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我首次造访中国大陆梅县客家地区的古村。我惊讶地发现农村在改革开放之后，村民普遍失去了过往对村干部的尊敬和信任，尤其令我深感诧异的是公社瓦解和去集体化（decollectionization）之后，农村所出现的那种紊乱现象，那种一塌糊涂得好像完全无人能撑大局的脱序现象，好像再也没有新的地方政治权力能够取代当年毛泽东时期公社运动所展现的地方组织力及管理力。古村不再像早期人类学者所言那般的中国南方村落了。村子里没有特定的世家大族足以掌控地方领导核心，没有集体资产能做为村民的共同经济收入，没有地方富豪能透过贷款或垄断控制当地的交易或农业生产，以至没有任何长老和／或财阀能支配集体生产。那时候，村民对村中的公共事务表现得漠不关心。 1995年，我再度造访古村时看到的却是另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本是紊乱的村落变得井井有条。那些曾经嚷着事不关己的村民都显得活跃起来，经常关注村子的发展。他们竟会兴奋地告诉我，他们要成立祠堂委员会，他们要重建古村。时至今天，古村祠堂委员会的成立已成为当地社区的重要力量。在社区营造的过程中扮演了重大的角色。同时，它亦成为了村民的集体象征。特别是跟地方政府交涉各种事务之时，它更加是村中的一股重大的政治势力。 究竟传统文化包括宗族、宗教、习俗等在社区发动和组织的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村民自我认同的重构在近代中国农村地方政治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社区发展如何借用农村的传统文化网络和资源呢？古村的例子对我们这群在农村搞社区发展的学者又有甚么的启迪和借鉴作用呢？本文将重点探讨古村自发组织形成的历程，寻索宗族、自发组织、与社區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村民自发组织在中国农村基层政治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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