所做的高水平翻译工作。

《中国国家的性质:中西方学者对话(一)》导言

黄宗智

      这期专刊挑战的首先是关于中国国家性质的一系列理论概念。其中,黄宗智、康晓光和韩恒,王绍光、及孙立平提供的四篇文章,可以看做是对中国过去和现在的" 实践"-而不是理论、表达、或制度结构-的强调,借此来与一些被用来分析中国国家的理论进行论辩。第五篇文章是汪晖的,他从另一方面对套用西方现代的"帝 国-国家"二元论来理解中国宋代至清代的历史提出了批评,他把中国和西方放在它们各自的"内在"传统和时势中,从而为两者都提供一个批评的视角。我们的评 论人,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许慧文(Vivienne Shue)、和Ivan Szelenyi,基本上同意本刊文章提出的这些挑战,但进一步提出了一些本刊文章只部分涉及的重大问题。下面我先对本刊文章比较明显的论题做一概述。

      我本人的文章对韦伯等人的国家与社会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以及在西方的中国研究中所使用的其衍生概念"科层制化"提出了挑战。根据近年来日益积累的档案证 据,我试图证明在中国的行政实践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广泛地依靠"半正式的治理", 即依赖不带薪酬的准官员(由社区提名并为国家认可)以及以纠纷处理为主要手段(国家只在治理导致纠纷时或在准官员人事变动时方才介入)来进行治理。对这样 的行政实践我建议用"集权的简约治理"来刻画和把握,它是中国治理中的"第三领域"的长期传统的一部分,在这个领域里国家与社会携手合作,而不是如通常假 定的那样相互对立。

      康晓光和韩恒的文章,则对应用与正式的国家对立的"市民社会"的概念来理解中国近年来涌现出来的各种非政府组织,提出了质疑。康和韩指出,尽管这些组织有 明显的"民间的"性质,现行的中国政府事实上根据这些组织的性质及其所认定的对国家的可能威胁,对它们采用了一套"分类控制体系"。比如,非正式社团和行 业协会及商会,可以享受相当程度的自由和自治;宗教组织和政府主办的工会,则受到严密的控制;而那些被认定是敌对性的组织,政府的策略是禁止和取缔。

      王绍光的文章则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了,媒体的市场化以及互联网的普及极大地拓宽了公众对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影响。政策制定不再是严格"关门"的,只限于政府 高层官员和他们的智囊,或仅仅由政府来动员和征求公共舆论,而常常是公众从外部施压的结果,这种发展可证之于最近政府出台的,用以解决东部沿海与西部内 地、城市与乡村、不同的收入群体之间的日益扩大的差距,应对环境恶化,以及处理一些极端的政府滥权个案的各种措施等。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公众对政 府决策影响大大加强。简单的"威权主义"分析框架根本不能把握在中国国家性质及其与社会的关系方面这些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孙立平的文章指出中国的后共产主义"社会转型"路径与主流理论中的俄罗斯东欧路径相比十分不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解体,而是保持了政权和控 制,甚至它的许多政治语汇。现行的改革常常是把意识形态争论放在一边,采用非正式的"变通"方式的结果,甚至是说一套做一套,因此中国转型的实际情况应从 其"实践"过程的层面,而不是从官方的意识形态或制度结构来观察。基于这种现实,孙倡导一种"实践社会学",并把它归入新的转型社会学之列。早期的古典韦 伯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是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资本主义逻辑;新转型社会学关注的则是后共产主义、而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但是孙反对时下的 转型社会学把所有转变都看做是简单地指向资本主义的倾向。

      最后,汪晖论证了现代化理论中关于"帝国"和"民族国家"的二元论,以及关于两者的一些相关的假设,在西方的(以及日本京都学派的内藤湖南假说中)中国研 究中的中心地位(汪在自己的大部头著作中对此有详尽的讨论,这里只是一个很简短的概要)。汪晖指出,这个二元论模糊了一些重大而显著的历史延续性,比如, 清代-民国-共和国在建构自我合法性的多民族统一意识形态中的延续,以及三个政权在疆域上的延续。循着同样的思路,汪晖争论说,宋代关于"封建"和"郡 县"的讨论,也必须通过当时形成的以天理为中心范畴的新型世界观的"内在视野"来理解。把西方现代化的范畴(无论是哲学范畴如本体论、现实主义、和认识 论,或者社会科学范畴,如帝国-国家等)应用于宋代的思想因此是非常误导的。

      我们对话始于许慧文,她对上述五篇文章的认真总结几乎使本导言显得多余。她建议把本刊文章所分析的各种不同的现实都置于一个单一的比喻之下,这个比喻把中 国国家看做是一个拥有常备剧目,雇用许多变通的角色和使用各种不同演技的大型剧团,当然这些角色和演技都永远服从一个单一和一元的国家权威。国家权威的行 使会混合采用正式和非正式(国家和社会)的手段,就像书法家在创作时要把干的墨和水混合在一起研磨一样。不过,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这样一个观念,这个国家权 威"归根结底出自于一个单一的,极端集中的、至高无上的来源。"对此,她在结束自己的评论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那么,(把民主理解为)监督和制衡的机制在 哪里?

      杜赞奇也对五篇文章做了总结回顾并显然同意它们大部分的内容。他本人事实上做过大量的研究来论证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工具是如何深刻地影 响了以往的学术研究。而在这篇评论中他进一步问道:尽管有上述文章的这些观点,但是,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霸权所支配的世界秩序不是在它的 推进过程中重塑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一切吗?值得注意的是,杜赞奇所说的世界秩序并不仅仅是原教旨市场主义所指的"全球化";相反,他的概念来源于对世界资 本主义与民族-国家合伙共谋的认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追问:即使是反帝的社会主义的中国革命不是也从一开始就把"采取民族国家的形式"视为理所当然 吗?到后来,中国革命本身不是也被这个世界秩序根本改造和同化了吗?

      Ivan Szelenyi为杜赞奇的问题提供了相当的经验和理论支持。他首先回顾了前社会主义国家早期转型的三条不同的道路:中国的由乡村企业推动的 "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 俄罗斯的由官员转化而来的资本家所推动的"新世袭资本主义";以及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中欧")的由外国投资推动的"外来资本主义"。接着他 讨论了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后期转型阶段出现的日益趋同,表现为中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大量外资涌入,俄国的市场制度更充分发展,以及中欧的民族资产阶 级兴起。通过这样的回顾,中国确实看来是日益被"同化"到世界资本主义秩序中去了。

      本刊五篇文章的作者对许慧文,杜赞奇,和Szelenyi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做过回答。我们的四位中国大陆作者不仅都是专业的大学教授,而且还都是中国著 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想做的不仅仅是解构现代主义的概念范畴,或证明中国的独特性,而是追问"中国向何处去?"在今天的中国,这个问题常常通过对现 代性的五花八门的解说来表达。如果说他们的讨论中有一条共同的线索的话,那就是,中国的现在和中国的将来,不可能,也不应该,简单地等同于现代西方的资本 主义发展路径,自由民主制,和民族-国家。

     康晓光著名的主张是发展适应现代化和全球化需要的"新儒教",以此构成中国意识形态和文化复兴的核心,来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的世界竞争(康2004;参见 康2002)。当然,按照许慧文的理解,康把一个统一的、没有制衡的中央权威视为理所当然。另一方面,王绍光勾画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愿景,其中民主是持续的 和有广泛参与的(而不仅仅是一次性的投票),自由是基于资源分配和机会平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王2007a)。王对中国的税收改革上有过 相当大的影响,最近他又提出中国应从传统的"税收国家"转型到现代的"预算国家",以便对国家预算实行立法监督(王2007b)。

      其他三位作者的观点或许既是方法论的又是展望性的,都试图从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中找到可以替代(西方)"现代性"的发展趋向。社会学家孙立平的文章聚焦于正 在浮现的(大众)实践逻辑,这是普通民众在面对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混合的计划-市场经济及其博弈规则这样的新现实时,所采取的应对之道 (针对这一点,Szelenyi反驳说:这固然很好,但事实是,迄今为止,普通民众和他们的实践对型塑中国的转型路径仍无关紧要)。当然,虽然孙的工作主 要是对现实的批评,如通过大众实践而不是政府的宣传言说揭示出来的社会断裂和失衡(这是他的三步曲中头两卷的标题,第三卷为博弈),他的研究无疑倡导建设 一个享有社会公正和更有凝聚力的中国,弱势群体在其中可以发出更强大的声音。

      我在这里和其它场合都强调一种建立在研究"实践历史"基础上的方法。我认为,"现代性"在西方是其自身的历史"实践",它包含了多种倾向,不能还原为任何 单一的理论传统,如时下在美国新保守主义统治下经国家意识形态化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社会学,或"古典正统"法学(即法学形式主义)。我赞成这样一种研 究方法,它的概念是建立在源自实践历史的经验证据基础上的。我对介于正式的国家和非正式的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的行政实践的描述,可以看做是勾勒一种不 同的治理模式,或许也是一种不同的经济组织的尝试,它们可能会在中国现在和将来的发展中起作用(许慧文说她倾向于用她的混合体的比喻,而把国家-社会的二 元论完全抛在一边;但我的意图并不是否认做为一种现实存在的国家[比如,它的官方机构]和社会[比如,自然村落],而只是反对非此即彼的两极化公式)。我 在别处也试图强调一种持久顽强的"实用道德主义"(与现代形式主义相对),它突出了中国在过去,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当代,立法中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 方式可能会有助于回应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挑战(Huang, 2006, 2007)。根据这一历史来判断,许慧文所强调的"监督与制衡"(应是指通过行政、立法、司法的分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并很可能会继续同样地在官方理 论认可之前得到部分实践。

      接着,汪晖倡导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即建立在对西方启蒙主义现代性的批判理解基础上的中国的现代性。他研究宋代和清代思想和治理的方法是把它们置于 历史环境中来理解,对于当代思想,他采用了同样的探索方法,并通过两者的对比和反复相互视察,从而为两者带来真正的历史和批评的视角。他的《现代中国思想 的兴起》可以看作是使用这种方法来从中国传统中寻找应对当代问题的潜在资源。最近,他开始了一项同样是里程碑式的工作,来重新评价中国革命,同样希望从它 的内在传统和时势中来求得一种理解,希望继续为中国现代性找到不同(于西方)的途径。鉴于中国政府近年来对社会平等和公共服务更加关注,中国革命遗产的某 些方面对中国的现在和将来可能会被证明是有意义的。

      当然,本刊的所有作者仍要回答许慧文的问题:面对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监督和制衡在哪里?以及杜赞奇和Szelenyi的问题:任何可能的另类方案能否真 正挑战压倒一切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世界秩序?杜赞奇表达了他对社会公正的同情和对替代现存世界秩序的希望,而我们知道,这个现存世界秩序的历史充满了 帝国主义的贪婪,世界大战和冷战,以及现在的单边霸权。但是,杜赞奇实际上等于是在说,他的"现实主义者"一面又使他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秩序的压倒一切的 变革(全胜?)力量。如我们所看到的,Szelenyi为这个观点提供了有力的经验和理论支持。当然,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来反问杜赞奇:那么,中国的走向是 否已经完全确定?而我们做为批判性的学者所能做的是否顶多只是告诉人们这个世界秩序的胜利是不可改变的?还是应该继续探寻不同的方案?对我们所有人来说, 杜赞奇和Szelenyi问题的真正重要意义也许在于,这种探寻的目标应该不仅是一个不同的中国的现代性,而且应该是一个多元的世界秩序。

 

引用书目

HUANG, PHILIP C. C. (2006) "Civil adjudication in China" Modern China, 32, 2 (April): 135-80.

--- (2007) "Whither Chinese law?" Modern China 33, 2 (April):163-94.

康晓光 (2002) "未来三五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 战略与管理 3. <http://www.tecn.cn.>

--- (2004) "文化民族主义随想", <http://www.confucius2000.com>.

王绍光 (2007a) "探索安邦之道" , <http://www.tecn.cn>.

--- (2007b) "从税收国家到预算国家" , 读书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